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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四，小年夜。我和黄校长决定去看望一下退休的卞国华老校长，一方面是代表学校去慰问退休老干部，另一个原因是听说老校长身体每况愈下，作为曾经深受他关心、爱护的晚辈，真该去看望一下，有一份感激永不磨灭。
大街上弥漫着浓浓的年味，穿梭往来的车辆和行人让原本不宽绰的道路更是拥挤。当我们终于到达碧霞校区，敲开那扇久违的围墙门时，却发现家中无人，电话也无人应答。几番电话，才知道，卞校长今天又一个人偷偷溜走，忘记了回家的路，被一个老同事看到，通知家人去影剧院附近接他了。
听到这个消息，心头一怔：看来，卞校长的病情越发严重了！前不久，听他儿子说，他已经不认识家里人了。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多年来坚持阅读、写作、思考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不忍心用“老年**症”这个字眼扣在我向来尊敬和感激的老校长头上，且说这个“阿尔滋海默症”为何如此残酷，如此冷漠，要入侵这样一个教育的忠实信徒？
等了十来分钟，远远看到巷子远处两个老人蹒跚过来，是卞校长夫妇。卞校长的爱人叫张云琴，也是我们学校的退休教师，曾经是个高大、健硕的女人，工作中风风火火，似乎有永远用不完的力气，经不住岁月的风霜侵袭，而今显得枯瘦而疲倦。她搀在手中的，步履僵硬、神情木然的老人就是卞校长吗？
我们迎过去，招呼卞校长和张老师，张老师远远看见我们，显得有些激动：“你们怎么来了，让你们等了吧？”说罢，把我们邀进狭小的院子。
“卞国华，你认识这是哪个啊？”张老师指着同去的黄校长用她惯有的南通方言问道。
“卞校长，你晓得我是哪个？”黄校长也凑到卞校长近前，像在试探一个孩子。那样子，看着叫人心酸。
卞校长微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不假思索地说：“你是黄托。”也是南通话，边说他的嘴角露出一抹纯真的微笑，显得很开心。
听到他的正确回答，我们都很惊喜。
“卞校长，你记得我是谁呢？”我迫切地想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心里有些紧张，生怕他不记得我了。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楞了一下：“你是顾，顾新红。”嘴角再次浮出那抹无邪的笑。
“你记得我是教什么学科的？”我追问道。
“你是教语文的。”卞校长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自信的微笑。
卞校长还记得我！那一刻，我仿佛中了奖似的无比欣喜和激动。他已记不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了，可是他记得我们曾经的两个小字辈！
显然，他虽然记得我们的名字，但他真的不是那个思维敏捷，口若悬河的卞校长了。我们围坐在客厅的方桌旁，听张老师讲卞校长的情况。他一直默默地坐在桌边，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脸的无辜，只是偶尔吐出几个简单的字。对我们的问话，大都以一个“嗯”字或者一个微笑的表情来应答。
从张老师的口中，我听出了张老师对阿尔滋海默症的恐怖与无奈，听出了那份不离不弃的坚守和艰辛。最近，卞校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有些莫名其妙的举动，让别人无法走进患病者空洞而迷茫的内心。这些举动，让我难以理解和相信，因为他曾经是那样矍铄和睿智。
这些日子，他总是莫名其妙地烦躁，总想溜出去，每天家人对他寸步不离。今天趁着老伴儿洗碗的当儿，他竟然把锁敲断，溜出去几里路。仿佛在逃避什么，又仿佛在寻找什么，有一种力量驱使他要出走，出走。
他还常常冷不丁地打人，打完了就忘了，还说是别人打的他。是有些什么情绪无法表达或者已经忘记如何表达，只能生气，只能使粗，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些天，他把自己这一生发表的文章，写的稿子全部找出来，天天捧到东，捧到西，不许任何人碰。我们看到桌旁的椅子上果真整齐地摆着一沓杂志和稿纸，有一尺多厚，都是卞校长以前发表过的文章。最上面盖了一张纸，纸上写了几句话：“我是卞国华，我是校长，我写的文章最多，我挨打得最多。”许多过往的人和事他都忘了，只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名字，这个伴随他一生的符号；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这个让他奉献了一生的职业；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荣耀，几十篇的论文是他对教育的思索与回馈；他没有忘记文革期间遭受的屈辱，他用即将消失的记忆和书写能力刻画了毕生的疼痛。看着那依然苍劲潇洒的字，一股难以描状的酸涩在心中翻腾、上涌。
我的印象中，卞校长是个很有才华，很有思想的人。听说他本是南京人，父母是高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早早离世了，而二十出头的他被下放到如东丰利那个偏僻的小村落当了教师，这一“放”就是此生余年，他再也没有回到南京。
