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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尼斯·弗里德利希·利奥波德·冯·泽克特于1866年4月22日生于石勒苏益格。他是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儿子，于1885年作为军官候补生加入皇家亚历山大近卫掷弹兵团。1893年与多萝西·法比安结婚，婚后无子女，但夫妻感情很好。
他很早就体现出在参谋工作方面的才华，于1897年进入柏林的军事学院学习，之后交替服役于一线和参谋单位。1899年他调入总参谋部担任助理，这时他还只是个陆军中尉。1913年被任命为驻柏林的第三军的中校参谋长后，他任此职直到一战爆发。第三军隶属于亚历山大·冯·克鲁克的第一集团军，在德军著名的“施利芬计划”中担任最重要的右翼攻势。在马恩河战役后，第一集团军被迫回撤。但冯·泽克特在这次战斗中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个人才能和领导能力。
1915年1月27日，泽克特晋升为上校，转任在东加里西亚新组建的奥古斯特·冯·马肯森的第十一集团军的参谋长。在1915年5月2日开始的戈尔利采-塔尔诺夫战役的突破中，第十一集团军一共向前推进了300公里，到9月底完全拔除了波兰突出部，彻底解除俄军对加里西亚的威胁。这场胜利中马肯森的指挥固然重要，泽克特的精妙策划更是不可或缺。他因此晋升为少将，并获得了蓝马克斯勋章。1915年10月-11月，他策划完成了对塞尔维亚的占领。这一战绩让冯·泽克特得以为他的蓝马克斯勋章添上了橡树叶。
由于俄军布鲁西诺夫骑兵上将在1916年6月所执行的壮大攻势，奥匈帝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泽克特因此被任命为奥匈联军的参谋长，其任务是进行军队的休整并提升战斗力。这个工作由于德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而并不容易完成。泽克特很快发现，和奥匈同事交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泽克特成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背负着再次创造同样奇迹的期望，他于1917年10月被派往土耳其担任陆军总参谋长。但是这个任务即使是冯·泽克特也无法完成。巴勒斯坦战场上，艾伦比于1918年9月19日发动的进攻击溃了桑德斯的土德联军。10月30日，土耳其签署停战协定，允许所有的德国人在30天内离开土耳其。
泽克特于11月13日回到德国，保罗·冯·兴登堡让他负责组织在乌克兰和整个东部前线德军部队的撤离事宜，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这让他进入参加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担任军事代表。随后泽克特被晋升为中将，于1919年7月7日-15日期间接提兴登堡，担任德军总参谋部解散前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10月11日出任有实权的陆军总参谋长，并开始着手建设一支十万人的精锐部队——这是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最大规模。1920年3月，他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这时*岁的他正要开始其人生最大的事业。
泽克特的个性是“冷淡”、“易怒”、“冷冰冰”，他的外号是“斯芬克斯”，总之，他具有强烈的个性。曼斯坦因如此描述泽克特，“每个人都已感觉到他的内在激情和使他成为军队领导者的钢铁般的意志。”他不是一名理论家，更多考虑作战层面。他如此表现对于理论家的敌意：“有三件事情是由人类的大脑徒劳无益地与之较劲的：愚蠢、官僚和口号”。
泽克特认为人是其军队重建的核心问题。他几乎把所有的责任都委托给能干的参谋，他亲自负责监督训练。他以名义上的“和平时期军队组织委员会”复活了原来的总参谋部，对军官团的训练尤其不遗余力。最后，德国的总参谋部提供了一个小规模但具有强烈事业心的干部队伍，以便指导其他的核心参谋和战斗队。他的价值在1933-1940年得到了体现，这一时期德军增加了50倍，但同时还使运动作战学说不断完善。在二战中，总参谋部毕业的大部分毕业生以及部队参谋和指挥官在作战水平上表现得都非常出色。
泽克特他怀疑传统类型的庞大军队能够依据追求快速决定性胜利的战略进行运动战，相信小规模的、长期服役的、职业性的、运动的军队。他于1921年发起一次对战争教训的正式研究，这次研究成果形成了《487号军队条令》，泽克特亲自撰写了其中的“领导与使用合成兵器战斗”。这本书成为直到30年代之前德国军队训练的基础，从30年代起，他们被修订为著名的《300条军队条令》，一直使用到1945年。
新德国军队的学说源于吸取的上述教训。新的学说最显著的部分是关于装甲战与空中力量的一体化。为了对《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坦克和飞机战术进行训练，他以对红军的训练援助换取在苏联建立了秘密的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包括三个非法的训练项目：装甲、飞机和化学战。
