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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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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新兵连对于新兵来说,也只仅仅是对部队生活的一个适应过程,是走上军人的第一步。刚来咋到总认为艰苦,难以坚持,大家盼望着早日结束新兵生活,到老连队去。日子像是凝固了一样,三个月的时间显得那么漫长,那么遥远,在期待中终于盼到了新兵生活结束。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柳树刚刚吐芽,那叶子象春茶,既细又尖,只等待采茶姑娘的纤纤细手来采摘;低飞的小燕子时而俯冲时而攀升,时而叼一口细泥飞到屋里筑巢;阳光照到身上暖融融的,我们背着背包,带着所有的生活用具,列队在村子里的一个打谷场上,等待分配到老兵连队。

    叫到名字的第一批有十几个人,他们有的去了师里的后勤部门,有的去了团里后勤上,一个个兴高采烈的随着带兵的头儿走了。接下来是大批到步兵连的,一下子走了几十个,剩下我们最后的十几个人被分配到团直属连队,我被分配到了八二无后坐力炮连,带我们走的是个姓孟的排长,个子估计不到一米六五,黑脸膛,小瘦脸,细细的小长眼睛倒是挺精神的,好像能看到你的心里。在我的心目中,军官应该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一表人才,看到这样一个军官,感觉挺不舒服,不免产生一种鄙视的心里。然而,一句话改变了我对他的映像“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将来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出发”简单的几句话说的大伙儿心里暖融融的,一下子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高大了许多。

    孟排长带领我们一行四人边走边聊,十几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连队驻地“朝阳村”该村离县城只有二里远,是一个大村子,有三千多人,据指导员介绍,村里情况复杂,解放前阎锡山部队师长以上的将领就有四人,团级以下军官好几十人,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在少数,还经常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曾经有人袭击我们武器库站岗哨兵,往战士们吃的水里投毒,还有一些坏女人想方设法勾引我们战士,是一个水很深的大染缸,要求每位战士必须提高革命的警惕,防止上当,防止被坏人拉下水。

    我被分配在二排四班,排长是68年的老兵,河北人,个子和孟排长差不多,也是不到1。68米,眼睛挺大的,和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他单独一人一张床,我们班六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我们班分来新兵三个人,和我一个县来的一人,四川遂宁一人。我们刚到的第二天,部队就举行了隆重的欢送老兵退役仪式,全连集中在一起,连里所有领导都到了,第一次看到了连长的英姿,黑黑的脸膛,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满脸老腮胡子,地道的河南腔调,讲话大嗓门,使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里的匪兵连长,腰挎手枪,敞着怀,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个大烟锅,不知为什么,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当然是一闪而过。副连长也是河南人,长的有点象“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阴险、毒辣,还不善言谈,让人生畏;指导员也是满口的河南腔,个子不高,圆圆的大脸盘,一副弥勒佛样子,说话慢条斯理,有点老谋神算的样子。再看全连的战士们,不知道是怎样分配的,一律的小个子,象我这样1。75米的个子,像是羊群里的一头大象,真所谓鹤立鸡群,我说不上自豪,也说不上悲哀。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部队吗?靠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在新兵连给我们讲传统的时候,我们是一支英雄部队啊!抗日战争时期,驰骋在华北大平原上,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被授予“大功团”称号。但是,眼前的情景让我有点失望,我头脑里原来对部队美好的映像一下子消失殆尽。

    欢送走老兵,部队开始走上正规,除每天早操走走队列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部队搞营房建设。我们所在的部队是换防从河北邯郸调到山西的,营房地址选在距县城一公里的火车站南边,占地三百多亩,我们住的村子离施工现场很近,我们连的任务是为施工队伍当小工,负责调灰、搬砖,帮助施工队往墙上抹底灰,比起烧砖,到山上开炮炸石头的连队要轻松的多,也舒服的多。虽说到了夏天,因我们是室内劳动,免受了烈日暴晒,风吹雨淋,算是比较好的工作。

    白天施工,晚上站岗是少不了的,主要是武器库和伙房,连里一再要求绝对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每次站岗一个半小时,要说时间不算太长,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站头班岗最好,不影响休息,什么事也不误,第二班最不好,刚睡下还没有睡实在就被叫醒,夏天还无所谓,冬天最难受,因此,谁也不愿站二班岗,但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军人唯有服从命令。

