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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节来临之即,四年前到贵州采访一个支教同事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官寨,黔西南织金县的一个苗乡,单位的一个女同事曾在那里扶贫支教。
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早春,我们一行三人,带着近六万元的慰问金,去那儿看望她。因为贵州的大雾,飞机延迟了2小时才到达贵阳龙洞堡机场,这个延迟打乱了官寨方面的欢迎计划。我们建议其取消仪式,但被他们礼貌而固执地拒绝了,为了不让主人们等得太久,我们只好马不停蹄,直奔官寨。
在盘山公路上螺旋式上升下降了5小时,我吐掉了胃里所有的食物和饮料。红日西沉时分,我看到了官寨派来的向导和我们的同事宋。
“你们总算来了!”宋笑着飞了过来。她拉着我们的手,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是一个建在山上的寨子,石头片子、茅屋盖的房子歪歪扭扭,趴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有两座建筑周围贴着白瓷砖,鹤立鸡群,像深圳的地王大厦般的抢眼。向导说这是乡政府和学校,一个是上面拨款建的,一个是香港人庄水莲捐建的。
欢迎仪式简单但却热闹。临时拉起的一块横幅上写着:“欢迎您,来自远方的客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客人”;当地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扛着摄影机追拍着我们。在弥漫的烟尘中,一个个瘦小的身躯,一张张菜色的面庞从我眼前晃过,我的心情有点兴奋,但更多的是沉重。
座谈会安排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进行。几十张课桌拼在一起,铺上一块蓝布,扮成会议桌的模样。没有靠背的条凳围成了两圈,坐满了从当地县政府、团委赶来的官员。桌上摆放着橘子、花生和一束褪了色的塑料花。主宾寒暄后,是慰问捐赠仪式。我们把写着象征58000元支票的纸板交到了他们的左校长手上,这意味着他们学校获得了十年的办学经费。每个学期,整个学校的开支只有二千多元。
在他们寒暄的时候,我溜到了操场上。早已饥肠辘辘的学生正在散去,有几个学生正在降国旗。看到我要拍照,一些孩子又围拢过来,簇拥在国旗下。他们蓬头垢面,衣不遮体,国旗却异常的鲜艳,把他们的脸映得如一枚枚浸透了阳光的鲜果。
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走过来,他自称是这里的教导主任。他是汉人,讲一口贵州味的西南官话。
“我们这里的山上都是石头,树很少,海拨一千八百多米,水比较缺乏。我们,也包括宋老师用的都是屋顶上接的雨水。”
在我们脚下不远,就有一户人家,房顶半是茅草,半是平顶,平顶上黑汪汪的,漂着落叶和草根,隐隐约约似乎还有些活物在蠕动。
“开始宋老师不太习惯,用这个水煮出来的饭吃不下,洗了手脸就生疮。现在好了,习惯了。”
晚上,我们在乡政府附近的一家馆子吃饭。说是馆子,其实是一个山民的家,因为相对殷实和宽敞,被当作当地的五洲宾馆一样使用。那位被叫做老板的山民见我们到来,殷勤地招呼我们,他的女儿用木盆端来了水,让我们洗手准备吃饭。昏暗中,我把双手伸入木盆,触到了漂在水中的菜叶、水中的饭粒和其它滑溜溜的什么东西,我没法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清楚,也不好多问。
来吃饭的人很多,刚才见过的或是没见过的,里屋外屋地坐了两大桌。桌上蹲着一个土炉子,炉膛里跳跃着红红的火苗,驱散着山中晚来的寒气。菜很快上来了,有腊肉、土鸡、旱鸭,还有几种不知名的野味和野菜。这里的人嗜辣,即使白菜也要加上厚厚的辣椒。一只只大瓷碗盛着火辣辣的包谷酒,被大口大口地灌进了喉咙。
“你随意,我干杯。”很吃惊他们也说这句话。
几十人轮番向我们敬酒,酒一下肚,话也多起来了。一个乡干部满怀豪情地说西部大开发、修水库、发展旅游业的事情;一个派出所所长则不无牢骚地抱怨起深圳的边防证制度:“搞得我们的后生们都不敢去你们那里打工了。”一个老师说要给我们说个笑话,是他班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学生,才十四岁,因为家里穷,辍了学,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多岁的汉子。那汉子要上床时,女孩子执意不肯。男的心生一计,买来一些水果糖,把女孩哄上床了。日子一久,便成了习惯,只要男的手上没糖,女孩便哭闹着不肯上床。只有很少的人附和着笑了两声,便象停电似的嘎然而止。火苗照亮了每个人的脸,静静地,不知是因尴尬而沉默还是因沉默而尴尬。
