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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茶道是与礼法同步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禅宗佛教对日本的礼法与茶道乃至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幕府将军源赖朝的礼宾奉仕官‘小笠原远光’，初步制定的幕府礼仪成为了日本传统礼仪的基础。后来小笠原远光的后代——小笠原长秀与今川氏赖、伊势满忠三人合作完成了‘武家礼法’的古典著述三义一统大双纸，这一武家礼法是后来日本茶道礼法的基础。
但是‘小笠原长秀’等人著述的三义一统大双纸的主要参照并不是‘小笠原远光’制定‘幕府礼仪’。三义一统的制定与日本茶道的形成与中国佛教传统俗称‘清规戒律’的‘丛林制度’颇有渊源。
中国佛教传统中最古老的清规是东晋时‘道安’（312年～385年）所制僧尼规范，主要精神是根据戒律和法律而制定的，那些规制，今已不传。后世有所谓‘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之说。其实百丈所立的清规究竟如何，今日也不可祥知。百丈所立的‘古清规’流传到宋代时又有较大改进。
本来中国佛教从‘道安’首创‘僧尼规范’以后，即随时有在戒律之外别立禁约之举。到了中唐，禅宗盛行，但是当时禅僧大多没有固定的住处，一般依律寺而居。由于禅宗的很多宗教观点与律宗不一样（这是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分歧），并戒律、禁约的束缚，禅师说法行道有诸多不便。况且当时禅僧日益增多而僧多粥少，禅师们痛感禅僧的寄人篱下。
中国禅宗的道统自‘达摩祖师’传五世至‘六祖慧能’，‘慧能’再传‘南岳怀让’传‘马祖道一’（709－788，或688－763），至‘百丈怀海’（720年～814年）已历两百余年。
禅宗形成初期，禅林尚无制度、仪式，八世纪间中国禅僧们自‘马祖、百丈’师徒起，陆续脱离律宗寺院，在另立丛林寺庙维持独自的教团生活，并制定禅宗的规章制度。
禅宗与律宗分野之后，获得了自由的大发展。
如果说‘怀让’及前代禅师们人如果是静修僧的话，‘马祖道一’则是开宗门的一代。据史书说，当年‘怀让’洪州开元寺弘法，江西的法嗣，广布天下，影响深远，称洪州宗（洪州禅），与青原一系下的石头宗遥相呼应，自此禅宗大盛于长江以南。
马祖道一在南康弘法，‘怀海’成为道一门下首座。‘怀海’侍奉道一禅师六年，得到印可。不久，有‘檀越’（意为施主）请怀海禅师住洪州新吴（今江西奉新县）大雄山。怀海禅师遂在大雄山开创禅林——百丈寺。
百丈寺，唐大历间（766－778），奉新乡绅‘甘贞’（即前面说的‘檀越’或称施主）创建的，初名为‘乡导庵’，寺庙建成后邀请怀海禅师住持修行，遂改名为“百丈寺”（大雄山因山中有百丈悬崖故又名百丈山，山寺因崖得名。）正因为有怀海禅师与百丈寺，从而使禅僧直接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使禅宗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独立的佛教宗派。
希运禅师（？－855），唐代高僧，游方至江西参马祖，时道一禅师已归寂，乃见百丈怀海，得怀海开示及印可后，到洪州新昌黄檗山开道场传授禅法，从而成为又一代的开门派之人。到了黄檗山后，希运禅师传道无论僧俗，史载：四方学徒望山而趋，睹相而悟，往来海众常千余人。宜丰的黄檗山遂成禅宗的大道场。
希运的俗家弟子中贡献最大的当数唐宣宗大中年间的上柱国、宰相裴休（791－864），他将希运的说教要义汇编成黄蘖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一书，奠定了临济宗在佛界的地位。
唐会昌年间（840－846）武宗皇帝李炎为了扩大唐朝政府的税收来源、巩固了中央集权，发动了大规模的毁佛活动（释家称之为‘会昌法难’）。
公元846年，武宗死，宣宗李怡即位。传说当初宣宗李怡为避宫廷斗争之祸，曾经出家在百丈寺做过小沙弥。小沙弥当上皇帝，立即下令复兴佛教，并御赐‘大智寿圣禅寺’的匾额给百丈寺哦，并要求各地改尊崇道教为尊崇佛教，同时礼聘同门师兄裴休入朝为相。裴休当上宰相后，操守严正，著述佛教经典序文颇丰，被宣宗称誉。唐宣宗与百丈山的感情有诗为证：
百丈山唐李怡
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
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
仙峰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
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
