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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的，宇宙本身不过是一条原因和结果的无穷的锁链，这些原因和结果，不断地这一些从那一些中产生出来。只要我们稍加思索，我们就会不得不承认，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或者不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霍尔巴赫（法国启蒙思想家）
美国畅销书作家尼尔？唐那？沃许在与神对话中写道：“如果真有万能的神，这世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很多人难免会发出类似疑问，为什么万能的神不消除世间的邪恶和肮脏呢？这样，人类就生存在真善美交织的美丽世界中，没有痛苦，没有哀怨，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这种疑问，看似合情合理，却是在人类自设的理论框架中发问，有其很大的局限性。
人类探究世界的方法，一般是理智的推理和事实的验证。依据此种思路，西方哲学家曾把知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即证明知识，单凭思想就可以推理出的知识；第二类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即经验知识，人们需要观念以外的经验做出判断，加以检验的知识。英国哲学家休谟虽然赞同这种分类，但他在探索人类知识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大困境。他认为因果关系的基础无论在证明知识的范围内，还是在经验知识的范围内，都不能得到解释，即是不可知的。这种困境让休谟感到，人类在探索知识的进程中，在原有的理论框架中定然会遇到无法解决的困境，人类若想扩充知识体系，开拓知识的空间，必须意识到自身思维的局限性，跳出固有的理论框架。承继休谟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勇敢走出了一步，把人看成是时空直观中的一种理性生物，但不是唯一的理性生物，并且有其理性的局限性。他对人类理性进行了细致、缜密的批判性工作，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哲学史上占有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影响深远。
由于人类理性的不完全性和不纯粹性，再加上人类惯于师心自用，又怎能觉察到宇宙间的所有规律呢？按照理神论者的观点，所谓的“神”仅仅是一个代号，代表宇宙间最高的法则，永恒的规律。所以，对“神”的做事原则，师心自用的人类无法理解，也是相当正常的，自然难免会问“如果真有万能的神，这世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灾难？”这种问题了。
万能的“神”给了人类自由意志，让人类自由选择其生活，可有些人却偏偏选择有灾难的生活，自找苦吃，让“神”感到相当无奈。神只能让你有选择自由，但无法帮你承担罪责。宇宙有其万劫如一的自然规律，万物有其永恒不变的运行法则，所有物质性的生命都按照自然律生灭变化。没有人可以改变自然律，即使是神也无法改变。黑格尔在权利的哲学纲要一书说：“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神”公正无私，当然无法，也不会改变合理的事情了，否则“神”就不配称之为“神”了。那些在人类看来像是惩罚的事——或称之为邪恶或恶运的事——只不过是自然律在维护它自己而已。
有果子，就有种子
自然律包罗万象，定位和描述宇宙的变化状态。在一些学者的理论探索中，因果律是自然律中的一种高级形式。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凡事有果皆有因。在世人看来，很多事仿佛巧合，其实若深究下去，就会发觉那其中早已种下了“前因”此种道理，中国的易经早已宣告世人，飓风起于萍末，天下没有突变的事，只有当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前因潜伏。在因果律面前，没有特例，理有固然，定然事有必至。佛典大宝积经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即使时间跨度百千万亿劫“前因”必然导致“后果”“后果”也必然能追溯到“前因”而且，时间的跨度越是长久，因果律的表现形式就会越明显。
中国易经。坤卦文言中有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话正反映出宇宙间一种永恒的因果律，中国历史上不乏这一规律的明证。
中国宋朝初兴时的仁厚将军曹彬，奉命攻打江南，征服南唐后主李煜。当时曹彬围攻南京半年多，连秦淮河、白露洲、西门水寨都占领了。最后，只要一仗就可轻易攻进南京城，李煜也已准备投降。在这紧要关头，指挥将军曹彬突然生病了。生的什么病呢？大家都很着急，都监潘美，先锋曹翰等都来探病。问起生的是什么病，曹彬说是心病。于是大家纷纷主张找医生。曹彬说，不必找医生，我的病医生治不好，只有你们各位能医好。大家问什么办法。曹彬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进南京时，不许随便杀一个人，也不许奸淫掳掠，做不做得到？这时一班将领们只好说，你命令下来就好了嘛！曹彬说，不行，要大家先发誓。于是大家就发誓，发过誓后，曹彬立刻下攻击令，打进了南京城，而城里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呢！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曹彬的仁义之举泽及后世，他的后代都很好，孙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被誉为圣后；相传还有一个孙女成了神仙，便是道家灵源大道歌的作者曹文逸真人。历史上仁厚的名将不只曹彬一个，其他还有很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历史记载。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现象，在历史上更是常见。南宋历史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谈到汉朝的张良和陈平绝后的原因。洪迈认为，陈平用计奸毒，坑杀忠良，绝人后裔，所以绝后；张良因建议刘邦追杀刚刚缔结盟约，誓言瓜分天下的项羽，所以也绝后。真可谓史迹昭昭，因果不昧，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绝人之后者，其后亦绝。