第二天是周末,官寨方面安排我们跟小宋去家访。每周坚持家访是宋一贯的做法。几个月来,她已经跑遍了方圆百里的几十座寨子。每到一个赤贫的家庭,宋总是要留下一些钱物,前后已用去了她几千元钱。
这次去的大概有四十里山路。托开发大西部的福,山路刚刚拓宽,可以碾过吉普和三轮摩托。我们坐着乡派出所提供的一辆吉普出发了。天气很好,太阳把山中的迷雾涤荡得干干净净,山中的景致澄清、明净,刀砍斧削的悬崖峭壁上,几只灰白的山羊好象是画在上面,几缕清色的炊烟,缓缓的在山谷中升起。
车在山路上颠簸。左望窗外,是一条深不可测的峡谷,一弯江水细得象条碧色的带子,无声地绕在大山的脚下。
看到水,我问同行的校长:“你们住在山上,用水那么不方便,何不住在水
边?”校长好象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们这里地少,靠近河边的要种庄稼,二者不能兼顾,只能将就一样。”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因为靠近水的谷地里,还有很多空地荒芜着。
在黑色的岩石之间,一座座灰色的堡垒星罗棋布,那是官寨故人的坟墓。堡垒用岩砖砌成,宏伟而精致。巍峨地耸立着的高大坚实的墓碑表明:山民们对坟墓的重视和考究,远胜他们自己居住的茅屋。在这个生存环境恶劣的山乡,难道生存只是暂时的、痛苦的羁旅,而死亡才是永恒的、休闲的所在?
路越来越险了,有时车子猛然一晃,好象车轮已经悬在空中,似乎翻落深渊、车毁人亡已成定局,但还来不及恐惧,车又恢复了平衡。
车终于陷在一洼烂泥里,动弹不得,于是有点庆幸地下了车。一行人穿林渡柳,不多时分,便看见了一个寨子。一进村庄,一股熟悉的粪香扑面而来,两条黄狗警惕地狂吠不止,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儿,卸下背负的一篓无烟煤,表情呆滞地看着我们。
终于到了,一座岌岌可危的破茅草棚子。一个头发象乱草,脸上煤灰斑驳的男孩趴在门口的一张条凳上练习毛笔字。他起了身,向我们点点头,表情麻木,或者叫不卑不亢。
他说,母亲和几个姐妹下山背煤去了,他一个人在家等我们。
我们走进了他的家门,里面暗得用了闪光灯相机还对不了焦。隐约有张床的影子在黑暗中趴着,上面似乎有棉絮一堆,虽然没有胆量去触摸,我仍然感觉到它的潮湿和冰凉。房里充斥着很浓的霉味。屏着呼吸,撞开这些似乎快要凝固的气味,穿过一个小门,到了他家厨房。这里稍稍光亮,一口豁嘴铁锅歪在灶上,锅里有一小堆掺着米饭的包谷糊,看来是这一家人的晚餐。
吃什么菜呢?我问他。他指指脚边一堆烂白菜和干辣椒。我们摇着头,叹着气。
在家访的整个过程中,这个男孩很少说话,脸上没有丝毫愁苦的表情。他就像一个历尽沧桑、见多识广的老导游,带着一帮养尊处优、少见多怪的游客参观、游历。
我茫然了。在这个闭塞的山村,物质的贫乏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内心的恬淡和安然。当他们穿着单衣过冬的时候,当他们负重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当他们吃着包谷饭、烂白菜和干辣椒的时候,他们是否会感觉到痛苦难耐?而我们穿着大衣,坐着飞机来到这里给他们一些钱,请他们吃顿饭,提供我们认为给他们的支援时,他们又是否会感觉到幸福和快乐,他们会不会心理不平衡或有被施舍的感觉?我不敢想下去了。但愿,我的想法多余而且荒谬。
我们相信,扶贫支教活动,应该能改变他们的观念,影响他们的一生,即使他们一时接受不了我们的那套标准,或者仍没有能力飞出这个贫瘠的山寨,但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将会提高他们知识面,为他们能摆脱贫困与落后打下基础,兴许有那么一天,他们会用学到的知识,在这大山深处种出金果实,或者变成飞出大山的金凤凰。
次日清晨,为了避免那种声势浩大的送行,我们一行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寨子。送行的只有小宋一人,我们只跟她打了招呼。当车子开动时,我们的眼泪都湿润了。
官寨离我们渐渐远去了,我在山下回首,小宋仍然站在寨口高高的悬崖上,本来瘦小的身躯更显孤单。
别了,官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