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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10日上午。
当母亲会同于陈两门儿女正在一筹莫展地商讨“孤儿寡母日后如何生存大问题”的时候，由继父原下放单位镇赉县国营东方红农场委派人事劳资科长刘跃印专程赶来我家，向母亲正式通报了场方《关于对于海生遗孀及三子一女今后生计问题的安排意见》。其核心要义有三点：“一是自1973年1月1日起由农场为于海生遗孀及3子1女一家五口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7.5元，其中对3子1女发放至年满18周岁为止；二是待场方将住房落实后会尽快把于海生遗孀及子女接回农场生活居住；三是负责对于海生所遗3子1女年满18周岁后解决就业安置问题”。
待刘跃印代表场方通报完上述意见后，他又用征询的口气向母亲问道：“老嫂子！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场方帮助解决？您尽管提！”
只见母亲沉吟片刻，随后回道：“你大哥这一走，我们家的天就算塌了！孩子都太小不立事，今后的生活一定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眼下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快些把我和孩子从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接回农场居住！”
“好的！我们一定抓紧安排！”说罢，刘跃印起身跟母亲和在场的俩姐夫、俩姐、俩哥逐一握手道别后便朝外屋走去。在场的俩哥俩姐俩姐夫也随之跟出屋外，一直把刘跃印送上停在院门口的“212”吉普车后方才返回。
东方红农场代表刘跃印的到来，一下驱散了笼罩在屋内所有人心头的“阴霾”。刚才都还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样子，现在似乎瞬间都变得轻松一些了。因为大家都清楚刘跃印在这个节骨眼上赶来我家就是给我母亲吃“定心丸”来了。场方清楚一旦让我母亲闹起来，他们是根本招架不了的。
当俩姐俩哥俩姐夫送走刘跃印回屋后，桂琴二姐第一个先说了话：
“妈呀！我爸走的急，留下你和仨弟一妹在这里生活困难一定不少，我们离得远又帮不上，真的是苦了您了！但我向您表个态，今后要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我跟青山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听了桂琴二姐的话，母亲禁不住又流下了热泪。只听她咬着嘴唇刚强地回复道：“有农场生活费做保障，我们肯定是要不了饭了！你们姐弟几个都不用惦记了。这地方花销少，日子好对付！你们家里都有一托了人，赶快都回去该忙啥就忙啥吧！不到万不得以我是不会给你们添闹糟的！”
只见冯青山、金魁竺俩姐夫和化涛哥都相互对望了一下，随后都不约而同地说道：“咱妈可真是个明白人啊！了不起！”
就这样，几天来那个让每人在心中都特别纠结的“问号”就这么一点都没“伤筋动骨”地便悄然化掉了。
第二天上午10点，桂琴二姐、化涛哥和冯青山二姐夫因家中有急事便先一步踏上返程的归途了。除了母亲在家看小妹外，其余人都前往腰杭停车站点一起把桂琴二姐仨人送上了开往镇赉的公共汽车。
送走桂琴二姐等人后，淑峰姐当即和贵章哥首先就“春节到底在哪过的问题”进行了磋商。淑峰姐本打算这个春节在家陪陪母亲，但考虑到此时正是首批知青推荐返城的关键期，担心请假过长会“授人以柄”。母亲一向是最有“大局观”的，她当即拍板让淑峰姐必须尽快返回磐石，绝不能干因小失大影响招工返城的事。至于贵章哥在哪过年由他自行决定。最后，贵章哥为不让母亲太过伤感决定留在腰杭陪母亲过年。
淑峰姐和魁竺姐夫定于两天后动身返回江城。故那两天母亲和淑峰姐几乎是一唠就是大半宿。当然，淑峰姐跟魁竺姐夫的婚缘大事肯定是她必须要弄清的一个问题了。