继承希运禅师的法嗣有临济义玄、千顷楚南、睦州道明等十二人，而以义玄最为特出。
在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中，以临济宗影响最大，法脉延续最久，也以临济宗最具中国禅的特色，而开创临济这一系的，是义玄禅师（？—867年），唐代高僧，中国禅宗临济宗创始人。俗姓邢，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义玄落发受戒后，对经、律、论都有所研究。他初到江西宜丰黄檗山参希运，又参大愚，再谒灵祜，后还黄檗山，既受印可，乃北归乡土。他于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到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在城东南滹沱河畔建立禅院临济寺。临济宗风最为强劲，其禅法特色，影响久远，成为中国禅宗中波及面最大、渗透力最强的宗派，到宋代时又传播到日本。
圆悟克勤（1063－1135）宋代高僧。俗姓骆，字无著。法名克勤。崇宁县（今成都郫县唐昌镇附近，北宋末年属彭州）人。克勤是在临济宗杨岐派第二代传人法演的法门下之佼佼者，克勤的禅法荟萃各家精华，超宗越格，弟子满天下，为临济宗杨岐派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先后弘法于湖南、四川等地，晚年住持成都昭觉寺。声名卓著，皇帝多次召其问法，并赐紫衣和‘佛果禅师’之号，后又赐号‘圆悟’，去世后谥号‘真觉禅师’。
克勤禅师圆寂后，其弟子径山宗杲、虎丘绍隆等将临济杨岐派发扬光大，而径山成了杨岐派最大的道场。
在中国的佛教发展史上，真正使佛教更趋中国化、体制化，对禅宗自身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还是‘百丈怀海’。
百丈禅师‘怀海’对禅宗发展是大改革家。当时，禅宗的发展遇到两大重要问题。第一是禅僧日益增多，却无独立的禅院，仍然与律寺杂居，传道不便。第二是唐中叶后封建政权对佛教的特权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后，寺院的土地和劳力来源都发生了困难，僧侣阶级面临着如何适应社会历史变动生存下去的严峻形势。有许多佛教宗派，由于贵族色彩太浓，解决生活的能力太差，都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没落下去。
禅宗因为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太依靠豪华奢侈的堂殿、经像、法物，加上自慧能以来，诸大师都不排斥生产劳动，甚至许多开山祖师都亲自参加了生产劳动，所以较能适应新形势而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但禅宗僧徒的实际生活、生产状况与旧的教规、戒律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旧教规和戒律极端轻视和排斥生产劳动，这样，旧教规旧戒律就成为禅宗发展的重大障碍。
禅宗形成初期，禅林尚无制度、仪式，与律宗分野之后，怀海对禅宗面临的形势具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决心实行教规改革，为禅宗的发展扫清障碍。
怀海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新规制。首先是创意别立禅居，即创立的多单纯的禅僧寺院，不与律僧混杂。
禅院(寺)中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示佛法不依赖佛像，只靠师傅的启发和僧人自身的体认。这是将惠能‘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主张制度化了。调整教派内师徒、同学间的关系，打破了旧式寺院受世俗社会影响的等级结构（唐代以前，在各寺院的僧侣团体中常有贵族身份或背景的人，甚至在南北朝时代，梁武帝萧衍晚年崇佛并舍身出家给寺院，如此等等，这些人在寺院有着种种特权）。用‘普请法’倡导自长老以下不分长幼普遍参加生产劳动，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并身体力行，彻底否定了旧式佛门戒规轻视劳动，依靠世俗社会施舍的寄生虫生活，从而开辟了一条农禅结合的道路，不仅使禅宗迎来了更大的发展，也使我国各地有禅僧分布的丘陵地和浅山区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并对中国茶叶种植做出了贡献。
佛教禅宗自达摩祖师首创以来，出现了有戒不守、有律不循，曾出现过争当法嗣、抢夺袈裟的丑闻。从前的清规戒律已起不到制约规范的作用。怀海到了大雄山（乡导庵－百丈寺）后，对此僧人有规不守的现象深感不安。
