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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问题十分复杂，往往糟粕与精华互现，长处与短处相连。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效应，难以简单地分别，也难以笼统地说好与坏。也就要把它放到它所处的时代去考虑。
西学东渐，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逐步探索出强国御辱之道。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东西方文化也在磨合中不断升华、交融。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儒家文化，却被不断的被抨击。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对一切旧文学“打倒孔家店”浪潮的狂掀，以及在文革期间，人们错误地中庸之道是在极力调和矛盾，取消斗争，是妄图永远保存旧制度。是反动哲学，是没落阶级社会革命，主张复古，倒退的复辟之道。这些都导致部分青少年对儒家文化更是深恶痛绝，中庸之道更是扫地殆尽。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更是在狂人日记中狂批儒家文化，视其为吃人的礼教。诚然作为封建社会统治基础的儒家文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它其间的精华却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指出：“孔子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对儒家文化我们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和评价，还历史一个公道。
中庸是对圣人的最高评价，无过无不及是处世的最高准则。然而，要想作到轻重适度，缓急得中，又谈何容易，只有经过长时期的修炼的人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切记：要对各种偏才取长补短，以天下之能为己能，方是实现中庸的正途。
儒家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中庸近年来更是被人理解得面目全非，多数人认为中庸即平庸，保守，妥协，不求上进。实际上中庸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思想。调和与均衡无论在人类还是在自然界，都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简言之中庸就是一种不偏不倚。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更是中庸准则的典范。
从当今多数人对中庸的理解看，表面上我们需要杜绝以辞害意。但由表及里，是否又道出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歧视性误解？以及我们在对大众化的传统文化教育上缺少引导和启发？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使中国具备了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更使中国人具备了一种温良。正如麦嘉温博士所言：“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温良。”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它是同情与智能这两样东西相结合的产物。
近代文化怪杰辜鸿铭更是礼赞儒家文化。他认为中国人最美好的特征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甚至他在群氓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一文中指出：对于交战国中的人民来讲，（指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战争国家）战争的唯一出路在于彻底撕毁自由大宪章，制定一种新的大宪章，不是自由的大宪章，而是像我们中国这儿的良民宗教所赋予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甚至这一观点也被一些国外知名人士赞同。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辜鸿铭所说的良民宗教就是儒家文化。
当然在这里又出现了“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的辨别和最终取向，我们应当辨证地对待。全盘西化更是不可能，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但要屏除夜郎自大的狂妄意识。在这两中论调中我们应该融合二者的精华。即切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恰当的吸收和传播。
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子提出儒家思想，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些似乎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战国社会动荡，思想空前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无疑造成众口铄金的尴尬局面。思想的统一更是必要。而儒家文化正好以：“为政在人，取人以生，修生以道，修道以仁。”的仁政思想在封建社会独树一帜。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人治为主的国家，政治的利弊得失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人的善恶。从人出发，就要强调个人的修身，其基本原则就是“仁”这就使中国人具有了一种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也就从未对他国发动过任何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而本国的战争也要名正言顺。也就较多的避免了战争对社会的毁灭性打击，较多的给予了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和平环境。
儒家文化是极其提倡忠孝的。简言之，它其实就是一种责任，孔子在春秋更是人们树立了一个国家的观念，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正是中国永葆生机的源泉与不竭动力。
关于中国人的忠义，我想还是引用辜鸿明讲的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一个苏格兰朋友告诉他说：他有一个中国仆人，那是一个十足的流氓，不但说谎、敲诈，而且还经常去赌博。当他在一个偏僻的口岸染上伤寒，且身边无一个朋友能照料他时，他的仆人，那个十足的流氓却来精心照料他，使他获得了从最好的朋友，亲人那里都无法得到的照顾。这就是中国人所具有的同情心，正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信”
儒家对忠恕也是很强调的，它认为君子做事的原则就是要符合人道。忠恕就是凡不愿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就不要强加于人，即“己不欲，勿施于人”；凡自己想要通达的立身的，就先让别人通达立身，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功绩面前不要独自占有，在错误面前不要推委他人，即“功不独居，过不推委。”辨经指出儒家的谋圣之材就是主张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身的道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社会理想献身。
我暂且不谈辜鸿铭把儒家文化定为超出宗教之外的宗教，而把它当做中国传统的哲学来讲，其实它就是一种哲学。中国，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除了中国保留了大量翔实的记录外，其它三国都没有，甚至在走向衰亡。而这恰恰就是哲学的伟大作用。
哲学在民族文化中起核心作用。中国能有如此灿烂的古文明，而且我们还能根据甲骨，图腾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不是像埃及一样面对古老的锲行文字一筹莫展，无法解读。所以，中国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这是受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影响。曾有一个牧师说：“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将这样长的历史贮藏在他们宽敞的心里。”
儒家文化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当然在现在看来这是错的，但我这里要研究的只是它对中国女人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中国女人所具有的美德和韧性。因为一个民族中的女性正是该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该文明国家的国家之花。
中国女人具有一种责任感，即对老人，丈夫和孩子的，也使她具有难能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特别是一种忠贞，对贞洁的崇高使命感。这些都使她具有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女性都无法企及的东方少女的圣洁。无论是“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还是“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新婚燕尔。都让人坚信：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更让我坚信只有在中国夫妇才有山盟海誓的甜蜜，海枯石烂的永恒。
中国的造字很有学问，比如古体字“妇”就是有一个“女”和一个“帚”组成。它就是说女人就是家庭主妇的角色。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男女平等嘛。但当你看到今天穿得乱七八糟的中国女人时，你就会知道中国离开真正的文明是多么迅速和多么遥远了。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女人遵从“三从四德”但起码应该保存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吧。
还值得一提的就是一个“史”字。它可以看成是由一个“人”和一个“中”构成。其中就有“人执其两端，不偏不倚的”的意境，这不正是儒家中庸的完美体现。我们历来主张“以事实说话，对待历史要公正，更要求史学家要秉笔直书。”这些就是中庸的体现。
时代在进步，人也应当顺应时代的主流。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前卫男女，对舶来品一律照单全收。也不管它的好坏，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红毛绿眼，俨然外国做派。我并不反对前卫，更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学究。但任何事情我们都应当适可而止吧。当前有很多青年居然荒唐的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的确发人深省啊。我们也不得不要从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美德了。
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辜鸿铭说它造成了家庭的稳固，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和公民秩序，乃至中国整个国家的稳固。中庸对幸福家庭有过这样的描述：“妻子好和，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因此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非常重要。
在中庸的素位章中儒家极力主张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居于自己的名分下。无论处于富贵，贫贱，夷狄还是患难的地位，就要严格按照这些地位的要求行事。当然这是不合理的，应当批判。可是它的精华在现在也被我们使用，如政府，企业机构的各司其职，都有中庸的体现。此外，这章中：“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对孔子：“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思想的延续，认为人的生死福祸，贫富贵贱及应有的社会地位都是上天安排的，而且永远不能改变，因此，人因安守本分。不要“行险以侥幸”这种思想当然是不可取的。
中国人做事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天地之道”；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写到这里，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特别是思想，在认识受时代知识结构的制约下，在不同时代所起作用的不同更是明显。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其间去粗存真的关系，作到有的放矢。
古语说：“用则满目俊才，弃则满地糟糠。”中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对我们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在对待它时一定要慎重。只有这样才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新充满生机和活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