娘俩通过推心置腹的一顿唠扯，母亲总算对魁竺姐夫有了大概的了解：
姐夫金魁竺，祖籍辽宁台安，时年28岁，大淑峰姐5岁，满族人，复转军人，吉林工大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现任江城市拖拉机配件厂车间党支部书记。此人个头高大，身材匀称，仪表出众，心地善良，办事稳重，做人肯担当，有超强责任感。目前是拖拉机配件厂厂级第一后备干部。
魁竺姐夫与淑峰姐初识于明城公社明城大队。一次，他在与另外一名同事到明城大队搞外调时偶然间与淑峰姐相遇一见钟情，并从此正式确立恋爱关系。随后，淑峰姐有一天将魁竺姐夫带到了同父异母长兄陈翰章家，意在征求长兄意见帮着拿拿主意。翰章大哥对淑峰姐所选的意中人非常满意。似乎就是这次与长兄相见，大哥才认为必须得把姐姐的富农成份跟魁竺实言相告。当魁竺姐夫得知这一情况后，最初几天绝对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深怕娶了个富农妻子会影响了组织对自己的提拔。好在魁竺姐夫是个很讲良心的人，加之他在心里也的确深深爱上了淑峰姐。所以他毅然决定向组织坦陈此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一步做得很聪明，体现了他对党的绝对忠诚。此后这件事不单没有成为他政治上的“绊脚石”不说，而且还得到了上级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当母亲弄清了上述情况后，才终于打消了顾虑姐姐被骗的担忧。因为她实在耽心“女怕嫁错郎”的悲剧发生在自己心爱的女儿身上了。
继父的撒手人寰使我们这个失去了“顶门杠”的家庭生活一下发生了“天塌”般的逆转。除贵章哥外，远道而来的哥哥姐姐和姐夫们都陆续回归了各自的生活空间。唯余寡母领着仨儿一女还得在这举目无亲的腰杭乃继续活下去。当时的我只有14岁，还是一个不谙世事和尚未形成三观的翩翩少年。好在小小年纪毕竟亲历了生父突然病亡、寡母文革茹苦谋生、继父一放苏可农场、二放大屯腰杭、再到客死他乡的跌宕人生历练，过早地形成了不肯向困难低头的意志品格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所以我才能毅然担起家庭生活重担，陪着母亲走过那段异常艰辛的生活之路……
首先，继父的突然病逝带给我家的是来自生活上的重压。要不咋说“穷人孩子早当家”是生活逼出来的“真理”呢！继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可谓衣食无忧，且生活锁事完全由继父一人操持。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活水准甚至要高出同一时期城里和本地乡村人很大一截。说白了那种生活安逸是继父凭借个人本事给我们创造来的。比如说，母亲在生小妹期间他提前备下的主副食品就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事实上在这方面他的确是个有超常思维和特别招法的人。换言之，他是个能把“舍与得”辩证思维玩得游刃有余的“人生高手”。只要他活着，家人就能活得像在天堂一样；他死了，家人也就好比坠入地狱一般。就拿烧柴这件事来说吧，初到腰杭时他得带着我们自已去搂柴禾烧，但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有人专门给我们家送柴禾了。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这是他用自己的“舍”换来的。即要么是在对方有急需的时候他把钱借与对方然后不要了人家才换了种方式给他送来了柴禾；要么就是给对方办事，人家为了答谢他才给家里送来了一些柴禾。总之，他是个能把“若预取之，必先予之”人生哲学应用得恰到好处的一个绝对“高人”。继父死后，第一个压到我肩上的就是解决烧柴问题。漫漫冬夜，居家过日子没有烧的可不行。所以我一有空儿就带着老五到地里去割秋天人家没放倒的包米杆往回背。