发展装甲战是对一次大战公认的技术失败所做出的反应。泽克特偏爱歼灭战战略，而不是消耗战战略。他强调运动，他的训练命令是由一句口号开始的——“作战就是运动”。尽管泽克特在许多领域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但是，直到他去世，他对骑兵令人感到奇怪的一往情深，这一点至今依然被指责为视野狭隘。此外，他从来没有完全赞同过与其他武器和空中力量协调作战的大规模装甲部队具有强大的能力。虽然泽克特从来没有完全理解机械化战争的力量，对如何精确的进行坦克战没有把握，更多的强调对骑兵师实现摩托化后勤保障。但是泽克特并没有对古德里安等人推动的变革采取具体的反对行动。另一方面，古德里安和其他人的实验结果形成了一个主张大规模陆军和泽克特“贬低大规模军队”二者之间的综合体，他们在军队之中建立了军队——一支小规模由装备精良的装甲部队构成的军队。德国人进一步将一战中的风暴部队战术（即胡蒂尔战术）发展成为机械化全兵种学说。
泽克特对空军作战的革命性质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理解。他在新建的德国军队中抽出180名军官，倡导建立独立的空军兵种。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这么做，他组建了影子空军。所有的演习都需要空军的加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仲裁。他的空军学说以对地面部队的支援为中心，以获取空中优势为最高原则。和美、英两国不同，德国使用轰炸机来实现现在所说的战场空中遮断。为了这一目的，德国人集中建设战斗机，然后是对地面的攻击机，最后是轰炸机。
总而言之，泽克特的军队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其政治领导和政策的密切整体性、士兵的优先地位、适当的参谋体系和正确的学说。这个时期的德国军队小却几乎无可挑剔，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机器之一。
综上所述，后来的德国军队具有鲜明的泽克特的个人风格。观察二战战史就不难发现，德军的辉煌战绩，尤其是初期战绩和泽克特的努力息息相关。但是，泽克特的计划也存在着若干缺点。这导致了一些批评，认为这些缺点是二战中德军最后失败的部分原因。
麦克尔·吉耶对德国军队独立于政治现实之外给予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这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技术至上主义的融合，它推动德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遭到没顶之灾。他认为，泽克特使得德国人把注意力集中于作战艺术上，眼光盯在获取战争的快速胜利。把战争的实践者和战略家区别开来的结果导致德国在二战中许多作战的成功都不具有持久性的战略影响。吉耶成功的描述了一支试图脱离政治结构而独立存在、过于追求作战层面胜利的军队是非常危险的，他清楚地展示技术上的卓越本身只是一个空壳。
对泽克特军队的最强烈批评是总参谋部的军事视野过于狭隘。以至于到了1934年，总参谋长进一步缩减了沙盘演习训练的重点，从战略作战层面缩减到战术（师和军）层面，这导致了对后勤和情报科目的忽视。正如艾伯特·西顿所写的那样“军队参谋部的行动很少超过大战术的层次，它的许多成员都满足于犹如在真空状态下作战，把200英里半径当作战略问题考虑。”
最具说服力的批评是一位德国学者指出的：“德国在意志和领导方面的优越感，对他们武断和短视地评估潜在对手的能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的一些指责包括：重新武装的努力在经济方面是脆弱的，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德国经济的弱点；德国空军在战术方面很成功，却不能完全胜任各种水平的战略行动等等。
当然，总的来说泽克特建立的这支军队工作得很好。1940年那次历时7周的攻击战摧毁了法国军队；德国军队随后在北非、巴尔干、特别是在俄罗斯进一步执着于战术和作战层面的胜利。在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军队的领导和学说成功地推迟了希特勒国家的毁灭，尽管盟军在物质方面有压倒性优势。应该说，泽克特出色了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大事业，以“二战德军之父”的身份进入历史殿堂。
1926年初秋，他对君主制的热情断送了他的职位。他允许一名霍亨索伦皇家家族的成员穿上军服出席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这是《凡尔赛条约》专门禁止的，也与当时德国的共和情感上升发生了碰撞。泽克特于10月8日被迫辞职。
1930年，他竞选成为议员。在他任职于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期间，冯·泽克特与希特勒的纳粹党交往密切。
他于1934年被派往中国协助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他的建议对国民党发动的对江西红军的第五次围剿颇有价值，这次战役引发了史诗般的红军长征。他曾担任委员长委托人，代表蒋介石本人处理军政事务。此外，他为国民党训练建立的几个德式装备的师在抗战前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初期抗日的核心力量。
1935年3月，他返回德国。1936年12月29日，因心脏病卒于柏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