    记得有一次我和班里的一个老兵一起站的是第三班岗,在院里溜了一会,估计老兵瞌睡虫来了想睡觉,告诉我不要乱跑,就在武器库和伙房的中间站着,他要到房顶上看看。忻州地区老百姓住的房子都是那种矮小的平房,一是保温,二是造价很低,房顶全部是平的,收秋打夏收获的粮食都要在房顶上晾晒,夏天热的时候人们就在房顶上睡觉。老兵上到房顶,在上面站了一会,就坐到房檐边上,两手抱抢,两条腿吊到下面,一会就听见“呼噜”声。可能是做梦也可能是受了惊吓,或者睡的太死,只听见“扑通”一声,老兵连枪带人从房顶上摔了下来,我一看是老兵摔倒院子中间,赶忙过去扶他,老兵这时候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头脑很清醒,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看看枪摔坏了没有”我佩服老兵爱护武器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遵照老兵指示,我一看枪托的木头部分摔坏,刺刀和枪分了家。这时候老兵也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瘸一拐的走到我身边,我最怕的是老兵摔断胳膊或者腿,我帮他活动了活动,好在没有伤到骨头。老兵让我保密,谁也不让告诉,我一个新兵,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老兵的要求办。枪摔坏了怎么向连里交代?老兵说他向连长汇报。下一班接岗,连枪带子弹都要交接,接班的一看枪坏了,死活不接,无奈老兵把我叫到一边,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让我先回去报告排长。我把排长从睡梦中叫醒,按照老兵的吩咐向排长作了汇报,排长和我一起又返回武器库,先让下一班接了岗,事故第二天处理。

    针对这一件事情,连里大会小会不知开了多少次,老兵最后还是如实交代了全部经过,连里给老兵一个记过处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虽没有因此事受到牵连,但在我心目中有了一道阴影,一辈子为此事懊恼。

    尽管全团都在施工,可宣传部门对部队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没有放松,经常举办读书会、赛歌会、黑板报比赛。我们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参军的还很少,象我这样文化程度的人也算是凤毛麟角,很自然的连队好多宣传方面的工作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最起码减少了许多体力劳动,有时候一干就是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工作,既发挥了我的特长,又锻炼我的写作才能,尤其是黑板报,每周换一次,黑板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字写得又漂亮,基本每次评比都在前几名,时间一长,团里宣传股的丁干事就和我混的很熟,丁干事是天津人,精干利落,尤其穿着很讲究,虽说大家穿的都是军装,但丁干事的军装既干净又整洁,裤子洗好后每次都要在枕头下边压上几天,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天津人的小嘴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能说,什么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有时候云里雾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是战士,只能听他胡吹乱侃,还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说让到团政治处报到,具体工作报到后安排。第一感觉是好事,一个新兵没有考虑那么多,肯定不会是提干,估计是搞宣传工作,不论干什么比在连队施工要好得多,于是我痛快的答应了,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五

    人逢喜事精神爽,感觉天也蓝了,地也绿了,施工的工地虽说到处都是砖瓦、黄沙,水泥,一片一片的泥水,一堆一堆的石料,这时候在我眼里已经变的那么亲切可爱,所有的人都那么和蔼可亲,连哪两个小个子排长在我眼里变的高大起来。我从连部出来及时回到驻地,收拾东西,整理背包,冲冲的和几位老乡做了简单的告别。没有想到和我一起站岗的老兵听说我要调走,专门跑到军人服务社买了个笔记本送给我,并郑重地签下他的大名,至今我还保存着老兵送给我的笔记本,那是因为我们俩有一夜不平凡的经历。

    在八二无后座力炮连待了仅仅半年时间,战友们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建立的那么深厚,我也没有作出多大贡献,但毕竟那是我从军后第一个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哪里有可敬的连队首长,有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方言的战友,和他们共同磨爬滚打了半年之久,心里总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怀。我接到的是命令,无论是刀山还是火海必须服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连队到团政治处报了到。

