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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之哉沽之哉——叫卖的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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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今年暑假,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外出旅行,二是在家看书,算是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搭了一点儿边,其实是附了一回小小的风雅而已!因了即便是像附庸风雅这档子俗事,我也是极少有机会去做的,更不用说真正的风雅之事了。

    但是,从外面游走回来之后,坐在书房里静想,想着想着就没了意趣,古人所谓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学识更广博,人情更练达,仕途更通坦,人生更绚丽,除此而外,我就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好的东西了。”

    暑假期间,接连听到几个消息,那就是我的亲戚或朋友的子女都考上了大学,按照古代人的说法,那就是中举了。中举了,谁不高兴呢?那个范进中了举就开心得发疯了。可我就是开心不起来。当然,在电话里照例是要对亲戚或朋友道贺的,对方也都欣喜不已,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尚未接触到神童诗)时,上了年纪肚子里有些墨水的先生就会对我们这些黄毛乳儿说:“好好念书,不可贪玩。古人云: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斯之时也,吾等乳臭未干,胸无点墨,不知何为“学”更不知何为“儒”;看先生脸色,甚是庄重,心底下便想:许是这“学”与“儒”与吃饭、睡觉同等重要吧,否则,先生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们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四句话”(我们儿时都把先生念的神童诗叫做四句话)呢?说的最多的是那一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班里的同学大都出身农家,均为“田舍郎”田舍郎要跳出农门,必须要自强,发奋读书,争取金榜题名,这是通向“天子堂”的惟一途径,别无他路。

    那一年的夏天,千万学子过独木桥,我也挤了上去,有幸成为全省的“文科状元”那个时候,我家的周围八方尚无人考上大学。我算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考上“状元”的第一人,了不得了!一时广为流传,佳话迭出,仿佛像某个古代的及第士子那样春风得意。“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

    金榜题名之后,才知道,书生之路,竟赫然有血泪满途!

    举目四顾,天地苍茫,寒鸦点点。“天子堂”温暖的灯光渐渐地隐在了视线里;雁塔前涌动的人群四散在天涯海角;及第时那一份难捺的激动已被铺天盖地的寂寞所覆盖;鲜花和笑脸,掌声与歌声,喧天的锣鼓,悠扬的号子,都成了昨日长风,成了长风过后窗前的那一盆枯萎的秋菊。

    于是,陈子昂登上了幽州台,看到空旷的天宇,无际的荒原,感念那历史之漫长,天地之悠久,想起楚辞•无游中那句“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话,禁不住泪眼朦胧,苍凉,寥寂,孤独,悲郁,似乎人生之遭际,命运之浮沉,都在那一打眼之间痛楚了起来,忍不住念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千古绝唱出来。

    书生得意终有时,而书生失意总与漫漫长日作伴。书生失意时,多爱念这一首登幽州台歌,好像这一念,人生便有了支撑一般。

    二

    公元前278年前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汩罗江畔有一个披发行吟的诗人,边走边问天,且笑且哭。有一天,人们发现这位诗人不见了,后来在汩罗江的下游看到了这位诗人仰面而浮的尸体,仍然是一副昂首问苍天的样子。他就是屈原。

    屈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书生了,不仅当过朝中的左徒,而且还当过三闾大夫。三闾大夫就是掌管王族中势力最大的昭、屈、景三姓子弟的教育之事。按理说,屈先生的日子是很好过的,朝中为官,最能保全自身的法宝便是要学会:多点头与弯腰,多说是是对对与妙妙,少管些旁人闲事就是了。可是这位屈先生,秉性耿介,嘴巴总是闲不住,朝中的子兰与靳尚做不法勾当,他便忍不住同楚襄王去说。说了一遍不够还说第二遍第三遍虽说是邪不压正,然有时候,邪恶势力太强大了“正”也不得不低头。那辰光,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应该说是很为某些读书人所熟悉了,屈原不会没有看过这部书吧?如果他对道德经有所接触,恐怕就不会跳到汨罗江里去了。像那个宋玉就很聪明,他显然是把道德经读了又读的,以至于把里面的思想贯穿到他的行动之中。当时,屈原梗着脖子跟子兰、靳尚他们干,宋玉就劝屈原:“今王方眩于佞口,酣于乱政。楚国之人,皆贪靳尚之贵而响随之。大夫乃孑孑然挈其忠信而叫噪其中,言不从,国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贾仇而钓祸也。”

    宋玉这话听起来好像是胆小怕事,其实是很有些道理的。道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夫惟不争,是为争”水一旦遇到障碍物必绕道而过,而不是非得要把障碍物穿透不可。楚国已经病入膏盲了,君王旁边都是那奸佞小人,而且君王就是喜欢这样的奸佞小人,就是不喜欢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面对这种局面,你又能怎样!你老讲忠信、孝悌,为国为民,人家不稀罕!你是一个书生,管管王族子弟的教育之事也就够忙的了,够本份的了,还去管那档子国事干什么呢?劳心劳思,还讨来满朝文武的白眼,何苦来哉!屈原不听,听不进,他说:襄王这样不对的呀,忠信不用,楚国就要灭亡的呀!我一定要让襄王听我的,否则,国家就要断送在这些佞徒之手了。屈原又去跟襄王进谏,弄得襄王懊恼不已,再加子兰、靳尚等在旁边刮耳边风,于是,襄王就把他放逐到沅湘流域去了。屈原终日里徘徊在沅湘之滨,歌吟悲伤,仰天长叹,问天天不语,叩地地不应,真个凄凉!宋玉看不过去,复加劝道:大夫啊,你这样悲伤做什么呢?想通了,根本就不要那么认真。你想想,你的容貌形骸,非你所有,父母生你下来,你若是美的,就不会变成丑的;你若是丑的就无法成为美的;长短强弱都不能由自己控制。病了不能除,死了不能留。一身尚且如此,何况一国呢?你没听说过君子处世的原则吗?应该是“寄形以处世,虚心以应物,无邪无正,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功无罪”宋玉见屈原无语又说道:我听说上达节,中守节,下失节。虚其心而远于有为者,称作达节;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叫做守节;得其所分又悲而挠之者,就是失节了。

    屈原想来想去,就是没办法使自己做到“达节”就是连守节也难。干脆失节算了,就去跳汩罗江。如果他从老子门前经过,定被老子骂个狗血喷头!一个真正的读书之人,居然连最起码的生存原则都不懂!你除了问天,就是跳汩罗江,舍此而外,你还能做什么!主人买了你,你却要当主人的家,有这种道理吗?所幸,屈原跳汩罗江时,老子早就骑着青牛过函谷关去了。

    三

    中国过去有句俗语:“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人把文学叫做文艺,把武学叫作武艺。这个“艺”字用得好。不管文学、哲学或任何学问,一旦修炼到了艺术的境界,也就进入了所谓的“化境”了,是了不起的功夫,令人肃然起敬重之心。学好文武艺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卖给帝王家。一朝入了王侯之门,一生的荣华富贵便不消说的了。然也有人学了大本事,卖不出去的。像屈原算是很成功地把自己卖出去了,卖给了帝王家,本应该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只是他老跟自己过不去,卖给了帝王又跟帝王对着干,结果把自己逼进了汩罗江。这是他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

