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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说的传记，是一些回忆录，自传，以及纪念文章的总和。教科书里的定义是“人物传记体裁”回忆、怀人或是自传的文体一直都是写作领域较为活跃的一部分，不仅饶有趣味，也颇具学术价值。透过大师先学的为文为人，领略前人治学的许多思想和品格；通过先学周边普通人平凡的经历，折射出生活的五彩斑斓。
然而，传记类体裁多是后学对先师的崇敬、追念之作，对师长先哲的一味吹捧，大肆褒奖，未免有粉饰之嫌，爱屋及乌莫过如此。有回忆文字写道：“在研讨会上，服膺真学问，不满假道学，常会形之于色，或侧目斜视，或低声嘀咕，或猛抽香烟，或以其他为藉口，拂袖而去。问之为何，答曰：此种报告，不听也罢。率真至此，令人叫绝。”我就不为此叫绝，有分歧是正常的，没有不同见解就没有研讨的必要。先是公共场所“抽烟”有悖于社会公德；后来的“侧目斜视”、“暗自嘀咕”是缺乏涵养“拂袖而去”更是没了风度。在“传记”体裁里，这些把缺点当成优点，把错误视为正确的通病不胜枚举。
更有甚者，评价先学为文为人，恨不得用尽毕生所学的华丽辞藻。如“某公乃学界一绝，诚非危言。就为学而论，以记者之敏锐、评论家之卓识，其文牒，传檄海内。后半生从新闻界转入史学界，即以其深厚文史功底而呈其独识睿智，在近代史研究中颇有建树。”又如“数百篇不落俗套、文情并茂之随笔散文，通古文，善史记，以博闻强记、杂史开散文界之先河。专著一版再版，论文发之又发。文笔老辣的一派风格，读者悦服，文坛侧目。”在我看来，此公必是博学鸿儒，这种硕学通儒的多面手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属世间罕见之奇才，即使文坛泰斗也有所不及。当然，撰文者不遗余力地弘扬师者，其文采之华丽自然是不逊色于先师。
还有一种巧合，巧合的是文章的题目，而非内容。有了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后，然后类似的题目就有了，我的战友董存瑞，我的表姐张爱玲，我的邻居曹禺，我的阿姨是冰心，我的叔叔是丁成，我同学的爷爷是巴金，我的祖宗是李太白追忆文章雪花一样的飘来，热衷于攀龙附凤、借光发财，甚至浑水摸鱼的种种都有了，盲目的更风热，急功近利的浮躁，就算是不乏精彩之处，也是犯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毛病。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一部“传记”推出之后，立即有人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去先学工作过，革命过的地方探寻，行程上万里，历经n年之久，旁证侧引，把传记的内容来一个大逆转。比如，儿子出一本“父亲的故事”女儿也会出一本“我的父亲”其内容却相差甚远，事件的初衷也各不相同。甚至兄妹反目成仇，各自借助媒体口诛笔伐，谴责对方不尊重事实，反正是各持一词，公婆都有理，吵的沸沸扬扬，漫不经心的为自己的书目抄作了一把。当然，遗憾也是有的，直到最后，读者也没弄明白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一个有名望的作家生活的清贫，几乎养不活不了自己，死了之后，他的子孙们却靠写他的回忆录发了财。
商人逐利，无可厚非，可拿自己的师长，甚至父母大做文章，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令人叹为观止。逝者已矣，假如真的尊崇先学先师，就别一哄而上的把他们沦为逐利的道具，也别让投机的心态，取巧的痼疾玷污了祖宗的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