    营房还没有建好,团部就驻扎在刚建好的家属区,院子不算太大,有十几排平房,政治处在院子的南部一排平房里,我找到政治处办公室,只见里面坐着一个年纪不大,个子不高,穿四个兜衣服干部模样的人。我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进去后,给那位干部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问我有什么事,我赶忙向前一步说接到政治处通知让我前来报到的。他翻开记录本看了看,把我领到隔壁房间一个姓刘的副主任房间,刘副主任操着一口湖南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家乡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长、什么学校毕业,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话。然后他才告诉我,把我调到团电影组放电影,画幻灯,开会写会标,并介绍了电影组的情况,随后打电话叫来了电影组长。组长人挺清瘦,像个兵痞,军姿不整,歪戴个帽子,看上去人挺和气,好像没有睡醒一样。看见组长我立即敬礼,组长自我介绍,姓赵,68年的老兵,河北人。

    组长把我领到电影组居住的另一排平房的一个房间里,那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家属房,一进门在过道里堆放着电影机箱子好几个,胶鞋、布鞋、不穿的脏衣服满地都是,床上的被子也没有叠,另一个床上还有一个人在睡觉,桌子上一层厚厚的灰尘,组长安排我住在另一个房间的一张床上。我把背包放进去,简单的铺了一下床铺,就开始打扫卫生,先把满地堆放的电影机箱子整理好,然后把桌子擦干净,用水把地洗了一遍,整个房间才焕然一新,有了一点生气,阳光也明媚了许多。这时候在床上睡觉的老兵醒了,睁眼看了看我,问我你就是新来的小白吧,我立即给老兵敬礼,回答老兵的问题。老兵姓许,满脸老腮胡子,黑黑的脸膛,不善言谈,看见他起床后,我立即给他整内务。老许说,不用整了,咱们这地方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检查过,整了也没人看。我毕竟在连队待了半年多,已经适应了那种紧张而有节奏的生活,一下子到新的环境真有点适应不了。我还是按照连队的要求把房间整理的仅仅有条,最起码感觉舒服了许多。

    六

    电影组只有两名战士一个干部,组长、老许和我,组长和老许是同年兵,又是老乡,他们以哥弟相称,穿衣,抽烟,甚至花钱基本不分你我,组长每月54元钱,除往家里寄去30元外,其余的我们仨打了平伙。开始我还不会抽烟,在两位老兵的带领下,没有几天我的烟瘾和他们不差上下,很快和他俩并驾齐驱,没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吞云吐雾,喝茶聊天。组长爱好书法,毛笔字在我们团里算的上首屈一指,老许写会标也堪称一绝,据说是当红卫兵写大字报练就的工夫,绘画一般,画出来的幻灯也还能看出个眉眉眼眼,估计在全团算得上凤毛麟角。我恭恭敬敬的拜他们为师,在学放映的同时,认真的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

    那时候电影很少,每周大概有一部,并且是住山西部队轮换传递影片,好点的或者新片只能在我们团里停留一天,在短时间内就的传到其它部队。影片拿回来都是没有倒过来的反片,首先要检查影片有没有划伤,有没有剪接,一般剪去三五个镜头,放映时没有人能看出来,剪的多了画面就会出现不连接,说话不连贯,影响放映效果,关键是军供站发现后,就会停供,战士们不允许,领导更不会轻饶,因此,每次影片来了必须认真的检查,一边倒片,一边把划伤的地方详细记录下来,另外,把烧伤划伤的地方剪掉,再用胶水粘接好,填写到随影片的记录本,以便把责任分清。

    我记得我们经常放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称为“老三战”哪些影片由于长时期的放映,旧的不能再旧,破的不能再破,每次从车站取回来都要反复的检查,认真的粘接。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放了不知多少次,偶尔有一个新片也是配合当时的形势而拍的,如金光大道等,有教育意义,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屈指可数。地方的影片一般都比我们晚半月或者一个月,而且是卖票观看,部队是免费的,因此盼望部队放电影就成了老百姓最大的期盼,一部朝鲜的卖花姑娘人们倾巢出动,万人空巷,老乡跑几十里专门来部队看电影,有时候我们只能给他们放专场,满足群众的需求。

    记得闪闪红星影片刚到部队,礼堂还没有建好,放映场地仍然在家属区外的露天广场,而且只能在晚上放映,影片在我们部队只有一天时间,况且部队住的比较分散,全团兩三千人,一场又看不完,附近的一个通讯部队提出来他们也要和我们跑片放一场,这样晚上就得连轴转。白天,在宿舍先放了一遍,检查片子中间是否有问题,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下午五点多我们早早就把银幕挂好,把机器架好,团里安排三个营先看,加上驻地的老百姓早就盼望着看这场电影,开映前一个小时,部队还没有到现场,整个放映场就挤的水泄不通,那时候群众的文化生活太单调了,除了电影外再没有可供群众娱乐的东西,人们盼望电影也就可想而知了。