    有许多人文艺与武艺均非常了得,却始终卖不出去。孔子总算够厉害的吧?文艺武艺都使得,人品又中正,谁不说善道好呢?可就是卖不出去。论语里不是写着么:“沽之哉!沽之哉!”一个大书生,如此叫卖,真够可以的了。他不光卖自己,还带着一大帮子弟子一同待卖。坐在家里卖不出去,就到流动摊位上去卖,还是卖不出去。为了推行他的“王道”政治主张,他把婚也离了,家也弃了,一心扑在他的“主张”上。他跟自己的学生们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游说,也就是要把所有的本事卖给王侯们。无奈,孔子的学说太美了,美得让人无法接近。他所提倡的“仁义”政治需要一个非常遥远的过程,而人们喜欢马上就可以看到利益的招数。这一点,孔子是做不到的。做不到,那就不好意思,请另找高明吧。找过一个“高明”又一个“高明”谁也接受不了他的“仁义”弄得他一歇歇被人围困,一歇歇饿肚皮,像个丧家之犬,那些学生们也跟着受罪。可他不难过,被围困在陈蔡这个地方时,他还唱歌呢,乐观得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可惜,连圣人都没人买!早知如此,还不如安安耽耽地课课徒,写写书,也好兼顾家庭,有可能就不会离婚了。但如是这样,孔子也就不是孔子了,他还能成为“万世师表”么?

    孔子卖不出去,自然地,孟子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也到处去卖,结果也没碰上好买主。他碰到三个国君,一个齐宣王,一个梁惠王,一个梁襄王。孟子讲“王道”齐宣王感到头痛,一个劲地跟他打“太极拳”为了让他死心,还尽说自己的不是:我有病,我有许多病:好勇、好货、好色等等。孟子说你有这些病都没有关系,非常有耐心地跟他讲道理,到最后,还是不成功。只得到魏国去,那个梁惠王对他的理论起先不感兴趣,经他多番演说,似乎感了点兴趣,谁知在节骨眼上驾鹤西归了。接位的梁襄王,孟子说他“望之不似人君”一副吊儿郎当公子哥儿的样子,你怎么同他说?看看就来气,还是卷铺盖走人吧。这位“亚圣”最终也没有把自己很好地推销出去。看来,那个时代,要推销自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学问越好,理论越深奥,也许就越没有好买主,所谓“曲高和寡”是也。

    当然,也有人卖得好的,譬如苏秦与张仪。他们是同学,都是鬼谷子先生的学生。苏秦把自己卖出去之前,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的。这事儿谁都知道。第一次没有卖成功,落落魄魄地回到家里,太太看见他织着布不理他;嫂子不给他做饭吃;就连父母也不与他说话。苏秦到底是苏秦,他并没有责怪他们,而是怪自己错了。因为他深知:千古人情重多金!于是,他改变了以前的学习方法,发了狠心,直读得“头悬梁,锥刺股”他不走孔子孟子的老路,他也不去考虑国家、天下、人类、社会等等大事,只想把自己卖出去,从老板手里捞取更多的金银财宝,取得自己的荣华富贵,如此而已!他成功了!他终于佩上了六国相印,做了联合国的秘书长了。家里人对他自然是“前倨而后恭”了。这都不必细表。苏秦发迹之后,他把同学张仪也找了去,一个搞连横,一个搞合纵,把那一段历史放在他们俩同学的手掌心里玩了。这么干,过瘾是过瘾了,但一个读书人,一介书生,再怎么厉害,总还是无法把持自己的命运。一二十年的辉煌过后,你能往哪里走呢?历史的风云一片一片地飞过去,这种长短之术,虽说能让国君马上看到利益与好处,可时间一长,难免会露出缺陷来,到头来,纸包不住火,连自家性命都保不了。

    卖了个好价钱,却不得善终,不如卖不出去。

    四

    春秋战国时代尚未有科举制度,书生无法通过考试来推举自己,只得用一张嘴巴去游说。譬如前面讲到的苏秦的同学张仪,史记里就有一段绝妙文字载下舌头也即嘴巴的重要性: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和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此必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左“酉”+“择”字右偏旁)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也。”

    打得遍体鳞伤不要紧,要紧的是看看舌头还在不在。如若舌头还在,那就没事儿。一旦舌头没了,可就没辙了。毛遂的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可抵得上百万雄师呢!俗话也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而那时候的书生意愿则是:留得舌头在,不怕没功名。

    舌头的功用在春秋战国时代尤显重要。战国时期,诸侯好养士,著名者有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不养则已,一养数千人,门下之客,各有所长。养士,一则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二则替国家分忧解愁,安排就业问题;三则难免有财大气粗之嫌;四则,有互相攀比之意。你养一千,我就养二千,你养二千,我就养三千。反正书生便宜,看谁养得多!看谁牛气旺!

    书生真多啊,多得没地方去,总是找不到好工作。自从识了“之乎者也”之后,就没办法扛了农具去与田地作战,也辨不甚清菽麦与椒草,又忍不了烈日暴晒狂雨浇淋,闲坐家里又不是回事情,只好去做门客,反正读书人大多去做门客了,这也是一条生路。名为做门客,实际上是等于卖给了主人,你没有一点本事,主人不会要你。故当门客,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弄得不好,几年呆下来,主人都不知道你姓甚名谁。那个毛遂总算不错吧?可他在平原君家里住了三年,平原君尚不知他是谁。如不是他自荐,就无法脱颖而出了。当时,秦国围攻赵国的邯郸,平原君欲挽狂澜于既倒,拟合纵于楚国。平原君想门客如此众多,故士不外索,就想从门客中挑选二十个文武兼备者与他一同前往。可挑来挑去只有十九人。正在急处,门客毛遂上前向平原君推荐自己说:“遂听说您将合纵于楚国,缺少一个门客,我愿同往。”平原君见毛遂面生,便问:“你在门下几年了?”毛遂说:“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犹如锥处囊中,锋刃马上会从囊中钻出来。可你身处门下三年,尚不闻左右对你有任何称赞之语,可以想见你是个一无所长的人,你还是不要去吧。”毛遂说:“那么,就请您今天把我放在囊中吧,看看我能不能脱颖而出”

    毛遂的一条利舌这时候就见出威力米了!平原君与楚相谈判,从早上谈到中午尚未谈出任何结果来。毛遂上前对平原君说:“合纵之利害,两句话就可以解决了,怎么从早上谈到中午还未谈好?”楚相问:“此为何人?”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楚王怒曰:“还不拿下斩了!我跟你们君主谈话,轮得着你来多嘴多舌么?”毛遂接剑道:“大王你凶什么呢?还不是凭了楚国势力强大!现在,十步之内,大王您不得依恃楚国之强大,您的命悬在我毛遂的手心里。您睁睁眼瞧瞧,我的君主在您面前,您凶什么凶?我听说商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绝不是凭了士卒众多,势力强大。现今楚国地方五千里,士兵百万,这是霸王的资本。楚国如此强大,天下谁能敌!但是,您还记得那个小竖子白起吗?率数万之众,兴师与楚国作战,一战攻下鄢、郢,再战烧掉夷陵,三战而辱您之先人。现在,我们来合纵是为了您好,绝不是为了赵国,您懂吗?如今在我大王面前,您还逞什么威露什么凶呢?”楚王听了这番义正词严的话,早吓得面无人色,一切都照毛遂说的办了。