再说东汉王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刘协做了多年曹操的傀儡，受尽凌辱，最后被迫“禅位”给曹操之子曹丕，并献出两个女儿供曹丕享乐。曹丕在刘协禅让帝位后仍不放心，命人先下毒酒，药死刘协，又怕他诈死，命人肢解刘协身体，将其四肢放入油锅中炸。这种残忍不善之举，必会遭致因果恶报。果不其然，未及数代，曹魏王朝的末代皇帝元帝曹奂又被权臣司马炎弑杀。司马氏称帝后，腐败无能，以至民不聊生，百姓无栗米充饥，其后代最终也没落下好下场。西晋末，晋怀、愍二帝在国破后做了匈奴俘虏，被命在宴会上“青衣侑酒”在出猎时“执戟前导”受尽凌辱后被杀。
因果永恒
到了五胡乱华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这种因果恶报的现象更加明显。南朝开始第一代篡位称帝者为宋武帝刘裕，他开启了对前朝子孙“斩草除根”的先例。这种始作俑者的恶性做法至此循环下去，紧接“宋”后，齐、梁和陈，皆为同样的翻版，对前朝子孙“斩草除根”到了隋朝，变本加厉，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在开国称帝之始，就埋下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种子。杨坚在血腥杀戮以外，尽灭北周国主宇文氏之族。所以历史学家评价说，隋朝皇权必难长久。隋朝仅及二代，杨坚之子隋炀帝杨广，就被宇文氏之族的宇文化及所杀，隋朝也就此灭亡。算来，杨坚父子的隋朝天下，总计只有三十二年而已，在历史上仿佛昙花一现，但却留下了千古骂名。
宋王朝的例子也很鲜明。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死，七岁的恭帝即位。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到了元初，南宋亡国以后，末代的小皇帝恭帝赵晃和皇太后，都被元朝的大将伯颜所俘虏走了。所以，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首诗说：“记得陈桥兵变时，欺她寡妇与孤儿。谁知二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满清王朝亡于慈禧太后之手，其间也有一段奇妙有趣的文史记载。据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开国称帝的第四年，亲征原属蒙古后裔的叶赫族，尽灭其国。叶赫族贝勒金台石率妻子登上所居高台，宁死不降，而且发誓：“只要叶赫族有一个人在，即使是女的，也必报此恨。”因此，清朝两百多年，遵守祖制，绝不娶叶赫族的女子做后妃。但到了咸丰时代，叶赫族的后裔，就是有名的“慈禧太后”却入宫成了后妃，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意。慈禧太后生了儿子，即六岁接位的同治皇帝，同治皇帝只在位十三年，十九岁便死了，以后便开始由慈禧“垂帘听政”一直把清朝彻底毁灭。并且，叶赫族女人隆裕太后叶赫那拉？静芬，以太后的名义亲手签订了满清末代皇帝宣统的退位诏书，正式结果了满清王朝的寿命。所以满清有“兴于叶赫（努尔哈赤的妻子是叶赫部人），亡于叶赫”之说。世事的轮转回旋，循环往复，犹如原版重翻，真切反映出宇宙间的因果铁律。
从个人案例来说，满清王朝的大贪官和绅的兴旺衰亡，更说明了因果报应之说，丝毫不爽，对后世人有警戒意义。由于深受乾隆皇帝的宠幸，和珅在位时一手遮天，虽作恶多端，却久久不衰，所贪之财相当于清王朝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的恶业遭致了“现世报”在他被嘉庆帝抓捕，抄家处死之前，家中就出现了种种凶相，厄运频频降临。史料中详细记载，嘉庆元年七月初七，被和珅视为掌上明珠的次子刚满两岁就夭折了，仅仅过了两个月，和珅的弟弟四川总督和琳，又在军中染上瘴气身亡。和琳是他官场上的一大支柱，突然暴亡，和珅格外悲痛。嘉庆二年，和珅的孙子夭折。嘉庆三年二月，和珅结发30年的妻子冯氏，也撒手而去，不到一年，他本人也成了泉下之鬼，只活了49岁。和珅死后，其子丰申殷德在河北冀州找了块地草草埋葬了他。这个聪明盖世，上可弄君，下可欺民的一代奸雄，生前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信因果报应，结果落得连贫民百姓都远远不如的悲惨下场
曾子在大学中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用违背情理的手法得到的财物，也会不合情理地失去。在人类的世界中，冥冥中始终有一个无形的规律在主持仲裁着善恶是非，不管人类有怎样的权谋智巧，毕竟逃不出这个因果定律。天道循环，因果不爽，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正如涅盘经.憍陈如品所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所以佛法劝人一心向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中国周书中也说：“天命无常，修德为要。”中外经典，在叙述宇宙间的永恒规律时，有相通共鸣之处。
由此看来，人类若想消除世间的灾难，就要从根本去寻找原“因”所在，正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如果不知现象背后的原因，却拼命想改掉不好的结果，自然是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可人类往往不知道的原“因”太多，无知者无畏，不知道也就罢了，却因为自己不知，而不去承认，断然否定。这就仿佛一个人在丛林中行走，却故意蒙上双眼，横冲直闯，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说：“千万不要轻视你所不知道的真理，否则，你可能会用生命的代价来补偿你所犯的过错。”处于“灾难”之中，且愿走向自由的人类，谨记，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