    组长和老许放,我负责跑片倒片。所谓“跑片”内行人都知道,就是在一个放映场先开始演,两本片演完,另一个放映场的跑片员等着取下的两本影片,骑自行车返回,把片子倒好,等着放映。一般一部片子有十二或者十四本,每场下来需要跑五到六趟,通讯部队离我们有三公里远,一场要跑三十多公里,好在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有多累。

    每年师里幻灯汇演是一件最头疼的事情。我在老许的帮助下也画过几幅,那只是打下手,他用线条勾好,我着色,或者是整理写解说词。连续参加几年都没有获过奖,因为老许的技术不怎么样,教出我这个徒弟也扯淡,为此,团政委,政治处主任批评了好多次,为了提高各团幻灯技艺,师里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团里派我参加,为我们授课的是全太安老师。全老师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专攻国画,到部队锻炼完就留在了部队。送子下乡的国画就出自他手,在全军绘画评比获得一等奖,全国各大报刊和解放军画报以及各省的杂志画报都刊登过,红极一时,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全老师现在是河北画院的院长,著名国画家,好多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全老师用语言播种,用彩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滋润,他循循善诱,手把手的教,一笔一划的改。在我们学素描期间,一个物体放在各种角度让我们画,从用光,色彩到成品,他一丝不苟的讲解;尤其是学人物素描,全老师亲自给我们当模特,一坐一上午,从来没有怨言;但对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放映员,基础参差不齐,大部分没有学过绘画,教起来比小学生还要难,但全老师还是一如既往,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的愚笨而放弃。在短短的两个月学习期间,他和阳泉矿务局联系,带领我们到阳泉四矿深入到井下,和煤矿工人同吃同劳动,感受工人老大哥的勤劳和艰辛,实地写生,对我们绘画基础提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放映员如饥似渴地学习,但毕竟时间太短,基本上一知半解,只有靠自己在实践中锻炼提高。

    76年7月28日是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也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之前为了迎接师里举办的幻灯会演,我提前下部队采风,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从中发现在施工和军训中的好人好事,树立典型和标兵,制成幻灯片参加师里的会演。我把采写的材料经过加工整理,先写出解说词,再加班加点赶制幻灯片。初步一计算,大约有二十多个镜头,首先在纸上画出底稿,然后再加工修改,由宣传股长和丁干事审查后,才能正式的画幻灯。仅这一过程就用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眼看离会演的时间越来越近,白天杂事较多,晚上有时候还得放映,只有等到黑夜开夜车。师里定的会演时间是7月28日,27日我一直干到凌晨4点多,3点钟左右,礼堂里(这时候我们已经搬进新建好的大礼堂,电影组就住在礼堂里)老鼠满地跑,过去仅能见到一两只,那天晚上好像是老鼠聚会,东跑西窜的,显得十分慌张,我只顾聚精会神的画,根本没有当成回事,到了3点40分突然大地晃动起来,尤其是礼堂的铁大门,哗啦哗啦的响个不停,我的潜意识里预感到地震了,我急忙跑到礼堂的前大厅,看见几个流动哨兵还在那里游荡,我高声呼喊“地震了”他们以为我瞎说,三营有个哨兵跑过来说“可能是真的,我也感觉地在晃动”一时间全营房的人都起来了,随后团值班的领导也到了操场,要求大家安静,不要乱跑,等待上级指示。这时候第二次余震又发生了,人们才真真切切的地感觉切实是地震了,但震中在哪里谁也说不清。

    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得迎接第二天的会演,又重新跑回屋里继续我的工作,到开早饭时才结束。我冲冲地到食堂随便吃了点,就坐车到师里去了。由于全老师的精心辅导,加上自己的努力,会演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全师获了第一名,受到了团里的表彰,也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获奖。