    还有一个叫冯谖的,是孟尝君的门客,此人其实是自荐型的,但做法与毛遂有所不同。冯谖因穷而去作门客。孟尝君问他有何特长,他说一无所长。盂尝君留是留下他了,但并不重视他。孟尝君身边的人以为孟尝君看不起冯谖,就给他吃粗糙的食物。冯谖就倚柱而唱道:“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知道后就给他鱼吃。过了一阵子,冯谖抱剑唱道:“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孟尝君得知情况后,又派给他车子。有鱼吃了有车坐了,总该满足了吧?还不行,他又唱道:“长剑啊咱们回去吧,我没有办法养家。”管事的人认为他贪得无厌,而孟尝君知道他家有老母,便派人送去一切日常用品。从此以后,冯谖不再唱歌了。冯谖之聪明处,在于他不断地把自己的“贪婪之相”暴露给孟尝君。要引起人的注意,途径有两条:一是表现优秀以引起注意;二则暴露缺点以引起旁人注意。在学校里,两种类型的学生受人注目:一是优等生;二是捣蛋鬼。冯谖就属于后一类的。他这么一来,不管给孟尝君留下什么印象,毕竟脑子里有这么个人了。孟尝君在齐国做宰相时,封万户于薛地,借给薛地百姓许多钱。后因食客太众,邑人不足以奉客了,故想派人去薛地收债。贴出文告,问有无人能替他去收债?冯谖说能去。孟尝君说冯谖是谁啊?管事的人说:“就是唱‘长剑归来’的那个人。”孟尝君说:“噢,是他呀!好,让他去。”瞧,冯谖之自荐成功了。他去之后,叫官吏召集那些该偿还债务的百姓,都来核对借据。核对完后,冯谖站起来,假借孟尝君之命把全部债款赏赐给老百姓,并把所有的债据当众烧毁。百姓们齐喊:“盂尝君万岁!”孟尝君为此事对冯谖发过火,直到他被齐国国君赶到薛地,受到当地百姓的空前拥戴与欢迎,他才知道冯谖替他在薛地买到了恩义。后来,冯谖又替他做了两个“洞穴”使他高枕无忧。

    上面两个书生,毛遂与冯谖,才能都了不起,平原君、孟尝君做不了的事,他们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可是,一个穷书生,纵然才高八斗又能怎么样呢?也只能在主人底下做做门客而已!无非是比一般的门客有名一些罢了,薪水多一些罢了,地位高一些罢了,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呢?

    五

    唐彦谦写过一首过长陵的诗,很有些历史哲学的写照,诗曰:

    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样。

    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

    耳闻明主提三尺,是说从历史上来看,凡是开国帝王,大多以武功而得天下。眼见愚民盗一杯,其典故出在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时,有“愚民盗长陵一杯土即斩首”之法令,此处影射历史上成王败寇的人生悲剧。后两句无非是我们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来,后世的读书人,即儒家们,虽然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然有什么用呢?最有成就的,也就那么几个能引经据典的人,成了第一流的帮闲而已!等而下之,一辈子穷愁潦倒又脱不了酸腐之气,被刘帮骂为“竖儒”、“鲰生”或“腐儒”之类的。可怜这些书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现了一副穷酸相,骑着一匹又瘦又老的马,落拓无羁地走在夕阳古道之上,经过汉王帝寝的陵灞之下,回首望去,发一番思古之幽情,别无他法。

    兴汉三杰——张良、萧何与韩信这三个人帮了刘邦多少忙呢?可在刘邦的眼里,他们不过是被他买来的书生或臣子。都说共患难易同富贵难,信然!三杰舍生忘死助刘邦得了天下,接理说可以同享荣华了,但古今君臣如水火,皇帝与臣子的想法各各不同。臣子想,我们一起出生人死取得了江山,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共享太平了,你做你的君主,我做我的臣,各安其事,多好!而皇帝的想法就不是这样,你臣子能帮我打得了天下,你也就有本事灭得了我的天下,与其跟你同处一室,不如把你赶走或杀掉了事,省得担心你们同我作对,弄得我寝卧不安茶饭不香。韩信没有谋反,硬要说他谋反,在刘邦的心日中,韩信不把他当回事儿。当初,韩信是项羽的人,因多次献计项羽未能采纳而投奔于刘邦。到了刘邦处,献计亦未被重视,便星夜出逃,被萧何追回。刘邦自然是有气的。到了刘项最后决战关口,刘邦约好与韩信一同发兵的,结果不见韩信践约,使得刘邦吃了败仗。后由张良献计(向韩信许愿:破楚后,某地至某地封给韩信),韩信这才领兵攻楚,至使项羽兵败而自刎于乌江。虽说打败了项羽,但刘邦对韩信是不信任的。你对我不忠心,即使你水平再高又有何用!反倒成了心头之患,不如趁早除却!最终说他与陈豨共同谋反,惨遭杀害。韩信死后,萧何的日脚也不好过,一生遭忌,真是罪过。一点一滴都得看刘邦的眼色行事,有什么事刘邦不高兴了,他马上不做,哪怕这件事他很喜欢。在朝为臣,总想为百姓办实事。皇家公园上林苑地方辽阔,萧何觉得长安城太小,最好将皇家公园让百姓前往耕种。刘邦大怒,把他关进大牢。但迫于舆论压力,刘邦把他放出来了,可心中对他的忌恨之心绝对不会就此消除掉。萧何过着那种颤颤惊惊、如履薄冰的日子,那滋味不比砍头好。与他俩比起来,张良稍微机智了一些,早早地就撒出一个弥天大谎,就是那个“圮下拾鞋”的故事。什么黄石公!什么太公兵法!纯粹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为自己做好的一个退步之法。让你皇上知道,我张良不是那种死要权势的人,迟早,我是要去求仙问道的。平时只管大事,不管实务。骨大事显示水平,不管实务显得不爱权力,免得“功高震主”而引起皇帝的忌心,遭来杀身之祸,犯不着!三杰比起来,张良日子尚轻松,但人在他人屋檐之下,真正抬头挺胸的时间是不多的呀!不如装傻,闲时练练气功修修道,像是逸出尘外不思人间世事了。

    装傻,确是全身之良法。

    但要完全装傻,也不容易。聪明的办法,还是效老子“六字”真言为妙:功成、名遂、身退。关于这一点,范蠡做得好。他与文种助越王灭夫差之后,就思想着要离开。他对文种说:“吾闻阴谋人者,其祸必复。夫姑苏之灭,夫差之死,由吾与子阴谋也。况王之为人也,可与共患,不可共乐。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吾将退,子其偕乎?”