八十年代中期，他被调到掘港，到了当时的掘西小学（就是现在的宾山小学），从教导主任做到校长。我在宾山小学的日子，正是卞校长最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段。我目睹了他从教导主任到副校长，到校长的历程，更目睹了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执著奉献的精神，创造了宾山小学校史中的一段辉煌。
那时候，宾山小学的“小红花”艺术教育享誉省内外，80年代学校被确定为南通市艺术教育布点学校。原国家教委音乐教育专家方堃、李广汉曾两度来校视察艺术教育，给予高度评价，并欣然题词：“一枝红梅出墙外，唤得如东遍地春”这幅字，至今还保存在学校档案室。
记得那时候，学校里可谓歌舞升平，活力四射。卞校长指导排练千人大合唱，五十六平米的泥操场上，全校师生列队整齐，歌声嘹亮，一首校歌唱得响彻云霄。排练时，卞校长再忙也会到操场，情急之中，还会登上指挥台，现场指导一番。那通味十足的普通话，那瘦而有神的身影，尤其是那纤细有力的手指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特别有魅力。
记得那些年，每年“六一”前学校都有“小孔雀”舞蹈比赛，老师们似乎个个身怀绝技，凭着一台破旧的收录机就排练出一个个精美的舞蹈节目。每次汇演，就在学校的一个天水池平台上，班班的服装、道具、舞蹈都各有特色，精彩无比。每次汇演，卞校长坐在前排，满脸的幸福，满眼的赞赏，那时很少有照相机，那些美丽的场景也许只留在师生的记忆了。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卞校长的带领下，开设第二课堂，刺绣、篆刻、口琴、编织、贝壳画等等几十个项目进了课堂，班班有特色，人人出成果，真是有声有色，每年学校都要迎接一批一批县内外的来宾前来观摩、考察。九十年代初就有这些艺术活动项目，现在想来，就是特色课程、校本课程、班本课程啊，那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记得那时候，每年迎新年，教师都要搞迎新春联欢会。小小的礼堂，简陋的桌椅，矮矮的舞台，大家载歌载舞，欢乐祥和。卞校长的节目大凡就两样，一样是唱京剧，还有就是拉二胡。二胡拉得很专业，一开弓，抬手间，串串圆润的音符就如流水般淌出来了，二泉映月江河水良宵都是卞校长的拿手曲目，每每拉完，掌声如注，大家都无比叹服。
当我们聊到二胡时，张老师说：“我为他买了一把新二胡，高兴的时候拉一会儿。大都的时候，就把二胡放在床上，不许别人碰，你把二胡拿出来放到书桌上，他又当宝贝似的拿到床上去，真是没得办法。”我分明看到张老师眼圈红了，有晶莹的泪水含在眼眶。
“卞校长，给我们拉段二胡吧！”我请求卞校长，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显得很乐意。
小小的客厅里，卞校长穿着藏青色的棉袄，戴着一顶棕色的针织帽，佝偻着腰身，那瘦弱的身姿，怯怯的眼神，看上去像一只受了惊吓的老猫。端坐，调弦，开弓，显得很是熟练。一时间，熟悉的旋律奔流而出，起先拉的是二泉映月，拉到中途换成了江河水，旋律还是那般流畅，节奏还是那般准确，只是身姿已不再灵活地随音乐摆动，只是脑袋也不再轻轻晃动，那乐曲已然萧瑟、沧桑、凝涩，甚至有些苍凉。黄校长忙着摄像，我也举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即将八十岁的老人，木然地端坐，大大都眼睛露出无邪的笑意，瘦削的指尖扣动着琴弦音乐像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在流淌，江河水不再奔腾咆哮，不再气势如虹，卞校长一遍一遍拉着那个最熟悉的片段，我悄悄擦去溢出眼眶的泪水，让卞校长歇会儿，不忍心他重复那熟悉的旋律。阿尔滋海默症，让他的记忆渐渐消失，他敏捷的思维，矫健的步伐，自信的神采，生活的能力，甚至个人的尊严都在渐渐被销蚀、磨灭。而他依然记得这些音符，这些旋律，这些操琴的动作。我想，生命中，总有些不能忘却的记忆，直到生命的消逝。不知道，他还记得那些年对我们的关心和指导吗？他还记得，他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吗？他还记得，他把一次次机会，一项项荣誉给了我们这些勤奋好学的年轻教师吗？他还记得，是他的推荐、栽培，才有今天的黄校长、顾校长吗？这些我都没有答案，但我知道，他现在还记得我们的名字，记得当年他身边的小兵辣子。
告别卞校长的家时，他执意要送我们。张老师搀着他，像搀着一个刚刚学步的孩子，一步一摇地，一直走到我们停车的巷口。他笑着跟我们挥手，似乎有话要说却说不出来，只是微笑、挥手，微笑、挥手，黄昏中，他们像两棵苍老的树，根基独立，枝干相连，在风中摇曳不远处，有鞭炮炸响，我们发动汽车，冲向喧嚣的街道，两位老人在巷口站成黄昏中的一道憔悴的风景
我不敢回头，只在心里默默祝愿，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想起刘剑波老师的小说消失，想起书中阿尔滋海默症患者一步一步消失的记忆和作为人的生活要素，悲从心来、不寒而栗。有一天，也许有一天，对于这个世界的记忆真会在他的脑海中完全消失，连同他的作品，他的二胡和二胡曲，还有他自己。但是，他留给世界的爱和记忆不会消失，这个世界对他的爱和尊敬也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