    七

    随后电影组又从连队调来了广播员小赵,放映员小熊,我们仨是同一年兵,年龄一样,性格各异,小赵人挺聪明,机灵,能说会道,比我眼里有水,会来事,圆滑的滴水不漏,有人喜欢有人嫌,满口的河北方言,播音时就用的是方言,开始听了很不舒服,习惯了也无所谓了。小熊是四川人,皮肤细嫩细嫩的,猛一看见就像是个大姑娘,文静,有时候还腼腆,不多说话,据说是宣传股长家属随军,来到部队后没有家具,小熊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给股长打了一套家具,后来就成了放映组的一员,小熊除放映外,其余时间都给首长们忙活家里的家具修理,以及一些木工活。就这样,小熊最后在部队提了干,小赵上了工农兵大学。我这人比较木讷,死心眼,爱认死理,又不会办事,就凭自己的一技之长混饭吃,倒也没有白混,最后的归宿不比他们差,也混了个小官,这都是后话。

    这时候部队都已住进营房,三营随团部住在大营房,一营住在离团部十几里的地方,二营稍近一点,团里农场有几个连队常年在哪里种地,离团部有三十多公里,还有在外施工的部队,放映点点多面广,每星期有好几天都在轮流转换地方放映。我们都是年轻人,老许和组长一般不去,我们仨人坐着团运输队的大马车,下午三点多把机器装上车用绳子绑好,三个人坐在马车上,一边兜风,一边说笑,好不惬意。夏天一人一个遮阳帽,冬天一人一件皮大衣,是其他战士享受不到的待遇。到了放映地,营里专门有人接待,打扫一干二净的放映场地,早就栽好了挂荧幕的杆子,营里的通讯员,文书,以及一些闲杂人员帮我们卸了车,把荧幕挂好,架起机器调好镜头対好光,食堂的饭也准备好了,大家都是北方人,喜欢面食,一碗面条两个荷包蛋,吃的既舒服又解馋。我们统一在机关食堂吃饭,每天四毛钱的伙食费,早上二米饭加玉米面糊糊,罗卜菜,中午窝窝头,有时候高粱米用机器压的一种面条,叫“钢丝面”吃的人肚子难受,一下午消化不了,晚上吃一顿大米饭吧,那大米不知什么做的,一颗一颗硬的咬不动,牙齿都嚼坏了,好一点的是萝卜变成了白菜炒肉,随便加点水凑合一顿饭。因此我们愿意每天到外边放电影。晚上放完电影,连里还为我们准备了夜宵,一碗汤面,上面黄灿灿的飘着一层油花,几缕葱丝,一个蛋花,白里透着绿,绿中泛着黄,加几许西红柿,让人垂涎欲滴,食欲大增,想起来真比现在一顿满汉全席都过瘾。

    因文化娱乐活动极度的匮乏,老百姓和部队一样,盼望放电影就像一顿文化大餐,更像我们盼望那一碗葱花面条一样,附近的乡亲们老大爷老大娘早早地让小孙子拿着小板凳占好地方,年轻人有了搞对象好机会,勾肩搭背,暗地里做着小动作,你拉我的手,我趁人不注意在姑娘的脸上亲一口。

    一天晚上,记得我们到农场去放电影,那里只住了一个连,看电影主要是当地的老乡,放映场就安排在河滩的一块开阔地,放的是智取威虎山,演到一半,突然停了电,虽带了发电机,却忘记带手电,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连里的领导着急,村上的老乡更着急。孩子们叽叽咋咋,拿个手电来回乱晃,老乡们有的带了手电,几十个老乡手电同时给我们照明,老乡着急我也着急,发电机没有问题,就是拉不着。那时候发电机就是高科技,一般人都鼓捣不了。我冷静一分析,估计是油供的太多,火花塞淹死了,我卸下火花塞用火烤了烤,再按上一打就着了。总算没有辜负了大家的希望,圆满的放完了电影。

    农场种有水稻,有花生,大豆,每次从农场放电影回来,农场的领导都要为我们装上花生,大豆。到了秋天,地里的庄稼成熟了,各种瓜果也都能吃了,回去的路上,我们把车停在路边,用农场送给我们的花生大豆换老乡的西瓜,经常是满载而归,一麻袋西瓜我们五个人吃不完,政治处的干事们后来知道了我们的秘密,经常跑到礼堂找我们要西瓜,要苹果、梨、桃子吃。食堂的饭菜实在是难以下咽,我们把大豆到城里换成豆腐,再到连里要些白面、油,没有锅灶,就用电炉,用装影片的铁盒子当锅,煮面条,炒鸡蛋,吃烙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真真成了世外桃园。只要晚上有放映任务,第二天早上就不用出操,即便出操我们这些机关兵也是做做样子,不扎要带,有时候连帽子也不戴,纯粹一个浪荡兵。

