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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根岁底，陆续收到不少以前学生寄来的贺卡，发来的短信。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发来一条短信：“老师，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小学时的模样，不管多久，我始终记得您您的微笑和教导。老师祝您节日快乐！”学生的名字依稀记得，但真的想不起他当年的模样了。学生都工作几年了，还记得我这个小学老师心中腾起一股甜蜜的感动，或许教师的成就感就在这份记得吧。
不知怎的，忽然想起我的小学老师来，有些模糊的记忆如同一张张老照片经过大脑的扫描和修复，忽地清晰起来。
我的小学是在村小就读的，学校的名字叫“野营角小学”学校很小，小得就六间草房，五个班级师生总共百十号人，老师很少，记忆里老师都是村子里或者邻村的农民，上过学，识点字，便被叫去当民办教师。每个人都包班，一个老师都要任教几门课。我能记得的小学老师也不多，大概四五个。
（一）
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个女老师，民办教师，教我们语文和数学。当我们得知老师姓“年”便想到年糕，黏饼，我们也就成了一群黏人的孩子总围着老师团团转。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老师看上去像年糕、黏饼一样讨人喜欢。年老师三十来岁，这已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的。她留着齐耳短发，眼睛特别大、特别亮，看着你就仿佛能把你吸进眼眸里。笑起来嘴角漾起的酒窝是会醉人的，就我们这群毛孩子都被老师的笑醉倒过。上课的时候，我常常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一个劲儿盯着老师嘴角的酒窝随着讲话的节奏变换着大小。那时上学没有什么压力，考到60分就是万岁，早、中、晚孩子们都在田野里疯玩。有一回中午，年老师邀请我和另外三个女孩子去她家，三五个孩子跟在老师的身后，叽叽喳喳如雀儿般欢跃，我们把能够去老师家当作一种荣耀。穿过几节田，跨过两座桥，就到了老师家。年老师扑闪着大眼睛微笑着说：“今天老师教你们间芦嵇苗，间下的苗你们带回家种。”原来是帮老师干活来啦，大家特别开心。年老师蹲在田边，一边示范，一边讲解，让我们每隔一尺远留一根苗，中间的都拔去，要求留下的横行竖行都要对齐。没等老师讲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年老师连忙叫我们停下，让我们动脑筋想想，怎样拔才能又快又好。我们四个拍拍脑袋，决定分成两组从两头开始拔苗，一边拔一边数，一边瞄准，还真做得有模有样。年老师在一旁不时地指导我们，教我们用大拇指和食指像握笔似的捏住苗的根部，轻轻向上提，待到根部出土时轻轻将泥土甩落。我们也乐得在老师面前表现，个个专心致志，仿佛在完成一幅画，用心涂抹着每一笔色彩。一小块地不消半个时辰就间苗结束，我们的奖赏是每人一小捆芦嵇苗。年老师让我们带回家自己种起来，等到暑假过后芦嵇成熟带到学校和大家一起吃，还要比比谁种的最粗最甜。我真的在自家的田边种了一排芦嵇，后来我们几个都把最粗最高的芦嵇带到学校去，同学们吃得很开心，年老师更是笑得大眼睛都眯了，我也不记得谁种的最好了。只记得那年的芦嵇特别甜，特别好吃。真的很感谢年老师当年的这份无意还是有心，让我们懂得合作，懂得分享，让我懂得用劳动去换取生活的甜蜜，懂得自食其力。后来我到了城里教书，竟然再次遇到了年老师，她把孙女送到我们学校来上学。当年的民办教师早已离开了教师岗位，而今已然是个小老太了。眼睛还是很大只是不再清澈明亮，她看到我，似乎有些局促不安，寒暄了几句便匆匆走了，没让我关心她是孙女儿，没叫我帮着挑个“好班”甚至连孙女的名字都没告诉我，后来也偶尔看到，只是很少交流。
（二）
吴文魁是个瘦小的“老头儿”其实年龄也就四十来岁，但是头小小的，脸尖尖的，腰身有点弯，我们暗地里叫他“瘦猴儿”吴老师教我们四年级，我们那时不知道吴老师其实是读过中学的，是我们学校最有才，读书最多的老师。我们一班小顽童从来不好好上吴老师的课，常常把他气得猴急猴急的，看着吴老师瘦小的脖子气得青筋暴突，发红发粗我们就特别开心，全然是没心没肺的节奏。但是吴老师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更不会打我们，气急之时，就让我们读书。但是我们很喜欢吴老师给我们上唱歌课，那时不叫音乐课，也没有音乐书，到唱歌课的时候，吴老师就教我们唱京剧。他有一把小胡琴，毛竹做的，琴身和弓把油光发亮。唱歌课以前的老师都没有给我们上过，吴老师几乎每个星期都给我们上一堂唱歌课，星期一下午最后一课这是我们最期盼的，乃至我星期天都希望快点过去或者不要有星期天才好。