为了有效地管理禅院事务，勤研佛经，探究禅理，把释家的戒律与‘儒家的礼仪’相结合，撰写了“诏天下僧悉依此而行”的禅门规式（后世称之为“百丈清规”）。
虽在百丈清规之前，释家已经普遍出现饮茶的现象，但那不过仅仅是为了防困倦，作为静思的助修方法。百丈清规的建立，正式确定了茶在禅门的重要地位，从而衍生出宋代的‘径山茶宴’。
百丈清规的不少条文中，均提及茶在寺院中的使用方式、作用和意义。寺院法堂设有两面鼓：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讲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寺院中有‘茶堂’设施，有‘茶头’执事，有供祖师的‘奠茶’仪式，有坐香后的饮茶助修，有集体吃茶的‘普茶’活动还有僧众种植茶树，采制茶叶，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佛事。更有百丈禅师的“吃茶，珍重，歇”禅门三诀，以茶悟道。
怀海制定并编写了禅门规式（世称百丈古清规）。该清规设有法堂、僧堂、方丈等制度，又规定选拔僧人分别担任东序、寮元、堂主、化主等各种职务。
百丈清规的最可贵处在于寺院经济方面的规定：僧众应饮食随宜，务于勤俭，全体僧人均须参加劳动，‘上下均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一清规在百丈丛林推行开后，天下禅僧纷纷仿效，很快风行于全国。
可惜禅门规式到了宋代就已失传，当时禅林行用的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宗颐’编的禅苑清规（十卷）又称崇宁清规或重刻补注禅苑清规。元代朝廷令百丈山禅僧德辉重编清规，题名为敕修百丈清规，共八卷，但已非百丈清规的原来面目了。
尽管禅门规式的原版本或已淹没，禅院集众饮茶敲茶鼓的习俗却是在宗颐编的重刻补注禅苑清规以前就有的事。禅院集众饮茶敲茶鼓之事有诗为证：
西湖春日宋王安国
争得才如杜牧之，试来湖上辄题诗。
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
浓吐杂芳熏巘崿，湿飞双翠破涟漪。
人间幸有蓑兼笠，且上渔舟作钓师。
王安国，字平甫，王安石之弟。自幼聪明，熙宁元年（1068年）赐进士及第，后来以文章著称于世。根据史料，王安国生于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卒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国写下“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的诗句的时候，宋徽宗，名赵佶还没出生（赵佶，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子，生于1082年11月2日），也就没有‘熙宁’之年号，更没有崇宁清规或重刻补注禅苑清规。
曾有人误以为西湖春日为诗人林逋所作，林逋生活的年代更早（967一1028），天圣六年其人殁后，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和靖先生”生活的年代则更是早于崇宁清规。
‘饮茶敲茶鼓’确是古老的习俗。
如果把禅院集众饮茶敲茶鼓之事，看做是制度化、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如果把日本僧人南浦绍明(1235－1308)，来华学习佛学、种茶、制茶及“径山茶宴”礼仪看成是对中国已形成的僧饮制度的继承的话。那么，应该把日本茶道是对中国唐代禅茶文化的继承。
径山寺的禅茶文化应当追溯至唐僧怀海禅师在百丈山开辟农禅制度，种粮、种茶及并编写禅门规式的时代。
径山万寿禅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径山，肇建于中唐，兴盛于宋元，是佛教禅宗临济宗著名寺院，南宋时为皇家功德院，雄居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之首，号称“东南第一禅院”径山寺僧人举行茶宴，礼佛参禅，并制定了独特礼仪，作为中国禅门清规和茶会礼仪结合的典范，径山茶宴包括了张茶榜、击茶鼓、恭请入堂、上香礼佛、煎汤点茶、行盏分茶、说偈吃茶、谢茶退堂等10多道仪式程序，宾主或师徒之间用‘参话头’的形式问答交谈，慧光灵现，偈语机锋，是我国禅茶文化的经典样式。
径山自古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径山茶宴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载体，也是日本茶道的最直接的源泉。在宋元时期，中日禅僧往来频繁，江南地区盛行的禅宗曹洞宗、临济宗东传日本，开宗立派，瓜瓞绵延，在日本室町幕府时期出现的禅宗24流派中有20派系出临济，到近世形成的禅宗14派中，有13派都出自中国临济宗杨岐派禅系的径山派。