在1973年春节前后那段时间，我们哥俩通过连挑带背硬是弄回了一垛玉米秸。因此缘故，我跟老五的肩膀头那段时间一直都是“血印”的，晚上睡觉一碰钻心的疼。此外，冬季挑水也是个挺难的事。当时住在腰杭二队时，全队都吃队部门前那口井的水。那是一口安有辘轱把的水井，井深约有30米，一个井绳的终端吊着一个胶皮柳罐，每摇上来一桶水都得费很大的力气。自打继父被大队抽出经常跑采买后，去井边担水的事就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起初妈妈怕我压坏了先是按半桶往回挑，挑了几天我就开始挑整桶水了。挑水最难的季节是“三九天”。此时别说我这个未成年人，就连大人走上井台打水都得加老小心了。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去担水，井台上的冰台冻得老高，每摇一柳罐水都可费劲了，一不小心脚“踩秃噜了”被飞速转动的“辘轱把”打伤是常有的事。有一天，在春节前的一个霜雾蒙蒙的早晨我又去担水了。那天气温特别低，每哈口气都能立马在眉毛上凝成霜花。当我把最后一柳罐水刚摇到井口用左手抓住罐把挡到井裙上时，我的左脚突然踩滑导致身体失衡，左手抓着的柳罐瞬间脱手坠入井中，让飞速转动的辘轱一下把我从井台打落下来。好在是自己戴着一顶狗皮帽，头顶被砸了个大包，门牙被磕掉一颗，总算躲过了一劫。凡事往往都是“吃一堑长一智”。打这以后，我开始格外注意登上井台脚踩地这一环节，不踩实脚跟绝不轻易摇动辘轱。正所谓“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自此在腰杭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险情。
难怪人们常说“吃喝拉撒无小事”，“柴米油盐愁死人”。除去搂柴、担水这类生活锁事外，还有碾米种园、养猪做饭、和泥抹墙、对外跑跑颠颠等事一古脑都压到了我的身上。此时，和我一般大孩子大都在父母的羽翼下专心学业，但我则要替母亲分担生活重压，帮助妈妈跑起生活“龙套”。当时，困扰我家的头号难题是3个小子太能吃，外加副食匮乏油水小，每月的供应粮总得差个8至10天揭不开锅。没办法只能以“瓜菜代”的方式缓解口粮的严重不足问题。
现在说来也不怕“砢碜”了。1973年春夏季节，我家老五和老六动不动晚上就饿得直哭。无奈，我跟母亲曾采取三种方式解决“粮荒”问题：一是我跟老五曾不止一次地上树撸过榆树钱然后掺到包米面里烀大饼子；二是去农场托人特批一部分麦麸子掺到白面里头蒸饽饽；三是找继父生前的老朋友弄一点原粮补充口粮的不足。记得当年因吃麦麸子掺白面蒸的黑乎乎的“面饽悖”竟让我们哥几个干燥得连屎都拉不下来，没办法不得不偷偷请村医陈国顺大哥过来帮我们灌肠解决拉屎问题。其痛苦程度至今想起都令人不寒而栗。按说，一帮半大小子生活在遍地是粮的农村本不该饿成这个样。据我所知，当时很多人家的手都是“不老实”的，但我们的母亲却教育我们“宁可饿死也不能干不劳而获”的偷盗行为。现在看来，母亲这么做没有错。倘若她对孩子们的偷盗行为不加制止反倒推波助澜的话，那么我们哥仨或许早就走上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
现在看来，那段时间是对我们一家人进行“人性大考”的关键期。倘若不是母亲以“高尚人品”和固守做人“底线原则”影响和教育了我们哥仨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顺利通过那场“人性大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就是我们的几个孩子的“人生航标灯”。
综上事例说明，人性的“善与恶”只是一念之间的事。守住了你就会拥有美丽的人生；滑落了你就是滋生恶念的罪人。若非如此，那么教人向善的释迦牟尼佛也许就不会谆谆告诫弟子们说“佛在我心、我心即佛”了。其次，继父的突然病逝 让我们的家庭再一次失去了“顶梁柱。