    文种的想法很善良:“吾闻圣人不贵乎独善,而贵乎除害成物我今除吴之乱,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尔,何祸之复我哉?况王方以灭吴以德子与我,必相始终,子无遽于退也!”

    范蠡觉得敌国败,臣子亡,这是古训,不可不记,与其留,不如走为上策,免得引祸惹身,再说越王这个人的为人,他很清楚,只能与他共患难,不能与他同富贵,伴君如伴虎啊!而文种纯洁,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把越王看作“圣人”圣人是不贵“独善”的。再说了,我们辛辛苦苦为他消灭吴国,他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与我们过不去呢?你真是多心了,何苦这么早就走呢?还没享过福呢?

    范蠡说不过文种,自己走了,据说是带了美人西施放舟于太湖之上,真成了世外逸人了,逍遥自在,诗酒风流,江海余生,风情万种。而那个文种,可怜不听范蠡的话,不久就被越王杀害了。同样两个书生,一个深得道家精髓,得以存身;一个奉了儒家精神,却做了刀下之鬼!呜呼!书生之差别,不只天壤耳!

    后世的严子陵就效范蠡之举。好朋友刘秀做了皇帝,他就逃到了富春江上去钓鱼,反穿裘皮,遗世独立。不钓王与侯,惟钓清风与明月。刘秀想:我当皇帝了,严于陵这个老同学却在富春江钓鱼,这让我的脸面往何处搁!便派人叫他进皇宫同享荣华富贵。严子陵不肯,他不想卖给老同学。无奈刘秀多次去叫,严子陵碍于面子,去了,且执意要同这位老同学同榻而眠,还故意装出睡相不好,把脚丫子搁在刘秀的肚子上睡觉,一副目无天子的样子。刘秀知道他无意于朝廷,只得放他回去钓鱼了。严于陵这种行为,世人有正与反两种看法。有个读书人去赶考,路过严子陵祠堂,题了一首诗在壁上:“君为名利隐,吾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想想自己为名利而奔波,与严子陵比起来,太俗气了。但名利这种东西实在诱人,尽管俗,求还是要去求的,故而半夜三更悄然而去了。有一清人却不这么看,觉得严子陵沽名钓誉,并写诗批评道:“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你要走就走得彻底,不要穿什么羊裘,披一袭蓑衣,划了小舟子,游到烟水茫茫深处,谁寻得着你呢?看来,归隐也不易,俗世中人眼皮子浅,往往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说也罢。

    十年寒窗,沿街叫卖当然想卖个好价钿,但卖断不如典当。卖断就没有退路了,而典当却是可以赎回的,只不过不是以金银赎,而是以智慧赎而已!

    六

    论起书生,要数魏晋时代的风流名士。

    名士的出现并非偶然,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从正始时期开始,司马氏与曹魏政权的矛盾已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这不仅影响到士人们的生存状况,而且还严重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眼看着曹魏政权被司马氏所替代,士人们纷纷以冷漠之态度来避祸,或以吃药祈求长生,或以清谈玄理寻求精神寄托。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隐逸文化在哲学、思想、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学术言论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自由。

    这一时期的书生,著名的大多以名士著称于世。正始时期的何晏、王弼首创魏晋文人吃药、玄谈之风,为魏晋士人隐居林泉打下了哲学理论基础。司马氏政变时,何晏被杀害。王弼与何晏是莫逆之交,何被杀,王自然被牵连而罢职,忧郁得病而死,年仅二十四岁。这两人的死,让后来的名士明白:在动荡的政局中,名士的性命旦夕难保。曹魏末年,最有名的要数“竹林七贤”了。阮籍、嵇康、阮咸、刘伶、王戎、山涛、向秀七人“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七贤之中,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品性一流。像王戎、山涛就把自己卖给司马氏政权了,成了西晋王朝的佐命功臣。我常弄不明白,像王戎这样贪婪、吝啬的人怎么会成了“七贤”之一呢?世说新语•俭啬载他:“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犹未知足”并且亲自计算钱粮,昼夜不停。家里有棵好李树,总要把李子卖掉,取出李核,生怕别人得了他家的好李种。如此卑下之人格,居然会排入“七贤”之列,实在有辱“七贤”之清名!那个山涛名士做得好端端的,却不知怎么一来,头脑发热,去司马氏手下做了个吏部尚书与侍中,这也罢了,你做你的官,你享你的富贵,旁事就不要插手了。他倒好,吃了空,替司马昭做说客,弄得嵇康火冒三丈,因嵇康与山涛的关系比较好,见他依附司马氏已使他十分伤心的了,还要来作说客,真是忍无可忍,便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把他骂了一通,也把司马氏暗暗地骂进去了。你把自己卖给人家得了,还要我也卖,岂有此理!

    像嵇康这样的书生,注定是要被当权者杀害的。他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玄学家,当时天下人望所归尽在嵇康等人。嵇康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万事万物同时平等地存在于这个整体之中,就连圣人也要根据宇宙的和谐规律来处理政事。嵇康玄学的最高概念是“自然”这就势必导致“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结果,这对司马氏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的“名教”是一种极大的内在冲击。司马氏是不会忽视这种冲击力的。故而,对嵇康这样的人物,当然是要竭力拉拢的,特别是司马氏杀了曹髦将要篡魏之际,就更需要嵇康这样的精神领袖来为其制造舆论。他想:在金钱与权势面前,任何一颗高贵的头颅都会低下来的。谁知他错了!嵇康是一条铮铮铁汉子,他非但不去,还写文章公开表明了不合作态度,将司马氏政权来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奚落,将司马氏的面皮一层层剥下来。这一来。虽说他自己的声望在士人当中达到了新的高峰,但从此也埋下了杀身之祸的种子。他想,我不同你司马氏同坐一条凳子,同穿一条裤子,我打铁去总可以吧?不做官做铁匠,你又能奈我何!这一回,嵇康天真得不可爱了,你不肯卖给人家,人家也不会让你有好日脚过的!那个曾经也是名士的钟会,做了朝中重臣,想整治嵇康以博司马氏之欢心,他到嵇康打铁的地方,嵇康连看都不看他一下,钟会对他怀恨在心。后来,嵇康为朋友吕安辩冤,顶撞了司马昭,司马昭就将他以与吕安一案有牵连之罪名而逮捕。钟会竭力诋毁嵇康,司马昭下决心杀害他。消息一传出,京师太学生三千余人联名上书,吁请赦免他,然未能奏效。据载,嵇康临刑之前,顾视日影,泰然自若,索琴缓弹广陵散,从容就死,广陵散一曲遂成绝响。书生如嵇康,骨头算硬了:你要我卖身是绝对不会卖的,你便将我杀了,我也不会向你求情的。人生在世,谁无一死?我就死给你看,喏!我就这样弹着琴,看着日影慢慢地移到杀头的时辰,我就笑着去了。你看我多像来去自由的清风啊!

