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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老人死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孤独地死去。
六十年代末，他所在的那个自然村和我们村合并成一个生产队，使我很小就认识了这个怪老头。
他个头很矮，总使人想起古典话本小说里关于矮小人物的“身不满四尺”的体貌特征描述，想起武大郎。第一次见过他后，我对父亲说看见了一个矮子，挨了父亲两巴掌并遭到严厉训斥。父亲嘱咐说：“你要牢牢记住：他是长辈，你是晚辈，要有教养，以后绝对不许对他说‘矮子’。”
七十年代，他是生产队的贫协组长，也是大队和公社的红人，乡下的业余文艺演出队每年都编一些关于他的事迹的说唱节目。这也许出于人们对他的尊敬，但结果却是逼着他更多地付出。
他无儿无女，孤独于世，性格却十分要强。在生产队的劳动中，他一直拼命地卖力气，实打实地做每一件事，从来不耍花招。我因此敬重他。他性格中最要强的一面，集中体现在想千方百计地证明个矮不是缺陷，所有挑担的活都抢着干。而老家的箩筐系绳长，他挑着担，箩筐底部总是在地上撞来撞去——会极大地增加挑担的劳动强度。每次见他挑担，脖子上青筋暴起，心中十分不忍，又不能劝他。满村的人们都不希望他再如此表现，却谁也不敢对他出言相劝。
身体的缺陷，养成性格的畸型。他说话的声音永远比别人吵架的音量还高，说话时脖子上的青筋象挑担时一样暴起，总带几分霸气。小时候的印象中，他从未对我友善过。看得出，村里的人们对他既满怀怜悯，又充满厌恶。
我到十三四岁以后，感觉自己长成了一个纠纠男儿，有了些力气，于是每次路遇他挑担经过，都要夺过他的扁担。起初他坚辞不让，日子长了，也习惯成自然，形成一种默契。说也奇怪，在前后六年的时间里，这类事情我大概做过百来次，竟然一次也没有第三者见过。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只是帮人与被帮的关系，到后来却有了几分牵挂和依恋。我会常常莫名其妙地想：他现在又挑着担吗？我长大了，有力气了；而他却老了，更挑不动担子了，为充英雄好汉，他已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有时我真想劝他老人家：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必背包袱，有什么长处就展示什么长处，有什么弱点就面对什么弱点，这样一生做秀，换取的只能是一生的苦头。
后来我远离了乡井，我敢肯定村里的乡亲们最舍不得我远走的就是这位老人，我的离开会使他的心变得空空荡荡。
他老伴比他有福，先他而死，我无法想象他终日面对那个既没未来又没有伴侣的家，是如何打发寂寞的日子。我每次回老家，他都提一篮鸡蛋鱼干之类的东西去慰问我。我母亲为此大惑不解，盘问过我几年：“非亲非故，他为什么每次都来看你？还拿这么多东西？”我一直未说明其中原委，只在母亲的鼓励下打点更多的东西去回拜这位老人，陪他说说话。
那年冬天，他在风雪交加中孤独地死去，没人知道他离开人世的确切的日子。许多天，乡亲们没见过老人露面，有点放心不下，于是推开了他的家门。老人僵硬在床上，灵魂，早已随风雪飞飘天外。我在几个月后回到老家才闻噩耗，于是备些香烛鞭炮，去坟前拜祭。
母亲更加疑惑，因为在那片土地上，只有亡者的后人才到坟前敬奠香烛。这时我不得不告诉母亲：我们早已有了一种父子般的情意，缺了我这一炷香、一盏烛光，老人的灵魂不会安息。九泉之下，他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