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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的近现代史上，从文人与军人中出家为僧的人不少，如显珠、谛闲、弘一、应慈、曼殊、摩尘、惠宗、虚云、却非、太虚、巨赞、持松、慈舟、尘空、大悲、大觉、月涛、见镛、白圣、肇安等等，居士就更不用说了。本文要说的是巨赞法师。
巨赞生于清同治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江苏江阴人。俗姓潘，名楚相，字琴朴，笔名有周行、万钧等二十多个。巨赞一生颇富传奇色彩。青年时期，先读江阴师范学校，继入上海大夏大学求学。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春回到老家，从事教育工作，担任金童桥小学校长之职，与此同时，他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宣传工作，不久，被土豪劣绅告发，处境非常危险。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秋，国民党省党部下令通缉，险些被捕。
早在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年轻的却非来到杭州灵隐寺，依慧明法师剃度为僧。十年后，也就是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一位名叫潘楚相的青年，来到了灵隐寺，时奉承化雪窦寺方丈太虚法师在灵隐寺里小住。潘楚相慕名拜访，并要求剃度为僧。出家是件大事，绝不能因了一时兴起而为之。太虚让他撰文说明出家的原因及志向。他仿庄子之笔法而成的文字，深得太虚法师的欣赏，立即推荐给寺里的方丈却非，并为他剃度，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巨赞是后来改的法名。披剃之后，他到了南京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
巨赞国学功底深厚，进入佛门之后，他力攻唯识法相、天台教观、华严义理、禅学、四论等。其后曾到四川重庆汉藏教理院任教并到南京“支那内学院”深造，遍览群经，光读经笔记就有数百万字之多。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巨赞在论学杂志上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反响很大。熊十力时为国立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对佛学颇有造诣，很少有人能去评论他的著作。但熊十力看了巨赞的文章后，非但不生气，反而抱着欣赏的口气说：“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
巨赞掌握三门外语：英语、德语和俄语。本想到国外去进修与弘法的，因了抗战一暴发，此举未能成行。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初，巨赞到了厦门南普陀的“闽南佛学院”讲授佛学。抗日战争一暴发，厦门行将沦陷，他赶紧离开厦门，经香港入粤，在韶关南华寺曾投虚云长老，作过一阵子记室。翌年到了湖南宁乡，面对破碎的祖国河山，巨赞无限伤感，以诗抒怀，有一九三七年冬题宁乡寒铁生余楼诗，曰：
为压浮沉湖海梦，来傍僧舍结蘧庐。岳云千絮凝檐碧，泻水一泓映座舒，楼外诸山无捷径，室中万卷间梵书。回看车马纷驰迹，袖手高吟意豁如。
九州沉陆滋蛇豕，绝月豆刳肠忆万夫。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黩祝复康衢。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眼看着寒铁生余楼里的万卷藏书就要毁于战火了！眼看着国家就要沦为敌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便是居住在深山密林处的僧人们，也要起来，共扶将倾之大厦。巨赞四处奔走，结识了许多中共干部，，如叶剑英、冯乃超、杜宣、徐特立、田汉等。田汉是巨赞出家前的好朋友。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春，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南岳参加领导国共合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时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如田汉、冯乃超、杜宣等人云集南岳。时巨赞正巧应邀在南岳上峰寺讲学，碰到了田汉，并经他的引荐，结识众多的文化人士，并与叶剑英亲切交谈。岳阳沦陷后，巨赞与上峰寺的知客僧演文密商，江经得叶剑英的支持，组成“佛教抗战协会”同时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巨赞担任副主任兼宣传股长。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巨赞与演文带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到长沙上林寺居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因工作需要，巨赞扬常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来往。后国民党特务问巨赞：“你同徐特立是什么关系？”巨赞幽默地说：“他讲唯物主义，我讲唯心主义，如此而已。”这之后，巨赞进入了一段相当艰苦的流浪日子，几经辗转，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到了桂林，在月牙山寺任住持，兼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时有一九四零年秋徙桂林月牙山寺一诗，记载当时的心情：
疑人蓬瀛路，浑忘岁月迁。
襟江澄碧濑，不用买山钱。
当时，巨赞以该寺为聚集地点，经常掩护进步人士与左翼文化人，如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弩、朱蕴山、柳亚子、端木蕻良、郭沫若、关山月、寥沫沙、尹瘦石等著名人士。他的一九四一年人日，与方孝宽、盛成、关山月、林半宽等为龙翁积之预祝期颐于月牙山纪事，步方孝宽韵一诗曰：