    死者已矣!生者亦哀。阮籍也是不想卖给司马氏政权的,但司马氏又不放过他,奈何?他就喝酒装“疯”行为“达而无检”与那些封建礼教完全背道而驰。司马氏是标榜以“孝”治天下的,你这个样子怎么行呢?一点礼法都不讲了,容不得的,便处处与他过不去,弄得他“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多年来郁积于胸中之块垒无法消融,这份苦痛这份落寞谁能及之!故而他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如何不恸哭呢?怀了满腹诗书,本想好好奉献给国家服务于人民的,结果该死的司马氏上台了!弄得他心灰意冷,东西南北路条条,却无一条是他喜欢的。司马氏还想同他联姻,他避之惟恐不及呀,故喝酒装醉不作理会。他多么向往那样一种生活啊: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聚散,不常其形。这样的人格理想实在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与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相吻合。只可惜书生理想总是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可能会实现。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书生们往往无法跨越这一道沟坎,不可避免地如水入泥般地将自己的一切空想抑或说理想消解殆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生不想卖自己的时候,是充满浩然之气的;如一旦不必卖了,自由的身子也便失去了一种活力,日子黯淡无光,自由的风来回穿梭于思想之间,却总会吹出满眶满眶的泪水,那一个方向才是自己要突围的缺口呢?哪一扇窗口的风吹过来,才不会流泪?才不会伤悲?

    剩下刘伶,常常是脱光衣服喝老酒,把人生想通了,什么也不做,既不治家产,也不蓄钱财,有了小资便去沽酒,闲时,坐了鹿车携了酒壶,让人扛着铁锹跟在后头,说:“如果我死了,你就把我随地埋掉算了。”阮咸除了喝老酒,还追女人。喝酒用大瓮喝,与猪同饮“作达”得没人可比。最让人搞不清楚的是向秀,好好的注他的庄子注得了,何故后来投入司马昭的怀抱?看来,要书生耐住性子不卖自己是困难的,如同要妓女耐住性子不去接客一般。

    魏晋时代多名士,然真正有节操的人不多。许多人开始时,有美名,渐渐地便有些坐不住清谈馆而向往庙堂了。这是书生本性,凡是书生,均有一种渴望卖掉的冲动,不卖掉,当初考什么功名呢!不过,既不想卖,也大可不必去与买主作对,惹得买主发火,砸掉你的铺面摊位。

    七

    说起考功名,真是心酸。考功名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卖出一个好价钿。

    从隋唐到明清,科举制度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结果选出十万进士,百万举人,乍一看,硕果累累,成绩喜人。然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又有几家欢乐几家愁呢?一旦考取了功名,自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一士登甲第,九族光彩新”而考不取功名的人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呢?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书生多次参加考试未中,落寞、颓丧心情自然可知。正在他想回家

    之时,突然收到妻子的来信,是一首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本来,考不取功名,自己够难受的了,加上妻子如此刻薄的一席话,真是雪上加霜。但仔细一想,他的妻子也是很现实的。丈夫赶考去了,旁人常会问及,妻子知道丈夫是有才能的,准能考取,故难免会在人家面前露出得意之色,而当得知丈夫名落孙山后,你叫她在旁人面前如何抬头呢?相公相公,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你考不上状元,考个探花也好啊!而你年年去考,却年年空手而回,你叫我如何面对介许多人的嘴脸!你要回来可以,不过,得在天黑以后,免得人家瞧见,丢人现眼!你不怕丢人,我怕!

    丈夫捧着这么一封信还敢回家吗?不回了,住在旅舍里苦读,准备明年再考。明年考不取,后年再考,直到考取为止。就是一辈子考不上,也要考到考不动才甘心。否则,这一回去还能过日子吗?

    难怪有这么多落第者的诗留下来,读之没办法不动容: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

    鬓毛如雪心如灰,犹作长安落第人。

    这是温宪写的诗,未知是写自己的景况还是写别人的。

    赵瑕有诗曰: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

    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

    费了多少心血啊!到头来落了第。平生失意莫过于此!一霎那,多少新愁旧忧涌上心头,吃过的苦不说,家里的人望眼欲穿呀!现如今我落第了,我自己尚能忍受,叫他们怎么承当!唉呀天啊!逢人便哭便诉,可这又有什么用呢?还是挑了行李回家吧?想起回家之后的种种遭遇,真如万剑穿心。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

    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

    这是罗邺写的,读来令人断肠。这是多少书生共同的声音啊!我仿佛看到了落第者们肩挑行李踯躅在夕阳古道上的寥落心情。回家的路走得沉重复沉重。家人正在盼他的好消息呢,他们还不知道他已经落第了,走着想着,泪水便溢了出来,所幸西风解人,温柔地将泪水擦去。寒鸦一声重似一声地叫着,天色暗了下来。前面似有一座荒庙,庙旁长满萋萋青草,不妨前去借栖一宿再走。那群乌鸦跟着他,叫得更响更凶了。

    也有人经过千难万苦而得以考取功名的,然在考取功名之后,就把什么都看淡了。就说那个吕蒙正,北宋时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进士,太宗、真宗时三次任宰相,以敢言著称。这是正史的记载。民间有他的传说:据说,吕蒙正未考取功名之前,家境清寒,无以致食。到了冬天,西北风刮得紧,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终日蜷曲在窑洞里,燃薪取暖。肚子饿得眼前发黑,双腿发软,家中已无一粒米,只得外出乞食。有一老者,每日在附近卖汤团。见吕穷,总是给他两只汤团充饥。吕虽说常感肚皮饿,然好歹有老者的两只汤团维持着生命。忽一日,老者对吕说:“要吃汤团可以的,但吃之前须要对出一副对子来。”吕蒙正想:我做其他事倒不怎么在行,对对子是我的特长,便说:“您老请出上联。”老者脱口道:八刀分米粉。

    吕蒙正一听,正是奇联,一时对不出,就没得汤团吃。老者说何时对好何时吃汤团。吕蒙正就是对不好。于是,汤团也吃不到了。转眼到了阴历十二月廿三那一天,这是灶君司命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的日子。吕蒙正家因穷,从未供过灶君,这天,吕蒙正无聊地在冬青树上画了一个灶君,让他骑着马,用火一烧就上天了。其他灶君见到吕家灶君都笑他说,你在状元家里享福,从来不到天上来汇报工作,架子也太大了。吕家的灶君忙喊冤枉,他说:吕家穷得来饭都没得吃,我担心这次出差费都没地方报销,哪里还谈得上享福!如他真是状元,我也不会瘦得这副皮包骨头了。玉帝大惊,问道:“吕蒙正本该是个状元,何故到现在还没考上?”派人去查,结果得知是“喜儿精”(虫体似蜘蛛)在作怪。吕蒙正曾经弄死过喜儿精,他去考试时,喜儿精的魂魄就去报复他,在他的文章上爬上一爬,他就落第了。玉帝把喜儿精抓住关了起来。吕蒙正就考中了,这时,他已六十一岁。做了臣子要上朝,那一天清晨,他去上朝时,坐着八抬金镶大轿,到了午朝门时,一面是龙风鼓打,一面是景阳钟撞。他忽然对出了那个老者叫他对的对子:千里重金锺。