    八

    那是一段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日子,组长和我们称兄道弟,战友间没有任何隔阂,各干各的,完成好放映任务是我们的最大政治。“样板戏”“老三战”不厌其凡地轮流放,光阴就这样让我们一分一秒地打发掉。

    在我们驻地一大批北京,天津的知青已经参加了工作,大部分都在县城的一些学校和企业,不知谁也不知什么时候认识了他们,好多女知青开始喜欢到我们电影组玩,因为电影组是个公共场合,政治处,司令部的参谋干事们没事就往我们哪里跑。那里面有二炮司令员的儿子,长的浓眉大眼,虎背熊腰,高大雄伟,标准的军人形象;有河北省省委书记的儿子,一米八五的大个子,面容白净,文雅清秀,标准的美男子,又是大学生;还有总参什么部长的儿子,也是典型的女人喜欢的那种美男,他们都没有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绝对是女孩子追逐的对象。部队清一色的男同胞,突然间闯进来几个女的,他让大家眼前一亮,她们的年龄和我们相仿,加上那时的女孩子对军人有一种特殊感情,因此,对当地的男孩子根本不放在眼里,军人才是她们追逐的对象。虽说那时的女孩子不象现在女孩子那样花枝招展,但她们的到来为我们军营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让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战士们春心萌动,她们到来我们兴高采烈,她们去时我们恋恋不舍,期待着能再来。在一起,讲着各自的经历,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无遮无挡,斜瞥闲聊,好不开心。好景不长,女的在军营太扎眼,尤其这帮知青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经常仨仨两两的在军营里招摇过市,团首长发现她们是冲着电影组来的,其实是冲着那几个太子来的,让我们几个做了垫刀背,这下子我们几个人遭了秧,宣传股,政治处,直至团政委,都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抓,在当时,那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尤其是战士服役期间是不准搞对象的。

    我们有口难辨,分明是她们一来直接就到了电影组,并没有去那几位办公室,况且,那几位也是逢场作戏,解解闷而已,没有认真对待。毕竟差距太大,社会背景不同,无论她们心里如何想,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再到后来,有一个知青嫁给了我们参谋长,那是因为参谋长的夫人因病去世才给她腾出一个位置。

    为此事,政治处专门派人到电影组进行整顿,开会,检查,深挖根源,折腾了好几天才算完事。对我们来说只是人生中的一次教训。

    在部队,政治高于一切,宣传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切工作都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配合中心工作,师宣传队住在我们团里加紧排练新节目,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吹响,他们就三五成群的跑到礼堂来练嗓子、踢腿、劈叉,吵得我们睡不好觉。接连几天,一个女声独唱演员,练不到几分钟,就敲我房间的门,开始我很讨厌,晚上放电影回来已经不早了,洗涮洗涮就到了两三点,大家再闲聊一会,四点钟才睡觉,大清早突然间闯进来一个女的,一会找水喝,一会又要洗脸梳妆,完了就和我闲聊,直到开饭时才离开,爱于女的面子几次想发作都没有发作。我们认识了,了解了。她是太原人,同是山西人,共同语言也多,她是战士,我也是战士,没有级别的差距,有了前一次的教训,我谨慎的和她接触,尽量的躲着她,敲门时假装听不见,基本上是若即若离。她毕竟出生在大城市,见得市面也多,又是搞文艺工作,她根本没有当成回事,一直紧追不放,好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管不顾,一有空就找我。这时候我才开始认真的对待和审视她,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高挑的身材,大大的眼睛,瓜子脸上还深深的镶嵌着两个酒窝,笑起来可爱动人,再加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吸引了好多男同胞的眼球,她能主动追我,是我的幸运,但我又不能不考虑我的前程,我俩都把这一份真情深深的埋在心里,我们约定,提干后再谈婚论嫁,眼前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干好,盼望着早日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

    这是我的初恋,几十年来我深埋在心底,由于多种原因,我们没有能走到一起,现在都以步入不惑之年,部队转业后再没有见过面,甚至连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但那一段经历让我永世难忘。

