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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妻子在一合资企业干办公室工作，生小孩产假满后，再回到公司上班时被降为普工使用。工资虽然没降，朋友妻子还是极为愤慨，要公司给个说法，并请求公司工会出面帮忙要求“官复原职”最后，工会的答复是，原来的工作岗位不能较长时间缺人手，其产假期间已另安排人选，老板不同意再安排人员坐办公室“吃闲饭”此事拖了数月不决，朋友妻子惟有诉诸劳动仲裁以期解决。事情的最终结局，我们现在还无从知道，但在矛盾激化的前奏，我们更关注的是工会在其中到底如何进行斡旋，如何跟老板讲数？但事实是，明摆着员工的权益受到侵害，工会却无功而返。于是，富有正义感的人就站出来责难：现在的工会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工人组织，无所作为，甚至有人背后骂它已蜕化变质，变为老板践踏工人利益的帮凶。从事情的表面，我们是乎不能太过于简单向工会提出如此尖刻的责难，笔者觉得有必要从更深的层面剖析工会这个为工人说话的组织，到底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首先，经济体制的变革，是许多工会形同虚设的主要原因。随着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到这些企业就业，包括乡下蜂拥而来的农民工，也成为企业的一员。在新时期的劳动体制下，这些工人作为企业主人的概念已从根本上本末倒置，他们不再拥有国企的优越感，真正企业的主人是外资和民企老板，他们只不过是来这里挣生活的打工者而已。工人们利益遭受侵害，在这块领地往往尤为凸显。这些企业虽然都成立了工会组织，但实际上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工会在为咱工人兄弟姐妹维权路上，通常遭遇重重困难，可说是举步为艰。工会的主要代表——工会主席在代表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的过程中担当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他自己可能会丢掉饭碗，事后还得为自己维权。据北京晨报报道，唐小东是北京某公司工会主席，因向企业提出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为职工上缴社会保险的维权要求，被企业以其任职期间未尽义务等理由解除了总务部经理一职，就是极为典型的例证。
另一方面，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许多工会主席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更多的是选择明哲保身的处世思想，当工人的利益与老板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天平的法码自然而然地倒向了老板，甚至蜕化成老板的附属、随从，这时候，他们不但不为工人说话，反而成了老板践踏工人利益的帮凶。他们和老板一样，完全置劳动法、工会法于不顾，而是合力摆平“搞事”的工人。谁遇到如此倒霉的工会和老板，他的维权路必定遭遇彻骨寒冬，希望渺茫！
据笔者所知，这种形同摆设的工会组织在目前的企业中不在少数，担任工会主席的人，通常是企业职位较高的人，尤其是外资企业，中方派出的代表，在其中担任副总经理或是厂长。在外方往往具有绝对说话权和决策权的企业中，中方的负责人则处于极度被动的位置，在为工人争取利益方面根本说不上话，如拿劳动法工会法向老板讨说法，容易引起双方关系恶化，即使官司打赢了，由于失去外方的信任，中方负责人日后再无法开展工作，最后的选择，还是黯然神伤地离开自己的岗位，前往他处，另谋出路。从这角度去考虑工会主席的处境，只能说是更多的无奈。
工会，这个被专家们形象地灌名为劳动者与老板之间产生冲突时的稳定器和减压阀，没能很好地起到作用，如深圳去年三月份，某电子厂几千工人用堵路方式以期改变工资待遇，这时候的“稳定器和减压阀”却已失灵，虽然公司工会也作了些周旋，但终于发生了工人上街堵路事件。在工会为工人维权方面越来越丧失其权威过程中，工人们只能依靠自身可怜得极有限的力量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在向多方求助无望的情况下，往往采取极端的行为，甚至有时会采取鱼死网破的方式，给整个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的隐患。我们更多地看到，在平时无事的日子里，工会的工作更多的无非是派派报纸，搞搞公司的文娱活动，再进一步说，让人们感到得到工会最大好处的是大不了组织全体工人出埠旅行罢了！但你又何时见到过工会钢铁般地站在工人一边为他们维权呢？这种状态应引起我们上级工会组织足够重视并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说明，工会组织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体制有着重大变革的今天，工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和重重困难，维权的责任是乎更多地落在劳动管理部门的肩上。无论怎样，我们认为，握住法律利器的劳动仲裁都应该从道义上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责无旁贷地、积极主动地为这些劳动者弱势群体主持公道，排忧解难，必要时提供法律救济，这可能是他们维权路上最后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