    八刀分米粉

    千里重金锺。

    就是这么一个对子,在他落魄时,为了吃到两只汤团,吕蒙正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而今,他享尽荣华富贵,再也不必为了吃两只汤团而去对对子了,可他脑子里就跳出了这么个对子。这让他悲欣交集。人生的事就是这样,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多。

    吕蒙正卖给皇家之后,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很快就想退休了。不是皇帝让他退,而是他自己要退。当他对出了那副对子之后,一切的一切都如浮云打眼过,当年穷,只盼着考取功名换取粮食充饥;待到取得功名之后,方知道,功名两字还不如那一副对子值钱。倒不如,回到老家,持扇拍蚊,洒扫庭院,或教几个小小蒙童如何对对子。这是个传说,我却从中读出了不少哲理。人生总是这样,不停地对对子,总是对不出。一生在冥思苦想之中度着时日,希望有朝一日,对出个好对子来,然而,好对子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这个时候,好对子已失去了任何意义!

    自古以来,书生们不是一直在对“对子”吗?对出一副好“对子”可以填饱肚子,甚至可以将自己卖一个好价钱。只可惜,书生们总是对不出好对子,即便对出了,也早已无人喝彩了,只好把这个好对子像折下的柳枝一样随意地丢弃于自己来时的路上,任凭风儿将它嘲弄。

    窃以为,古今好对子只有一副:八刀分米粉,千里重金锺。米粉可以饱腹,金钟能够醒人。如果吃饱肚子以后,你还不能醒悟,那么,你只好继续去对“对子”了,别无他途!

    “沽之哉!沽之哉!”千里万里的叫卖,一旦卖出了,突然又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书生的价值也就在叫卖的过程中。

    八

    都道是:人生忧患自识字始。

    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饱尝了由识字而来的人生忧患。经验之谈,往往含有伤痛与血泪。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推祟识字重视读书的。每从人家门前过,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对联:“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人品,还是读书”;“天庥静迓惟为善,祖泽长延在读书”;“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树德箕裘惟孝友,传家彝鼎在诗书”等等。传家立业,不外乎“读书积德”这是所有厚道人家的朴素想法,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

    可是,多数的读书人,并没有如此好的福报,要么不读书,一经读了,命运就像一只春天的鸢子,飞在天上,那根线却操持在别人手里,便不由你说了。

    但凡书生,均有一个毛病:自作多情!怀了一身“艺”便要作栋梁。好像古今的忧愁与道义都放在自己的肩头,我不挑起谁挑!如果连宇宙也能挑得动,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刘义庆世说新语•新亭对泣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东晋过江南迁的这帮书生,每到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总是互相邀请,于新亭饮酒。周侯周岂页多愁善感,有些酒在肠子里的时候,叹息道:“建康与洛阳的风景倒没什么区别,只是山河已经有了变化。”众人默然相对,流泪欷嘘,惟有丞相王导一副力挽狂澜的样子说:“我们应该同心协力,辅助王室,收复失去的土地,怎么能如此没出息,像囚犯一样彼此相对流泪呢?”这个王导实在“多情”自我感觉太好了!辅助王室,收复河山,书生们说得,却做不得。你想做也不行。李白、苏东坡、贺铸、张仲宗、张孝祥、陆游、辛弃疾、文天样、苏舜钦、吴明卿、家铉翁、杨慎、于谦、龚定庵等人都想为皇室做点事的,都想收拾破碎河山的,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没有人给他们机会,即便有机会,也莫明其妙地会失去机会。那个岳飞,曾率军北伐进抵汴京之朱家镇,眼看得胜利在望了,却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陷害,留下满扛红让后人吟唱。岳飞多想干一番事业啊!“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书生的天真与理想,可爱得令后人们落泪。他死时才三十九岁,不惑之年的门槛都没迈进,便沧桑得像一个老人。那首小重山把他落寞的身影一直保存到如今: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书生们没有扛枪挽大弓,也没有“西北望,射天狼”他们始终与一管毫笔相依为命,与笔同荣,与笔共辱。均说“妙笔生花”却不知笔底风云多变幻,一个不慎,就会惹出祸水来——文字之祸!

    纵观一部中国文祸史,用“怵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是不为过的。

    早知当初,书生们绝不会把自己欢天喜地地卖了出去。你若呆在自己家里,你爱写啥就写啥,而一旦卖出身去,便是人家的人了,吃人家的饭,拿人家的薪水,俗话不是说了么: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难;捧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这个时候,你就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就犹如黛玉进府一般,伤心时分,也没诉苦处,只有于青灯之下吟诗作文或引盆焚稿。

    书生生涯如履薄冰,然不管怎么谨小慎为,出息总有犯错的时候,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于是乎,就有一些书生闯祸了,祸从笔出。自周秦以降,在史书里稍加注意便能发现文祸之烈之甚!从现存文献来看,我国最早的一次文祸,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大夫崔杼设计杀死庄公,另立国君。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寥寥五字,以一个贬义的“弑”字点晴。“弑”即臣子杀国君,即下杀上,是一种犯上之行径,不合礼义。崔杼看罢大怒,杀了齐太史。太史的两个兄弟继续写同一句话,均惨遭杀害。

    “弑”字开了文祸之先河,接下来文字之祸流成了一条血河,滔滔不绝。上面说的三兄弟惨死之后,那个著名的刑名学家邓析子也因文字披罪,死得好惨。就连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吟了几句“永巷哀歌”也被吕后摧残得不成人样。书生爱引典以评时事。秦始皇就不喜欢。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实施新政,偏有自作聪明的儒生,从诗书里搬出古法,讥议时政。秦始皇便恨:你要翻古书是不是?我把这些书一古脑儿拿来烧掉,看你还翻不翻!你爱动舌头说我坏话是吧?我叫你死!460多名书生被他活埋了!这次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与后来的禁书、文字狱一脉相通。自此之后,我们数着指头就可说出历史上著名的历次文字之祸:

    杨恽的“种豆之祸”;孔融的“书信之祸”;颜延之、谢灵运的诗祸;北魏崔浩的国书大狱;范缜因神灭论而流放;薛道衡、王胄的诗祸;初唐文祸与乔知之的被害;李白诗案;“栽桃之祸”;晚唐五代的文字狱;李后主词案;苏轼的“乌台诗案”;蔡确的车盖亭之案;黄庭坚、秦观的文字厄运;张商英、陈瑾诗祸;胡铨文字狱及其案中案;李光的小史案与案外之案;赵鼎与赵汾之冤;刘克庄等江湖集案;明初之表笺祸;高启等人之诗案;永乐朝文字祸;嘉靖朝的文字恶浪;万历朝文祸三部曲;顺治朝第一文字狱;康熙朝庄氏明史大狱;三藩之乱的朱方旦案;南山集大狱;雍正朝反诸王朋党的文字狱;年羹尧奏本案;查嗣廷试题、日记案;曾静、吕留良大狱;全祖望皇雅篇案;王肇基献诗案;丁文彬逆词案;胡中藻案;蔡显案;齐周华案;文字怪案;彭家屏、段昌绪案;澹归和尚案;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案;尹家铨案等等等等。