个别人由于一直嫉恨张君和继父的关系，很早就想要搬倒他了，就是苦于找不到突破口。当时人们疯传：在腰杭安电这件事上于大头肯定给了张君好处，否则张君是不会冒险包庇袒护“陈久章宣扬反革命言论”案的。正是基于这种斗争思维，大队授意学校对正读小学三年级的久章开始深挖背后的教唆人了。由于事实上这件事的确与继父无关，故调查人员却非得逼久章说是“继父教唆”的，不说中午就不让久章回家吃饭。别看久章是个孩子，但他还真挺犟就说是自己想的，到了也没说是继父教唆这句话，气得调查人在屋里直跳脚。此事因在这一环节始终没能核下来，外加抠了两次久章就是一个劲地哭，拿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也就只好先放下了。
第二种情况：是拿我的“入团问题”大做文章。1973年寒假过后，此时我在腰杭戴帽中学（初一）正读后半学期。当时的班主任是毕兴玉老师，教我们语文的是季景义老师。学生除腰杭本屯学生外还有毕家岗子的周万喜、毕兴刚、王德君、毕荣新和前杭乃的郑福全等十名同学。在此期间，由于我在班级各方面表现都极为出色，故早已被做为发展共青团员的重点培养对象。按说，早在放寒假前我与周万喜、王洪福等3人加入团组织的手续即已履行完毕，计划待寒假过后开学在全校搞一次公开的“入团宣誓仪式”。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待举行“入团宣誓仪式”那天，当校长王忠义向全校师生公布上台宣誓人名单时只有周万喜、王洪福，却唯独没有我。面对这一突发变故，我的大脑顿时变成一片空白。眼泪刷刷地流过面颊，所有师生都把诧异的目光聚焦到我的身上。然而，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只知道事情肯定是出岔了。
十分钟后，待“宣誓仪式”刚一结束，校长王忠义便把坐在一边还在发呆的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只见他绷着一张严肃的面孔，眨着左眼带有玻璃花的眼睛对我说道：
“孝章同学，鉴于你的现实政治表现校团支部决定对吸纳你加入团组织要继续延长考验期。希望你要继续努力学习、工作，不要背思想包袱！”
听了王校长这番话，我知道继续辩解已毫无意义。于是回复道：“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请组织继续考察我的学习和工作吧！”说罢，我礼貌地向王老师行了个礼后便含泪离开了校长室……此后，我的“共青团员”身份直到1973年8月转学到东方红农场中学就读初中二年级时才予以正式确认。
第三种情况：是屯子里的“鸡鸣狗盗”之徒不时对我家进行不怀好意的“滋事骚扰”。老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这话一点不假。继父死后，一时间个别不怀好意的“屯痞”也开始把魔爪在凄黑之夜伸向了我家。在前面我曾说过，腰杭本地人对外来人员是具有很强排外心理的。他们的共性问题是看不得外来人在衣食住行方面比他们好。加之我继父在这方面又一度太过张扬，所以早就在某些“屯痞”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眼下，于大头突然死了，因此他们觉得向于大头家人泄恨的机会终于来了。
开始的时候，“屯痞”们只是干一些小偷小模的事情。今天顺走两根松木杆，明天偷走两块木头板。就这么一来二去，他们觉得孤儿寡母“鼠眯”得就象耗子见了猫，于是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升级到偷鸡毒狗了。
记得那是1973年暑期的一个漆黑的子夜时分，正当屋内一家人熟睡之际，一个黑影正在院外将一个下了毒的“馒头”扔进了我家的院子里。不大一会儿，吃下馒头的小花狗只发出两声哀叫便一头扑倒在地上了。接着一个大个、猫着水蛇腰的黑衣人从东院墙跳进院子里。此人经验十分老道，没用多大会儿功夫就把外屋风门给捅咕开了。随后他闪身向中屋摸去。此时，母亲和妹妹仍住中屋小北炕，我和老五老六住南炕。黑衣人进了中屋后先是顺着南炕炕沿往右摸，结果他第一个先摸到的是老五的头。只听老五“妈呀！”一声从炕上跳起来大喊道：“屋里进人啦！”