村小的上课铃是一块钢圈吊在老师办公室门口，还有一根铁棒悬在一边，吴老师是上课带打钟的，可能是校长，我们也不清楚。星期一下午第三课，往往不等吴老师敲钟，班上几个男孩子便搬着板凳爬到高处提前把钟敲了，然后一溜烟都回到教室等吴老师来上唱歌课。吴老师提着胡琴进了教室，我们一个个屏住嘴，脸憋得通红，生怕心中积聚的喜悦像爆竹一样炸起来，吴老师可是说过教室里闹腾就不给上唱歌课的。吴老师坐在板凳上，胡琴搁在左腿上，右手轻轻开弓，那丝线摩擦的奇妙音乐便骤然响起，像一股神奇的风，撩拨起每个孩子身上天然的音乐细胞，那些细胞化作一个个未知的音符聚拢在喉咙口，挤得嗓子痒痒的。几声琴弦，吴老师便摇头晃脑起来：“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我们也亮开嗓子跟着摇头晃脑嚎起来，这一嚎嗓子也不痒了，心里也不堵了，整个人就像腾云驾雾飞起来了。那一刻，看着吴老师那微佝的腰身，那尖尖的脑袋，那瘦猴子似的样子是那么可爱。红灯记霸王别姬都学过，不记得具体的歌词和唱腔了，但吴老师拉着胡琴给我们唱京剧的样子至今清晰难忘。后来我从村民那里打听过吴老师的消息，听说他的腰身是在文革时候被红卫兵弄垮的，后来没等退休就病死了。我早已不记得吴老师上过的语文课、数学课是什么样子的了，但儿时学唱的京剧至今还能哼上几段，也许就是那时音乐课的感染和铭记，直到今天，我还是喜欢听戏曲，喜欢那慢条斯理，优雅斯文的神韵。
（三）
五年级教我们的老师叫顾乃文，因为跟我一个姓，也住同一个村，还跟我的父亲同龄，再有他的女儿也跟我同学，所以对顾老师感觉特别亲切。顾老师也确实跟同学们相处很快乐。原因不是顾老师教学艺术有多么高超，他只是一个代课教师，自己也只是小学毕业，普通话也不会说，他甚至数学课常常让学生上台帮他讲题目。他的语文课，除了让我们读课文，说段落大意，剩下的时间就是顾老师给我们讲故事。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些每学期甚至交不起一块钱的学费的孩子，从来没有一本自己的课外书，而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却在顾老师的课堂里知道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还有许多民间故事。顾老师从来不给我们布置作业，那时候连本子都买不起，有作业也是写在捡来的香烟壳、灰报纸钉成的“本子上”顾老师的课上几乎都能听到故事，所以我们都特别盼顾老师来上课。顾老师讲起故事来，就像是说书的，摇头晃脑，表情丰富，讲到激烈处，手舞足蹈，吐沫横飞，有时候还拉着我们上前跟他配合演动作。一张破木桌做的“讲台”桌面都被拍得凹成“大木勺”的样子。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就这样被一个讲着方言的老师，迷得晕头转向。每每听得入迷，便神思恍惚，仿佛变成了故事中的一个英雄，神气活现。
顾老师让我们难忘的还有他的幽默，他特别爱讲笑话，开玩笑。有人犯了错误，他从不生气，而是用讲笑话的方式把犯错的同学说得哭笑不得。记得有一次体育课，顾老师教我们做广播体操，那时才有一套新操，顾老师在教室门口的平地上教我们做操，有一节是踢腿运动，我们兴奋不已，总是把脚尖竖直拼命往高处踢，顾老师高声咳嗽一声，不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是不是在踢飞机，这样会把飞机踢掉下来的啊！”我们一阵哄笑，便赶紧绷直脚尖好好做踢腿运动。还有一次体育课，老师教我们扔铅球，轮到我了，我一点也没想，抓起铅球就扔，一股蛮劲出手铅球忽地就飞向一侧的同学队伍“快让！”顾老师一边大喊，一边扑过去抱住一个女同学，就在大家的惊呼声中，铅球砸在顾老师的右腿上滚落下来。同学们都吓蒙了，我也吓哭了。顾老师捡起铅球，故作轻松地说：“幸好我长的螃蟹脚，有壳儿，要不就变成肉过了，扔铅球一定要看准方向啊！”同学们都笑了，我恨不得能遁地三尺，惭愧得要命。后来的好些日子，顾老师走起路来，右腿总是一拐一拐的，他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照样说笑话、讲故事，给我们上体育课。而我总不敢正视老师走路的样子，他每拐一下，我的心里就像被什么拧了一下，生疼生疼的。
我去乡里读初中的时候，村里来了年轻老师，代课的顾老师就被辞退了。再后来，没过几年他就患了癌症去世了。听母亲说，退休后，顾老师就像换了个人，整天闷闷不乐，死命埋头在地里干活，只有看到孩子们路过田边叫他时，他才露出笑容，拦着孩子们问这问那的。
在那个贫瘠的时代，顾老师用他的故事、笑话补给我们同样饥饿、贫瘠的精神世界。孩子们都喜欢他，听他的话，爱上他的课，而他只是一个不会普通话的代课老师。
我记忆中的小学老师是从庄稼地里走来的，有着农民的质朴和踏实，被人们称作“泥腿子老师”他们没有专业文凭，没有精湛的教育技艺，但他们是我心中的好老师。因为他们用最简单的爱，最淳朴的方法，给孩子贫瘠的心田播下真、善、美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