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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和道教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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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洪对化学医学的贡献

    葛洪是瑰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披着宗教外衣的炼丹术士和医药学家,其《抱朴子·内篇》在科技史上为古化学、医学、养生学等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他所记载的炼丹配方、炼丹方法及炼丹经典,后人得以很好地研究化学史问题,这是葛洪对中国古代化学的重要贡献。同时,葛洪的炼丹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化学内容,是近代化学的先驱。例如,《全丹》篇记载“黄帝九鼎神丹”第—丹(丹华)的制作说,炼此丹要以天地交,用玄黄、会同戊盐,卤盐、矾石、壮观、赤石脂、滑石、胡粉等物合成的六—泥封固起来,用火烧二十六天使成,服此丹华七天使能成仙。其中作玄黄用的是铅和汞,《黄帝九鼎神经经决》载:“玄黄法,取水银十斤,铅二十斤,纳铁器中,猛其下火,铅与水银吐其精华……以铁匙接取,名曰玄黄”。因此,所谓玄黄其实就是铅汞氧化物的混合物;戊盐和卤盐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钠,卤盐还含有少量硫酸钠和硫酸镁;矾石为砷黄铁;牡蛎壳经过锻烧,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滑石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镁;胡粉即铅粉,由铅与醋反应制成;赤石脂的主要成分则是三氧化二铁。从《内篇》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以葛洪为代表的丹鼎派道士已掌握了相当部分的化学知识,包括(1)铅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例如,《黄白》说:“铅件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即铅氧化可经变成红色的铅丹,铅丹分解又可变成铅;(2)汞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金丹》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还成丹砂”,即丹砂加热变成水银,水银与氧气反应,又生成被道士们认为是丹砂的红色氧化汞;(3)砷化物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黄白》中引黄山子的话说:“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立成不疑。”所谓二黄一赤,就是指用雄黄、雌黄和铜制造砷合金的反应,因而黄白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合金化学;(4)各种矿物的溶解反应知识,例如《对俗》中:“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玉为粘,溃金为浆”的记载等。此外,葛洪用雄黄和硝石、松脂、油脂共热以处理雄黄的实验还是中国发明火药的开端。油脂即猪大肠,其与松脂炭化后可产生相当于火药配方中的木炭的作用,雄黄为砷的化合物,含硫,这个配方与明代《火龙经》中记载的早期火药的成分极为相似,在炼制过程中如果温度掌握不好,就容易发生爆炸,这种经验的长期积累,最终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葛洪还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论道、炼丹和行医是他一生中不可分割的大业。葛洪的医学理论首先是面向基层百姓的、其所著《玉函方》及《肘后备急方》,具有取材方便,价格便宜、举证应验等特点,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为历代医家所重视。

    由于以长生成仙为其研医的最高目标,所以他把金丹术常用的金石药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仙药》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人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硫黄,次则石粘。次则曾青,次则柏脂……”此外,葛外还记载了大量的有健身益寿作用的草本药及其采集服用方法,如袄茯苓、地黄、麦门冬、黄莲、石韦、楮实、构枸杞、天门冬。甘菊、松实、桂、桃胶、胡麻、槐子、远志、五味子等。这些记载在中国本草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他用水银制剂治疗水肿、恶疮,用青篙汁治疗疟疾等,则更是中医药学领域的创见。

    葛洪在医学史上的贡献还在于,其《肘后备方》对许多疾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对某些疾病的症状、体征、发病机理还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如天花病、恙虫病、以及结核病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提出的“以毒攻毒”,用含有狂犬病毒的犬脑预防接种,治疗狂犬病的方法是世界上免疫疗法的先驱。此外,《肘后备方》中记载的用大小竹片为固定夹,治疗下颌关节脱法的方法,显示了葛洪在外科学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

    除了医术以外、葛洪对养生学也很有价究,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养生学家。他认为,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气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气血亏损所致,所以养生要以不伤气血为本,葛洪提出了一系列不伤不损的养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饮酒当风,不欲广志远愿等。

    葛洪把古代气功与养生联系起来,提倡一种安静虚无。抱一不舍,修炼丹田元气的养生功法。他还把导引术当作一种行血气、通关节的有效方法来提倡,并在古代辟谷、服气等气功的基础上演化出了一种新的气功功法——龟息法,将引导与吞气结合起来,通过模仿龟的伸颈俯仰动作,配以呼吸吐纳,锻炼身体,具有明显的效果。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古代气功学和养生学的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葛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死后不久,便上升到了可与张陵、张衡、张鲁相提并论的地位。被后世教徒奉为祖师;至今我国的一些名山胜地还保留着纪念他的建筑、碑刻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对葛洪及其《抱朴子·内篇》在科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葛洪的《抱朴于》给予了中国道教以鲜明的两重性格,即一方面追求个人的超俗解世、长生成仙,另一方面又追求经世济俗的社会功效。由于葛洪极力调和神仙道教与儒家的伦理名教的关系,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注入到了神仙道教之中,把神仙道教变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士族道教,从而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道教理论比较侧重于个人的炼丹修行、限制了道教的社会作用的发挥,所以葛洪的神仙道教也标志了早期道教的终结。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西晋太安元年(302年),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葛洪移居图

    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建兴四年(316年),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2]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享年61岁。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先河。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真正意葛稚川移居图轴

    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葛洪移居图

    [5]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公”是后人对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文学家葛洪的尊称。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今江苏省句容县),自幼喜好神仙导养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郑隐学炼丹术。司马睿任丞相时,葛为属官,后任咨议、将军等职。后又因镇压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赐爵关内侯。南海太守鲍方很看重他,把女儿嫁给他,又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给他。后来他辞官不做,遍游名山,想通过炼丹得到长寿。据《至德县志》记载:“晋朝丹阳人葛洪,尝炼丹于留山”。因此留山上过去有葛仙庙、观音阁、清和庵、炼丹池、鹿迹石。有诗曰:“策杖寻幽尝,声闻水未钟,山深黄鸟乱,径转白云封。过涧流泉岭,穿林峭壁空。老僧忻共语,榄外日高春”。“抱朴人何处,灵山迹俨然。鹿知飞白日,石解炼丹田,挂杖层严仄,临池一径偏。间看云去住,无外数峰悬”。“丹阳令尹古神仙,骑鹿朝天事惘然。我欲登云祈室决,遍地膏泽满周田”。葛洪在留山炼了一段时间丹,又要到别处寻山炼丹,众人都极力挽留他,可他还是执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