    这么多的文字之案,如要一一叙述,恐怕得写成一部书了,故在此从略。列出上面的这些案件,无非想说明一点,那就是:祸患原从识字始!如若一字不识,或识得几个,—生在乡间种桑植麻,背负锄头与土地作战,那么,你想得文字祸也不可能。

    噫!人人都道读书好,然,读书到底好是不好?我不得知,只知道“吉凶祸福,是天主张”不管你卖得出还是卖不出。

    九(1)

    几千年来,书生们受的是儒家的教育,也为鼓吹儒家思想的统治者做事。但他们普遍地被统治者们蒙骗了一场。

    这么说,可能言重了。但事实的确是这样。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么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它鼎盛之际,其政治面貌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单地说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始,接下来,而宋而元而明而清的创建时期,莫不如此。其内在真正的领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宣传的则是孔孟之思想与儒家的文化。说白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何故要如此呢?封建统治者要标榜自己清雅高洁呀,须得以孔孟之道来为自己装点门面,孔孟之道多高尚啊,推祟“仁政”与“王道”这种思想光照千古呀!你不推行怎么行!好,门口就挂个儒术的牌子。而真正要实施儒家那一套太吃力,就让它在一旁呆着,把道家那一套拉出来玩儿。所谓道家学术中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所著的老子系统而具体地论述了道家思想。唐玄宗时代,尊称它为道德经。而庄子的庄子,对老子进行了彻底正确的阐述与诠解,被尊祟为南华经。书中所论辩的道理,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方面均可致用,它对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乃至对个人修养以及立身处世等等,大有用处。总而言之,道家思想颇为实用,有时候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儒家思想犹如冰山上的雪莲花,可望不可及,然又不能不望。

    中国历史文化,在秦汉以前,由儒、墨、道三家统摄全部的文化思想。到唐、宋以后,成为儒、道、释三家统领。

    儒、道、释三家,如要问哪一家重要?说不好。有一位大德对这三家作了一个比喻:儒家好比粮食店,绝不能打(有一阵子,有人要打倒“孔家店”),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则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这个比喻在理!

    但是,一开始,许多书生都不清楚。他们觉得除儒学重要,其他的思想可以避而不论。因为,最能使他们卖出好价钱的买主,他们的门前都挂着儒家的牌子,他们必须用儒家的经典作为自己的进身之梯。而一旦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的风景与平时想象的不同。那些买主们似乎没把他们太当回事儿。他们无非都是一些“腐儒”而已!过得好的,把自己打理得八面玲珑,惟主是听惟命是从,时日一长,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准了;过得不好的,脑袋搬家以至祸及家族。

    书生天真,书生爱做梦。然梦,总是要醒的,蝴蝶梦醒了;邯郸梦醒了;南柯梦醒了;红楼梦醒了梦醒何处?杨柳岸,只见一轮残月,数缕清风。

    “我欲乘风归去”!归到哪里?自然是归到心灵的家园里去。

    突围!突围!突围!

    书生们要从儒家的藩篱之中冲杀出来,经过一番抉择之后,他们又进了另一番天地,或释家,或道家。这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书生们发现自己的梦醒之后,一颗心便静不下来,终日浮躁着。便要安心,安心良药何在?百货店(佛教)里有,药店(道家)里也有。这时,书生们走了进去,方明白:呵!原来,我们都是一些得病的人!且病得这么久了。他们就“服药”医治心灵的创伤。儒家的那一套理论渐渐地少谈了以至不谈,佛教与道教让他们心平气和,回归自然。

    我们的书生,经过多少浮沉之后,在踏入释氏与李氏的门槛之后“破颜一笑”犹如得了“正法眼藏,涅磐妙心”一般,这是对世事洞明之后的豁然,是对人生透彻之后的清明。

    我曾很认真地把这一类“有病”的书生作了一个清点,发现实在清点不过来,太多了。不过,重要的不妨报出一些(不按时代先后,想到谁报出谁):谢灵运、王僧孺、刘孝标、王籍、阴铿、陈子昂、孟浩然、常建、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自居易、韩愈、柳宗元、贾岛、杜牧、李商隐、王禹偁、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王简栖、颜之推、庾信、敬播、周敦颐、沈既济、陈玄祐、李公佐、李朝威、李复言其实,远不止这一些,然这么一串数字已够可观的了。这些人把以往看作前生,说出来的话都如洗过一般。白居易的临水坐一诗最能代表:

    昔为东掖垣中客,今作西方社内人。

    手把杨枝临水坐,闲思往事似前身。

    最喜苏东坡那首题沈君琴一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看似说琴,实则言世间事物因缘和合而成的佛理。楞严经里有言说:“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扩言之,书生本事再大,若无好买主,又有何用!若说书生是一把好琴,没有好琴师(好买主)来弹,岂非枉了那把好琴!唉唉!此等事不说了,不如一读韦应物的游开元精舍诗,洗目清心:

    夏衣始轻体,游步爱僧居。

    果园新雨后,香台照日初。

    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

    符竹方为累,形迹一来疏。

    进入佛教世界的书生,恬恬静静的,从从容容的,没有了意气,没有了俗念,一味地与佛理热恋,安下了一颗浮泛之心。

    然真正安下了心没有,也只有天知地知,他们自己知道了。

    九(2)

    那么,走人道家门槛的书生又如何呢?不用说,他们也安下心来了,但他们有他们的活法。从儒生进人道家天地的人同样多得不可胜数,要报名字,恐怕一两个时辰报不完,也只能择其要者,想到哪个报到哪个:葛洪、陶弘景、王远和、陆逸冲、陆修静、寇谦之、张陵、魏华存、杨羲、许谧、左慈、葛玄、郑隐、马鸣生、阴长生、鲍靓、莫月鼎、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丘处机、司马承祯、孙游岳、陈抟、张无梦、吴筠、张道陵、张衡、张伯端、白玉蟾、刘德仁、萧抱珍、无能子

    以上这些人物,大多是从儒家门里转出去的,都成了像模像样的道士了。那个莫月鼎,浙江湖州人。从儒入禅,又从禅入道。从青城山徐无极受五雷法,从邹铁壁得九天雷晶隐书,以雷法著称,元世祖想笼络他,把他叫到滦京内殿,赐他金缯,让他执掌道教之事,但他不肯,固辞还乡。佯狂避世,时人称为“莫真官”

    许谧,晋朝江苏人,字思玄,年轻时即负盛名,儒雅清素,博学有文采,深受简文帝欣赏。广交当时贤达,曾经做过郡主簿功曹史,选补太学博士。出为余姚令,入为尚书郎、郡中正、护军长史、给事中、散骑常侍。虽混迹仕途,却内修道学,受杨羲所传上清真经。道书多称其为“长史”真灵位业图将其列入仙班,称“左卿仙侯真君”宋时被敕封为“太元广德真人”

    葛玄,西晋江苏人。为葛洪三代从祖。玄遍读五经,好谈论,不喜仕途,好道术。据传,此人有神术,善治病,能绝谷,数年不饥。坐烈焰之上,柴禾燃尽而玄衣帽丝毫无损。能用符,能起死回生,分身,口吐烈火,喷饭成蜂,使虫鸟鱼虾跳舞。冬致瓜果,夏致冰雪,呼钱出井,杯酒自转等等。后于方山得道,白日升天了。说得跟真的一样,也不知该不该相信?