期颐预祝除腥腻，活火添薪煮嫩菘。
雅谑不嫌京海派，清淡竞辩色心空。
掀髯拟古情犹热，走笔成诗句独雄。
更卜花朝共一醉，未知今是几番风。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巨赞担任狮子吼月刊的主编，宣传抗日救国和进步思想，影响颇大。太虚法师看了非常满意，亲自写诗称赞道：
五夜阵风狮子吼，四邻鞭爆海潮音。
大声沸涌新年瑞，交织人无祝瑞心。
巨赞在桂林时，许多朋友包括田汉等人都劝他还俗，觉得他才华横溢，过早地遁入空门，未免可惜，不如趁这个抗日救国的机会还了俗。谁知他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觉得干革命工作的途径并非只有一条，从事佛教工作，照样可以干革命。他写了一首诗，以明志向，诗题为友朋中有以罢道为劝者诗以答之，诗曰：
亡羊自昔多岐途，脱俗方为中道行。
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从冰雪验人生。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巨赞路过桂林开元寺时，见古刹原貌不复，已成废墟，伤感万分，赋诗道：
空王原不计行藏，种福无田实可伤。
舍利函空秋露冷，金刚碑仆月华凉。
难凭胜侣穷生死，敦认残灰体断常。
极目神州无限泪，桂江日夜泻汪浪。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初，巨赞回到了当初的出家之地灵隐寺。先后担任杭州市及浙江省佛教会秘书长。在此其间，他撰写了灵隐小志，第二年出版，非常受欢迎。灵隐寺自古以来，有这么多的高僧与高士，如果不写点什么，那就太对不起前人了。按他的原话说就是：“东晋开山迭经兴废，千六百载，名德如林。永明大慧之禅修，赞宁契嵩之著作，道标皎然之吟咏，道济守益之神奇，或传佛祖之心灯，或示迷徒以正轨，功在圣教，矩*（*：上“萑”下“又”）常存，不有所书，将同忘祖。”灵隐小志到了1980年再版。巨赞为了弘扬佛法，培养佛法后继人才，与若瓢、会觉等人开办了“武林佛学院”初由会觉、枯木担任会长之职，后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学院经费十分困难，几近倒闭的边缘，巨赞临危受命，在杭州各大寺院来回奔走，筹措经费。巨赞主张学员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文化知识上面。他说：“文化知识好比水，佛学知识好比船，唯有水涨才能船高，否则，陆地行舟，寸步难行！”
1948年底，武林佛学院因经费来源断绝，被迫停学。学员作飞鸟状，四散而去。巨赞此时于香港、台湾、澳门之间奔波，这期间，他先后会见了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钊、郭沫若、赵朴初等旧友。1949年4月份，巨赞到了北平，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和周叔迦居士一起商讨，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提出改革佛教的方案。并得到毛主席的亲笔复信，让他与政务院的李维汉联系。
1949年9月21日，巨赞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至此，他结束了飘飘泊泊的云水生涯，在北京定居下来，致力于佛教界的工作并担心领导职务。先后担任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现代佛学社主编、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等。但在反右斗争中，巨赞受尽屈辱，几被打成右派。在“文革”期间，被关押七年。1975年出狱，写有出狱书感一诗：
不婚不宦情如洗，独来独往无所求。
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
巨赞对自身的遭遇并不介意，但对好友田汉死于“文革”痛心疾首。他曾于1942年与田汉会见于桂林，还赠诗给田汉，诗曰：
崎岖山下路，恻怛佛家情。
对镜憎华发，年来白几茎。
田汉平反之后，巨赞颇为伤感，亲撰悼诗云：
靴声橐橐忆当年，慷慨陈词猛着鞭。
南国剧场聆夜话，祝融峰顶设斋筵。
北来常作书房客，迟到方知厄逆连。
往事萦思剩一恸，于今昭雪尚凄然。
“文革”以后，巨赞继续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并领导出版法音刊物。巨赞不仅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还“明于经，优于史，妙于文，工于诗”并对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有广泛的涉猎。弘一法师读了巨赞的先自度论与为僧教育进一言两篇文章后，所作的评语是：“叹为希有，不胜忭跃。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巨赞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如安世高所译经之研究、试论唐末以后的禅风——读碧岩录、读宗镜录、鉴真大师律学传承、天台与嘉祥、华严宗的传承及其它、汤著佛教史关于太平经与佛教的商榷、龙树提婆与无著世亲、禅宗思想与风范、东渡弘法的鉴真大师、关于空与有、般若思想在汉民族地区的发展、一行大师和他的大日经疏、玄奘法师和他的会宗论、道安法师的著作和学说等。专著有新佛教概论、灵隐小志等。
1984年4月9日，巨赞法师于北京去世，享年七十六年。4月2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李维汉、叶圣陶、帕巴拉•格列朗杰等送了花圈；习仲勋、刘澜涛、杨静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参加了追悼会。
1981年秋，巨赞法师在避暑山庄观时，写了一首观白荷诗，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我把诗录之于下，作为本文之殿：
姑射仙人冰雪姿，亭亭玉立耀秋池。
经尘怯染铮铮骨，烦恼难抛袅袅丝。
历尽兴衰惟莞尔，忘情荣辱不求知。
端严常使须眉愧，磊落襟怀未易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