    九

    1977年冬季,北京军区在河北张家口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空军,装甲兵,炮兵,属多兵种联合演习,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之前的两个月军里就成立了演习指挥部,并调我到军指宣传处,负责演习期间的宣传和广播站工作,直接受军司令部殷处长领导。殷处长三十六七岁,是大学毕业后在部队锻炼留下来的,由于勤奋好学,工作认真负责,有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因此,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从参谋到科长,副处,处长,一路走来,成为全军少有的年轻正团级干部。殷处长为人谦和,没有当大官的架子,虽说他手下只有我一个兵,对于我的工作,生活关心备至,成为我终身不能忘怀的良师益友,是我的好战友,好兄长。

    军指成立没有几天,我们随军指先遣部队提前进入演习地带。演习地方在河北张家口到赤城,坝上一线,全线长200多公里,参演的部队是北京军区的好几个军联合演习,有空军配合。红、蓝双方都卯足了劲争个输赢,可以想象,虽非正规战斗,但也不亚于一场正规战斗的决战。原来在部队的训练都是为了迎接这场演习。我和殷参谋从张家口到宣化,下花园,赤城,坝上,怀来等地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考察,选择了适合战地广播站的几个地址,为即将开始的“战争”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指挥部全部人马住在河北的张家口宣化区下花园,那里是演习的前沿指挥所。塞北的冬季,狂风呼啸,天干冷干冷的,正像当地老百姓所说,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六个月,可见天气的恶劣程度。当地老百姓都是反穿皮衣毛朝外,白花花的羊皮大衣,羊皮帽子,分不清是男是女,女孩子没有了婀娜多姿的身材,男人们没有了阳刚之躯,每到一处都散发着一股羊膻气味。宣化的大小道路上全部是红土,红颜色成了主色调,那里是有名的钢铁基地,宣化钢厂在全国享有盛名。光秃秃的大山,草木凋零,低矮的窑洞镶嵌在半山腰里,显得那么的无奈,就像一个垂死的老人,被大山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随时都有压垮的可能。人们的生活也极度贫乏,由于常年干旱,主产的玉米全部归集体所有,到口的粮食只够半年生活,剩下的半年就靠挖野菜度日。解放军的到来,老百姓还象当年支援前线一样,腾出了最好的房子让我们住,听说解放军要搞军事演习,在政府的疏导下,数九寒天,他们主动撤离演习区域,搬到临时住所。没有听到一个人有怨言,也没有一个人提出什么要求,不像现在的人,动辄就是钱。

    正式演习是在十二月上旬拉开序幕的。战士们全副武装,枪支弹药,干粮加在一起超过了六十斤,每天还要急行军一百多里,正象部队提出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口号。演习到最关键的那一天,我和殷处长在一条山沟里的一个隐蔽洞内设立了广播站,大喇叭架在对面的山梁上,战场的消息不断通过电话送到我们这里,我俩轮流上阵,及时的将战场的战况广播出去。突然一篇稿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所在的那个团,抗美援朝荣获“大功团”称号,演习中全团为了抢占一个阵地,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如果绕道走耽误了战机,架浮桥也要浪费时间,战时,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全团指战员不顾刺骨的河水,破冰淌水渡过了那条河,为战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后取得了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我播那条消息时激动的忘记了是在播音,是用我的心声喊出去的。战前首长一再交代,只许在洞里不准到外面,战场的诱惑太吸引人了,我趁解手的间隙,悄悄的跑到山顶好好的观看了整个战场的全景。天上飞机来回盘旋,不时的扔下几枚“炸弹”在地上飞起一朵朵蘑菇云,远处几十辆坦克扬起的尘土如浩瀚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甚为壮观。大队步兵在冲锋号角的指引下发起了猛烈的冲锋,战士们在喊杀中冒着刺骨的寒风,顶着巨大的尘雾向“敌人”冲去。加农炮、榴弹炮、各种火炮撕开巨大的嗓门,似一颗颗流星飞向“敌人”心脏,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让人置身于战争的海洋。虽是演习,不亚于真正的战场,让人惊心动魄,让人永生难忘。

    虽没有亲临其境,没有和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但我也是演习部队的一员,我为我一生中有如此的一段经历感到自豪,为我的战友感到骄傲,为我们国家有如此强大的军队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