紧随老五这声喊，我母亲一下拽着了电灯，但见那个黑衣人一个高蹿到外屋夺门便跑了出去。我跟老五这时也都光着脚紧跟着追了出去。此时，院内空无一人，只有死去的小花狗还静静地趴在那里……
当我跟老五带着一脸惊恐回到屋内的时候，只见母亲抱着妹妹还在那里一脸无助地流着眼泪。自打发生了这挡事以后，母亲在第二天上午便赶去张家园子拜见了农场的闫振生书记。听了母亲的含泪请求，闫书记深表同情并表态一定尽快落实住房解决搬家问题。从农场回到家里后，西院“老邢二姐”马上赶了过来。当她听母亲说完昨晚发生的事情后简直气坏了。她当即表态晚上要过来给我母亲作伴。打这以后，母亲不知不觉地患上“神经衰弱症”，每到夜晚再也不敢睡囫囵觉了。此外，为了给孩子们壮胆，她在答应让“老矾二姐”晚上过来作伴的同时，还特意找了后院吕洪武的儿子吕三一并过来作伴壮胆了。其实，现在看来母亲同时请吕三过来作伴实属一步“高棋”。因有了吕三的进局，那么面对屯子里的种种流言蜚语我们就基本能把关于老矾二姐的话说清楚了。
你还别说，自打有老邢二姐和吕三双双进入我家过夜作伴，一时间“屯痞”们也都消停下来。看来，这吕邢两门大户真的是无人敢惹。
别看17岁的老邢二姐没读过书，但她天生就是个聪明的女孩。自打来到我家作伴后，人家处处都表现出一个好姐姐的样子。上敬我母，下爱弟妹，不矫情，肯担当，绝不轻佻，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中的“大姐大”。
老邢二姐不同于一般肤浅女孩的地方还在于她的美是“美在心里”。在我看来，老邢二姐的心象“水晶”一样纯净，美的无瑕，美的没有一丝杂念。接近母亲跟我的动机是纯粹的“爱之深”和“怜之切”使然。
在老邢二姐与我家交往过程中，有两件事是曾经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的：
其一是她很能讲故事。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她总能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给我们讲鬼故事和爱情故事。她的这手“绝活儿”一段时间都成了吕三和我们哥仨晚上的最盼。似乎每个晚上二姐不讲上两段故事我们都根本睡不着觉。而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听二姐绘声绘色的故事入眠就像流过心田的小溪至今仍绕耳不绝。
其二是在感情上她真的渴望把“生米煮成熟饭”。1973年12月份，当淑峰姐刚刚生下第一个女儿小巍的时候母亲打发我专程赶去江城送鸡蛋和小米。老邢二姐听说后也要去江城看她在四小教书的二姨，并想结伴同往。无奈母亲只能同意。对这次结伴同行我没想太多。但老邢二姐却有着很多想法。这一路上她几乎没有浪费任何跟我单独相处的一点时间。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想方设法向我示爱。在此期间，二姐有一个举动似乎太露骨了，即在长春火车站候车时她非得要拉我去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对于她的这个提议我当场就给拒绝了。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我不愿意照相。其实，当时二姐的想法我非常清楚，她只是想急于把我二人婚姻关系既成事实，然后回去再跟我母亲摊牌。事情走到这一步，我很庆幸自己还是有坐怀不乱的很好定力的。假如我不负责任地跟二姐拍了这张合影，那么我的人生轨迹或许在这一节点就出现重大人生“拐点”了。
事实再一次证明：尊重别人的前提首先要学会尊重自己。一个连自己都不尊重的人，他可能尊重别人吗？我是打心里尊重“老砍二姐”的，但“爱”与“尊重”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两种情感。我不能因为尊重“老邢二姐”而对她“妄自菲薄”，那不是正人君子所为，而是要必遭天谴的一种畜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