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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村办小学还没有正式的校园，课堂都设在巫家村一个过去的大地主巫琴堂先生的旧宅里听课。那是我小时见到的最气势恢宏的建筑——里外三进、上下三层，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最漂亮的要数五年级的教室，在琴堂先生过去的大客厅里，宽敞明亮，全木质结构的高大的无梁穹窿顶，同学们在雨天用篾片将小泥丸弹上穹窿顶部，象满天星辰，蔚为壮观。
一背上书包，村里的老人们只要见到我就劝我要刻苦读书，并且常以琴堂先生从小刻苦读书而终于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典型事件激励我，反复阐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但听来的关于琴堂先生的事迹全是三言两语，东鳞西爪，不太完整；因此，心中产生了一知琴堂先生全部典故的渴望。
那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两队进校的目的是要大讲地主资本家凶狠残暴，工人和贫下中农受尽苦难。记得有次贫宣队长给我们上阶级教育课，控诉旧社会的罪恶与人民的苦难，声泪俱下，十分感人。只是讲的人物不对号，那么多贫下中农他不讲，宣讲的偏偏是大地主巫琴堂先生。当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讲得激动，校方无法也不能打断他请他下台，只得由他讲下去，正好使我一了宿愿。
琴堂先生的故事，发生在晚清时期，实际离我很遥远。如果没有这堂课，我恐怕很难尽知端详。
贫宣队长说，琴堂先生原来家无田地，父亲给人做长工且在琴堂先生幼年就死于意外，留下孤儿寡母，一间茅屋栖身，衣食无着，十分凄苦。
在这样恶劣到简直无法生存的境况下，巫母还坚持要儿子上学，将家中能换钱的东西悉数变卖，凑齐学费，把琴堂先生送进了学馆。
在他上学的最初几年里，母亲日复一日地沿门托钵要饭，满世界转悠一天，带回一碗半碗剩饭供琴堂先生就食——也就是琴堂先生一天的伙食了。每天中午放学，别的孩子都回家吃午饭，琴堂先生没有去处，就跑到半路上找些能吞咽的草根树皮填肚疗饥，然后回馆。馆师见他每天中午到堂都比别人早，甚觉奇怪，问他，回答在家中热点剩饭吃完就来了。馆师不信，一日秘密跟踪，路上点滴，尽收眼底，心痛得落泪。怜其孤苦，于是分文不收，还无偿供给书本纸墨，任其自读。而琴堂先生以其天资和勤奋，成为学馆里学业最优秀的学生，深得馆师喜爱。
这种艰苦的就学条件，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而对于琴堂先生来说，这还是幸福的日子，更深的苦难正在前方等着他。
巫母心念儿子命苦，日夕以泪洗面，竟致哭瞎双眼。琴堂先生丢下书包，哭倒在母亲膝前，要弃学讨饭供养母亲。而那位苦难中望子成龙的母亲宁愿饿死也坚决不许儿子弃学，声称儿子哪天弃学，哪天就见不到母亲了。
琴堂先生含悲忍痛继续着学业，每天中午照例寻些草根树皮充饥，下午放学后沿路乞讨，讨得些饭菜好回家奉养母亲。沿路人家都知他家境，人心向善，必有所赐，因此琴堂先生从未捧空碗回家。只是那一碗饭菜，母子相怜，常常谁也不肯下咽。
一年冬天的某个傍晚，在苦难和黑暗中苦熬苦撑的巫母，没有等来儿子捧回的那碗嗟来之食就因病离世，琴堂先生放学讨饭归来，见到气息全无的母亲，悲天恸地。一个靠讨饭度日的学生，无力安葬慈母，都是乡亲们帮衬办理后事。而巫家村的田地尽在外村人手里，巫家村人都是靠做长工打短工过日子，家家都清苦。母亲下葬后，琴堂先生跪在母亲墓前发下两个誓愿：要让母亲的灵位供奉在这片土地上最华丽的厅堂里，要让巫家村全村人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
琴堂先生是个优秀学子，又是个难得的孝子，他的事迹传到临湘知县衙门，受到了官方的旌表，并且成为官供的学生。他以优异的学业完成了县试成为秀才，又以其优秀的文才学识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举人。这时他心系慈母灵位和巫家村乡亲，不愿继续参加科考，通过拔贡，成了一名优贡生，出任湖北洪湖县知县。琴堂先生也无心为官，做了八个月知县，不知从哪里弄到一笔横财（这是我唯一不敬佩这位先贤的），辞官回乡，赎回巫家村所有田地，附带兼并了邻近村子的土地。贫宣队长说，我们整个生产大队的田地在解放前都是琴堂先生的产业。又花三年时间盖起豪宅——一年备料、一年建筑、一年雕刻彩绘，成为我最初的学堂。
说到这里，贫宣队长似乎想起了什么，面部表情由同情、仰慕一变而为激愤：“哼，哼！俗话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巫琴堂才做八个月知县，银子哪来的？还不是剥削我们贫下中农的。”
阶级教育课在最后冒出的亮点下结束了，琴堂先生的感人故事却一直在我心里，甚至对我个人的学生时代产生过深刻影响和鞭策作用。琴堂先生的坟茔在七十年代被掘开，大队把上好的楠木棺材拆卸开来，做了一条水渠上的小桥梁——这是我与琴堂先生最大的接触点。我虽一直对他深怀景仰，但因其孙大我十多岁、其重孙又小我十几岁，尽管同在一个行政村，却与琴堂先生的后人从无交往。据说他的孙子抄录了我的电话号码，而他的两个重孙明年将大学毕业，我在深圳期待着，期待能为琴堂先生的后代做点事情，聊表敬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