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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雅克.鲁的疯人派，还有埃贝尔分子，及革命妇女协会小部分成员，齐聚在科尔德利埃俱乐部内，雅克.鲁号召立刻发动起义，攻入国民公会，推行《共和二年宪法》，实现全国所有公社的自治。
但又有人不同意，也有人准备退让，一直吵到了凌晨两点钟。
雅克.鲁悲怆地喊到，我就是牺牲的马拉化身，他爬上了修道院塔楼，要亲自敲响警钟，然而才发现，青铜铸就的钟早就被卸下送入国立兵工厂拿去造炮了。
等到三点钟，鲁宣布起义开始时，却发现来到的无套裤汉寥寥无几，仅有几百人。
工人和市民们都不很赞同他们的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
这股政治力量迅速枯竭了：OTg2NTc=
次日清晨，内卫军团的两个营开了过来，把雅克.鲁及其疯人派党羽统统缴械并抓捕起来，装了好几辆“半旅级辎重车”，押送去马尔斯大校场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
很快国会发布法令：取缔科尔德利埃俱乐部，取缔革命妇女协会，取缔无神论思想，取缔疯人派。
救国委员会又加上一条：自此俱乐部活动，还有国民公会的旁听席，禁止妇女参与。
一度主张给予妇女平等权利的法国革命，至此极速右转，甚至变得比旧制度时代还要“仇女”起来。
在革命法庭上，埃贝尔和克罗茨都请求延长审判时期，以便为自江浙湖汉北己辩护，但讽刺的是当初在审判吉伦特党时，正是埃贝尔自己极力主张将法庭审讯给“精简化”，以求更有效地判处嫌疑人死罪。
此次埃贝尔没有辩护律师，连陪审团都没有：由法庭法官集体决定处置。
“革命法庭的审讯就该像一道闪电，速度要跑在反革命分子的前头，要快，再快，更快。”罗伯斯庇尔如此主张。
当然最后结果也只能有两个：要么无罪，要么死刑。
革命法庭对“埃贝尔.克罗茨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判处是，集体死刑，立即执行。
救国委员会办公室内，罗伯斯庇尔满意地提起笔，在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还写上了日期：
“法兰西共和二年，芽月下旬第一来复日。”
更讽刺的是，共和国的这套崭新历法，是因东印度公司清算案还蹲在监狱里的法布尔提议颁布的。
去年以路易十六出逃，法国废除君主制为标志，被称为共和元年。
1792年便是共和二年。
新的历法，每年依旧是三百六十五日，公元历的四五六月为春季即芽月、花月和牧月，七八九月为夏季即获月、热月和果月，而十、十一、十二月为秋季即葡月、雾月和霜月，一二三月为冬季即雪月、雨月和风月。每月三十日，分为三旬，用十日一旬，代替了宗教色彩浓厚的“礼拜”，每天叫做“某月某旬的第几来复日”，那么每年结余的五日又怎么办呢？很简单，这五日便是革命的“无套裤汉节”。
很快，埃贝尔、肖梅特、克罗茨、柯克、夏波等所谓的“芽月乱党集团”被推上断头机。
这次围观的市民群众看到极力鼓吹激进革命的埃贝尔脑袋要被切下，很多人居然抑制不住地欢呼起来，到处都在扔着帽子，还有奋激的市民向行刑台上砸石子，没别的原因，埃贝尔本人在外表上是个极其小巧斯文的，他的脸小小圆圆的，动笔的手是粉嫩的，他家境始终很优渥，可他的《杜申老爹报》在断头机开启后的时期，却言语粗鲁刻薄地辱骂、嘲讽被处死的人，这大约是法国文人的某种本能，可即便是法国人自己，也对埃贝尔之流是敢怒不敢言的，看到他如此下场，自然是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上了断头台的埃贝尔，明显他一直骂着的吉伦特党来得用勇气，他一点也不从容，又是哭，又是叫，他完全不明白，自己在革命前就找到了某种“密钥”：只要我模仿无套裤汉们的俚语，迎合他们的想法，说他们喜欢听的，我就会在革命洪流里立于不败之地，然而，为什么，为什么！
刀刃的寒光落下，埃贝尔没法继续思考答案了，他的脑袋落在筐子，眼珠极速眨了几下，就什么都没了......
这时候，菲利克斯及治安委员会里的代表比约，还有杜蒙，正在继续严密地审讯刺杀马拉和科洛的两位凶手，格拉西尔.菲利普和亨利.拉德米拉。
很难想像两位会同时出手。
格拉西尔.菲利普这位老人家毫无惧色，他的手因长期酗酒而不断抖着，但说话还算有条理，他沙哑着对所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在热衷杀人，杀人已经成为了种崇拜，有力的人杀无力反抗的人来展示自己的权力，而弱小的人何尝不把杀掉有力的人当作种至高的追求......我没什么可以辩解的，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就是害死我女儿的凶手，我买了两把手枪，一把是来打马拉的，一把是来打罗伯斯庇尔的，但临事时我才发现那个人（科洛）始终呆在马拉身边特别碍事，我便改变计划，把他俩全打中了，我为我女儿复仇，是超越法律的，你们可以用断头机毁灭我，但没法用法律来审判我。”
大伙儿都沉默了。
接着提审的是亨利.拉德米拉。
可是也是一团糟。
只晓得这拉德米拉是前朝遗老，住在法瓦尔街上的一座破旧楼房里，但即便这样他连正常的套间也住不起，而是栖身在阁楼里，过着暗无天日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已经年过半百，按照革命政府的规定，原本身为佣人的他被辞退后，曾领过三个月的法定救济款，可他却将其全部挥霍在酒和扑克牌里，当衣食无着后，他白日里出没拍卖行，低价买入那些死在断头机下的人家中的家具物品，再抬价卖出去，夜晚则混迹在赌场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在和拉德米拉的对话里，看出他与塞西尔.雷诺相同，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他却极度仇恨革命政府，他认为正是新时代的到来，让自己失去了工作，只给了他一百五十里弗尔指券的解聘补贴，就把他打发到了街头，他绝望了，在某种愤恨情绪，他要杀掉能代表新时代的政治人物，很难说拉德米拉这样的角色有什么深远的策划，他行刺只是因为他想要获得“杀人的快感”，来宣泄日常生活的苦痛，政治暗杀往往和情杀相似，都是因冲动和快感而杀人。
“我没法活下去了，一点点积蓄消耗殆尽，我连自己家具都卖了，房间里只剩下把椅子，我得到了点鸦片，吸食完后畅快不少，就决心杀人，杀马拉，杀罗伯斯庇尔，杀鲁斯塔罗，杀丹东......恰好，我和那个叫科洛的住所临靠着......那家伙整天自吹自擂，说自个是共和国内顶了不起的人物，可我根本不想杀他，他不值得，我当天掩着手枪，跟着科洛来到科尔德利埃俱乐部，然后恰好见到他和马拉出来，我准备拔枪射马拉的，但是科洛察觉了我，他认得我，他护住了马拉......我的子弹打偏了，可当他俩身边的人把我给抓住后，街对面一个老头儿却打中了他俩，真准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