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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是在突然间关注写信这个问题了。十多年前，我曾那么迷恋写信与读信。然而，弹指一挥间，我却变得越来越懒得写信了。不但对朋友如此，甚至就是对远在商洛的父母，一年里也难能给他们写上几封信的。倒是友人的信并不因为我的冷落间断过，隔三差五，我总能收到来自南方和北方的鸿雁。读友人的信，真有董桥先生那样的感觉：“雨冷，酒暖，人多情。”这也难怪，寒天得信，自然也就不觉冷了。说到底，一切皆缘于信中地融融深情，既那么含蓄，有那么直白，你能从一样浅的话里，读出海一样深的情，看了就不能不受感动。每每读信时，我总要告诉自己：这回要复信啊！但话是说在心里了，却并未见诸行动。几日过后，就把给友人回信的是而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偶尔想起时，便觉得再无复信的必要了。为此，我常常懊悔不已。
某日，再读董桥，才知懒得写信的不仅是我，而且成了现代人的一大流行病。董先生说现在不流行写信，文明进步过了头。这话的意思是说电话给人们带来的快捷，想一想，也是。你想与亲友们通话吗？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你只要拿起话筒，在0至9的变数里轻敲几下，瞬间，无论你的友人与亲人客居何处身在何方，那一根细细的线儿，就将你们连结了，彼此就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切。
电话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电话又培养了人的懒惰。关于这一点，我同意石娃的说法，说“现代化的改变或革命了我们许多生活内容的。但它同时亦在扼杀着我们某些情趣。”至少，我现在愈来愈依赖电话了。有什么事情，随即拨打电话，三言两语，便把该说的或该办的事就谈妥了。似乎是在例行一种公事。
近日，读法制日报黄河女士的信里信外，给我印象很深。其实，写信的人与读信的人，大概都会产生相同的共鸣，谓之：环球同此凉热。
七八十年代，对我而言，恐怕是写信与读信的高潮时期。那时，我刚走出学校，心存理想，特别是处在“文革”的年代，许多可笑的东西变填充于心。常和同学通信，总有说不完的“文革”话题。到了八十年代，在文学倍受青睐的日子，我的周围聚集了东西南北的朋友，记得我收信最多的一日竟达到二百余封，特别是一些信写得精彩，写得投入，读来十分过瘾。我呢，自然不敢怠慢，也是认真地回信，把真情凝与笔尖，信马由缰，娓娓道来，或寄情叙事，或坦露心迹，把生活中高兴的、苦恼的、欣慰的、忧愁的事儿说给远方的友人，且不用遮拦，不用考虑语法结构，真个是淋漓尽致，痛快至极。说来有趣，那一年辽宁铁岭市青年散文家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我说我只是个文学爱好者，至于散文，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去写。那位编辑来信告诉我，她说我写的信就是散文，每个字里都包含了天山深处特有的气息，感觉如此，这便是真实的情感交流。可以这么说，我后来对散文的偏爱，还应感谢这位远方的文友了。如此看来，懒得写信的毛病是得改改了。再不该弦易辙，恐怕久而久之会失去那一份真情的。而人与人，彼此是亟需书信交流的。电话给人方便，但无法代替文字的；文字的排列与组合，却能营造出温馨的情感。这便是信的魅力与真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