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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当时整个欧洲都没想到法国巴黎的革命会如此轻易地爆发并取得成功，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当局，在革命发生后一个星期内，都向国王、皇帝或沙皇吹嘘，说我国的警察部门已知悉了巴黎发生的一切，可君主们心里都清楚：“（我国）的警察都是群废物，连乡下报纸都报道了来自巴黎的消息，他们居然还好意思邀功？事前他们对革命风暴是一无所知，即便有懵懂的了解，也和法国警察一样，不会有任何反制措施。”
菲利克斯.高丹运用巴黎街区和无套裤汉组织，布局了网状化的秘密运动，从动员到起事，再到劫持军火，攻打巴士底狱，如此一气呵成的“新暴动模式”让其他各国的统治者和当权者惶惶不安：他们意识到平日里威风八面的自己，实际却处在何等脆弱的状态里。他们想借此加强警察的力量，但就拿英国伦敦来说，治安体系非常古旧，沿用的还是差不多四十年前的约翰.菲尔丁爵士的模式，他1748年就任伦敦的治安官，吸纳退休警察，发给他们薪水，组建了一支150人的队伍，还有八百多志愿者协助他们，但这支警察部队在1780年的“戈登暴动”事件里被证明不堪一击：暴徒在伦敦肆意纵火袭击，打开监狱，警察却束手无策，火灾和屠杀持续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军队进驻镇压，数百人死亡，小半个城市毁灭，其损失直到二十世纪的伦敦大轰炸才被超越（狄更斯的小说<巴拉比.拉奇>即取材于此）。故而戈登暴动五年后，英国政府希望建立起一支常规警察力量，可却被议会驳回，英国议员们固执地认为，治安就该由当地的治安官来处理，若是由政府警察管理，那便是对英式自由的亵渎。
但很快，欧洲各国就会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冲击，它可不单单是一场因税务或什么特权存废而引起的暴乱，它是革命，是百年启蒙运动所结出的果，也是所锻造出来的剑！革命最可怕的是，它会像病毒那样迅速扩散传播，在人的头脑里生根发芽，无形无相，昨日还温顺无比的臣民、奴仆，可能在接触到革命意识后，就会突然凶相毕露，拿起武器来，眼都不眨地将君王给驱逐，乃至处死。如何反革命，如何制止革命思潮的蔓延，将成为欧洲国家即将面临的重大难题。
在巴黎，攻陷巴士底狱短短两日后，原来忠于王室的警察总监克罗斯纳中将，很爽快地就递交了辞呈，躲去了乡下，治安任务转给了拉法耶特侯爵麾下的国民自卫军，也即是城市布尔乔亚的民兵。
可拉法耶特侯爵只会将兵打仗，用民兵去处理治安问题，那就超越了他知识的范围，况且巴黎现在的局势非常复杂，在法国人的心目里，自由等于权力——天文学家巴依来当新市长后，他的基本盘其实是当初巴黎选举三级会议代表的“大选举院”，但等到巴黎民众起义时，六十个街区都组建了委员会，又选出了暴动委员还有街区自卫武装的“上尉”们，这些街区都不服巴依的管辖，委员会们各行其是，根本不把市政厅和大选举院摆在眼里，像丹东、马拉、德穆兰这样的更是嚣张跋扈，比起巴依和拉法耶特侯爵，他们更亲近菲利克斯.高丹。
恰好此刻，在罗伯斯庇尔等国民议会议员的奔走呼告下，有个“OTg2NTc=叛国罪法案”甚至没被国王批准，就在巴黎自主通过了。
叛国罪，就是背叛新法国主权的罪行，以前在欧洲是见不到这样的罪的，所以它也为欧洲政治文化注入了新内容：国民政府取代了旧制度的君王，成为国家和主权的化身，同时享受主权延伸出来的超自然特征，任何对政府的攻击和批判，理论上就能构成叛国罪，而为了摧毁这些潜伏在黑暗之中的密谋，就成为了政府的神圣职责——“政府可以通过任何手段，比如组建警察，比如通过法律，又比如监控信件，来履行这样的职责”，这是罗伯斯庇尔等议员所赞同的，也代表了卢梭主义里，对公民及社会道德实施“强力压制”、“密切监督”的鼓吹。
菲利克斯.高丹的巴黎邮政总署，就承担了搜查“叛国罪”的组织任务。
不过对外只是说，法兰西公民的通信是不被侵犯的，我们国民会议的邮政司只是重点关照两类邮件：外国大使馆的，以及流亡和可能参与阴谋的贵族的。
瓦伦丁纳旅馆后面的那栋楼房间，索性被菲利克斯全都租赁下来，一层的大厅就作为海峡俱乐部的聚会场所，旁侧的房间全是邮政事务办公室，二层有菲利克斯自己的办公室，但其余的小房间是“做活”的：菲利克斯将一批父子相继的邮递员重新雇佣了起来，甚至很多职员从祖父乃至曾祖父辈就开始从事这职业了，他们大多懂数学，因法兰西的数学水平是冠盖全球的（英国人不太研究数学，他们在物理、机械、矿物学和植物学等方面更擅胜场），也能处理外国语信件，还会识别方言、俚语和简写方式，他们其实就是审查官、密探，只不过菲利克斯给他们安排的头衔都是邮政机构的，从表面上看没任何异样。
每日他们都来到邮件分拣的仓库，凭借职业的敏锐，在成捆成捆江浙湖汉北堆积如山的邮件里挑选出“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穿过一些小门，来到改造过的暗室，他们通常称其为“实验室”，在那里拆封包裹，检查内容，迅速抄录复制，然后重新密封，都是瞬间完成的动作，这些包裹被重新送回去，发送不会有任何延误。
“监控信件其实是种很仁慈的手段，只要设计得恰如其分，这手段是在保护广大的公民，比随意拘捕羁押他们要好得多，我们都是讲证据的。另外从成本上来说，监控信件，维持个邮政总署，每年花费也不过几十万法郎（其后法郎货币取代了旧的里弗尔），可要是到处让警察抓人关押，浪费的资源何止几百万？除了会造成恐慌，和情报纷杂错乱外，也不会有任何益处。”一些年后，菲利克斯对这工作的评价，可谓精准又精当。
今天，几封信件就摆在了菲利克斯的案头。
有一封就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让一名麾下的骑士主持，和边境梅斯要塞司令官布耶侯爵的密信。
王后用了隐形墨水，用了飞鱼指环，也用了从书籍里的密码文字，但这在菲利克斯领导下的邮政司眼底，就和纸糊的堡垒差不多。
这封信，那位骑士投递时已很小心，他绕开巴黎城内的邮局，步行携带信件，走到了巴黎东面的郊区，找到个镇子上的邮政马车，才把信件投寄出去。
但还是被截获、复制了。
“宫廷有逃离凡尔赛的迹象。”菲利克斯很容易就判断出来。
另外，潜伏在流亡贵族大军里的比利时银行家普雷文纳尔也送来了密信，告诉菲利克斯说：“我已经成功取得孔代亲王和孔蒂亲王，还有阿尔图瓦伯爵的信任，他们现在的财物金钱大部分都交给我来打理，我在尼德兰各个银行的人脉很熟悉，买卖交易交给我又快又好，阿尔图瓦伯爵已离不开我了。流亡贵族已有了千余人规模，他们聚集在尼德兰，处处恢复了排场和花销，最近孔代亲王和凡尔赛宫廷及梅斯要塞军团有金钱上的密切往来，我觉得他们要做些大事。”
很好，普雷文纳尔的大事，和王后密信内容高度吻合。
“时机，就在佛兰德斯军团来凡尔赛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