    郑隐,西晋人。本为大儒士,明五经,善律、历、侯、纬,兼综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谶记,善鼓琴,终生教授礼记、尚书不辍。好道是在晚年,师葛玄,学烧炼丹秘术。他品德高尚,作风严谨。能一边听人操琴一边教授学生。80岁时,白发转墨,面色红润。能挽强弩,能一日步行百里,能一次饮酒二斗不醉。攀越高山,年轻人超不过他。能于灯下写小字,少年人赶不过他,能在旅途中把粮食让给别人,50天不饥不饿。有弟子50余人,著名的惟葛洪一人。知有战乱,携道书、琴及炼丹药物和入室弟子归隐霍山,不知所终。

    陶弘景,梁武帝时人。弘景四五岁便好书,九、十岁时读礼记、尚书、周易、春秋以及杂书,爱好写作。读书万余卷,善稽古、训诂,通晓七经大义。善棋琴,工草隶。尤通五行、阴阳、风角、帮一、遁甲、星历、算术、山川、地理、物产、医药等。未弱冠,齐高帝为相时,引为诸王侍读。不久上表辞官,隐于句曲山。梁武帝深赏之,与他交游深广,并邀请他出山参政,弘景画了两头牛。一牛散放于水草之间,另一牛戴金笼头,被人用绳子牵着,棍子赶着。梁武帝知他不愿下山,但朝中大事无不谘询于他,时称陶为“山中宰相”

    一一叙述,恐怕叙述不光了,先打住。书生入道山之后,无束一身轻,逍遥自在,难免也偶露“轻狂”之态。当然,这种态度在儒家看来是“轻狂”而已!

    闲读之时,得着一书,属于道教类的,叫无能子。这部书在百子全书里收录了的,却排在后面,不甚著名。无能子是晚唐时一个自称为无能子的隐士写的哲学著作,在唐代哲学思想史上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只可惜重视的人不多。我颇爱这本薄薄的小书,读了好几遍了,至今仍置于案几,舍不得高阁一束。也并非所有的思想都新鲜,大多的骨血仍是袭了老庄一脉的,无非是说一些“功成、名遂、身退”之类的东西。但里面有一篇文字我最爱,这篇东西可以视为古代的“狂人日记”为了与读者诸君同享,不嫌繁冗抄它下来,以图一快: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披发疾走,或终日端居不言。言则以羊为马,以山为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其家及乡人狂之,而不之罪焉。无能之亦狂之。或一日遇于丛医间,就而叹曰:“壮男子也,且复丰硕,惜哉病如是。”

    狂者徐曰:“吾无病。”

    无能子愕然曰:“冠带不守,起居无常,失万物之名,忘家乡之礼,此狂也,何谓无病乎?”

    狂者曰:“被冠带,善起居,爱家人,敬乡里,岂我自然哉?盖昔有妄作者,文之以为礼,使人习之至于今。而薄醪因醇酎也,知之而反之者,则反以为不知,又名之曰‘狂’。且万物之名,亦岂自然著哉,清而上者曰天,黄而下者曰地,烛昼者曰日,烛夜者曰月;以至风云雨露,烟雾霜雪;以至山岳江海,草木鸟兽;以至华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农工商,皂隶臧获;以至是非善恶,邪正荣辱,皆妄作者强名之也。人久习之,不见其强名之初,故沿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谓清上者曰地,黄下者曰天,烛昼者月,烛夜者日,今亦沿之矣。强名自人也,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强名,我人胡为不可哉?则冠带起居,吾得以随意取舍,万物之状,吾得以随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这一篇狂人日记,窃以为好在“随意”世间万物,无一定规,高贵与卑贱,长短与大小,轻重与黑白,顺畅与滞涩,山河与日月等等,皆是人命名的,谁最早说,后人沿袭之,便就成了定规。无能之描述的这个“狂人”偏不如此,你要东我却向西。你可以把羊叫做羊,我就称它为马;你可以把山称作山,我就叫它为水。你说我狂,我说你自己最狂。“狂人”一狂,所有的礼仪、名教、伦理什么的,便就不值分文了。

    书生入了释教,静静地禅悟着,不作颠狂之态;而入了道教,则不妨佯狂一番的,即动。如此一来,动静结合,相得益彰,成了儒林之外的另一风景。然不管这片风景如何优美,在真正的儒生们的眼里,还是不忍卒睹的“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始终走不进儒家的门槛?”一言以蔽之,卖不出去而已!

    十

    这篇文字写到中途时,收到一位在美国读博士的中学同学之来信,内有几句话令我百感交集:来美一晃五年了,博士学位拿到好几个。本以为肚子里有些货色了,便可逍遥于人生了。谁知一切都在我的预想之外。我现在有一份薪水不薄的工作,也购了房子、汽车,娶了夫人生了儿子,应该说人生该享受的我都有了,按照我从前的理想,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但我近日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夜半三更,眼睛总是开着的,我无法安静地做好一个完整的梦。究其原因,无他,只因我学业有成,却给外国老板做事!常想归国,但又恐找不到好“婆家”失望更大。恨不得活到古代去,考一个进士,大小弄个官儿当当,成,自然是好;不成,大不了退隐乡间,建三楹茅屋闲度时光,倒也清闲

    读完这封信,窗外有风吹来,将信纸掀起一角。我的思绪也一同飘了起来。友人的信,我大多都是及时回复的,而惟独这一封,我不知道如何写,便拖了下来。同窗来电催问,我说收到信了。他问回了信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要回的,我在等,我想等我写好这则沽之哉,沽之哉——叫卖的书生寄给他,算是回复他的信吧。

    这篇文字应该结束了,但我突然想起宋人笔记里的一则故事,不长,但颇有趣,细品之,可为书生们捏出一把辛酸泪: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抬头一看,城门上写着“某某之门”四个字。他便问旁边的侍从秘书说,这城门上写某某门就好了,何必还要加一个“之”字呢?那个秘书说“之”字是语气助词。赵匡胤听了摇头说,这些“之乎者也”又助得了什么事啊!

    “沽之哉!沽之哉!”封建时代发出的叫卖声悠悠千年。“沽之哉!沽之哉!”叫卖的书生延绵了千年长街。他们永远也没有明白的是,在帝王眼里心里,从来就没有给过他们什么,有的就是赵匡胤那句话:这些“之乎者也”们,又助得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