清拙正澄（1274～1339年），又称正澄和尚，中国元代福州人，俗姓刘氏。十五岁出家，受戒于福州开元寺。曾先后向福州鼓山寺平楚耸禅师、杭州净慈寺（原名永明禅院）愚极慧禅师参学佛法。而后四方云游多年，在鸡足山顿悟佛法，后来又移住真净寺。五十二岁与其学生等人，受日本邀请，东渡，成为日本禅宗佛教临济宗大鉴派开山祖，住建长寺、净智寺、圆览寺、建仁寺、南禅寺等，又开创‘开善寺’，教化武士。参照中国丛林寺院之規矩‘百丈清規’编成大鉴清规，整顿日本禅林规矩。他是东渡日本的元代中国僧人中最杰出者。正澄和尚曾奉‘后醍醐天皇’勅诏，居建仁寺二次，居南禅寺一次。在日本十四年间声望极高，当時朝廷及幕府上下无不尊崇，小笠原贞宗、信浓武士、土岐赖定、同赖远、同赖康等著名武士与之接近，对众多武士的精神生活影响甚大。日本‘南禅寺’，是受皇室与幕府双重庇护的寺院，是京都名刹之一，为临济宗南禅寺派的大本山，正式名称为‘瑞龙山太平兴国南禅禅寺’。南禅寺始于镰仓后期的正应4年（1291），是开山祖师‘无关普门’将位于东山的开基人龟山上皇的离宫改建的禅寺。天皇中首位皈依禅宗的法皇亲撰愿文禅林禅寺起愿事，规定‘日本最优秀的禅僧’为南禅寺住持，故‘南禅寺住持’成为超越法系、流派的最高禅僧的代名词，在日本寺院中地位最高。
正澄禅师及其历代先师与日本禅林规矩之关系，已如上述，而日本武家礼法之发达，亦与其有密切关系，並且受其莫大之影响。前述小笠原贞宗，为日本武家礼法之始祖，特为正澄禅师建造开善寺，並依其削发为弟子号泰山。小笠原贞宗为最热心修禅者，当其制定武家礼法時，最喜禅林严肃規矩，遂采其所长尽行纳入。所谓‘武家礼法’，初名‘当家弓法集’，后改名‘三议一统’乃小笠原贞宗之玄孙小笠原长秀会同伊势满忠、今川氏赖三人所撰，因而得名，並记其序文。此书，实则小笠原家参取禅家礼法，因此，可以说百丈清規、禅苑清规、敕修百丈清规实为小笠原礼法之觉书。
正澄传‘百丈清規’于日本。不仅使日本禅林寺院，始有規矩可尊循，即日本一般礼法亦受其影响。
在日本，不但是武家的礼法仪式，‘禅’已经根植在日本武士心灵最深处。而‘武士道’就由此中孽生出来。
在日本，从一开始，饮茶习俗和茶文化的传播就是自上而下的，到了室町时代后上层社会将茶事活动上升为一种同中国禅茶一样的宗教仪式，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某种需求，将茶套入一个神圣的光环中。但是，在务精务细、拘泥于表象而沦落为形式的日本茶道中（尽管，千利休及其先师曾经以佛的‘空、寂’来弱化‘物’对茶人心灵的侵蚀。后来，高游外也曾批判以武士家族支配的宗教仪式化的抹茶世界。），人已经沦为茶的奴仆，这似乎是有点儿本末倒置了。这样看来抹茶道是舍本求末之道。
铃木大拙是日本现代著名的禅学思想家，他说：“禅者从理论的高处下降到个殊的世界，像众生一样生活着、受苦、忍耐和希望，但内心却不受此世任何的折磨骚扰；武士道的人生观与禅宗的人生观甚为相近，日本军人在战争中的无畏精神与热爱，面对生死之际，那种显然可见的安静，甚至欣悦，这一切都来自禅宗的精神训练。”——这种训练与日本的茶道礼法、思想及其不厌其烦的仪式是密切相关的。
当贪婪的统治者利用宗教麻痹了民众的精神意志，用仪式桎梏了人们的行为举止，并用荣誉钳制了武士的思想灵魂。当武士们从逼窄、压抑的茶室走向广阔的空间（广阔的战场、外邦他国的战场）的时候，双重性格分裂了花枝与剑之后，踏过梅与樱花向着果实累累的金色的秋天迈进。武士们一手抛撒着花瓣、一手挥舞着战刀，向着荣誉和自由迈进，他们发现在那一片金光中有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荣誉和自由。你我八刀，众人联手劈裂了金光（权利），当那明治的黄金家族亲手完成最后的一刀（君主立宪制反而让天皇睦仁成为权利的核心），八刀之后的金光化为十六瓣的菊花。所有的人都彻底的开悟了。（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开悟“原来！道不从茶中来！道是用剑劈出来的！”）
日本武士道就是从双重人格中孽生出来。千利休也同样在他亲手缔造的“数寄屋”中，形成双重人格中。利休曾经多次在茶事活动中用他的插花艺术表现出一种挑战社会秩序的精神——还不止茶会上的事情，乱世英豪、武家首脑、聪明的秀吉又怎能看不出个中的来由。至少在确立了政权的摄政关白加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认为自己对于秩序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或许，那就是导致丰臣秀吉令千利休以武士之礼切腹自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山不藏二虎，处在政权巅峰的秀吉怎能容忍另一个人成为日本的精神领袖。)
中国人不仅用“禅与茶”培育了日本文化及其茶道，也为自己培育出了一个魔鬼一样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