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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可能性的事情便一定能实现，“一支笔”此后不久便做了乡党委秘书但仍兼着“一支笔”的任务，又过了若干年，秘书提拔做了宣传委员，对自己从文的这段经历甚为自得，据说现在已做了乡党委副书记，常说自己的官已做到了尽头，对从文的经历却已是讳之莫深，倘若有人偶然提起，必定老大不乐意，莫名其妙地发火。
对这段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又觉不得不说的经历，我实不知应放到何处去说，只能暂且放到这里。
现在重新回到现实的顺序，且说当日散了会，副乡长把笔夹到笔记本的中央缓缓地合上，然后用左手指捏着，自然地平抬至腰略偏上的位置便始终固定不变地保持着这一恒定的姿势，踱着不急不缓的八字方步，目不斜视地离去了。
关于他的这一独具特色的姿势，有人曾臆测过，说可能是大学教授的走路姿势，用以彰显自己高深的学问。可我无数次地搜遍了记忆，并没有发现自己的任何一位老师有过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走法。
一番耐心细致地观察之后，某一天，我惊奇地发现，乡长居然也在持这种姿势走路，书记偶尔也是，凡是我能接触到的甚至在县电视新闻里能有幸一睹尊严的重量级人物都在持这种姿势走路，而且比副乡长更标准更规范更优雅。
据说，这种姿势来自于某位大人物，说是能够强身健体，他来我们县视察时走路采取的就是这种姿势，之后便流行起来了。
副乡长显然是在模仿乡长，他刚从县直部门分下来，没有多少农村工作经验，是乡长的崇拜者和坚定追随者。
乡长是由农村支书提拔上来的那种，虽无名门高校的资历，但确如副乡长所推崇的那样，有着娴熟的做人技巧和应对世事的经验，深受乡村干部的爱戴，隐隐有盖过书记的气势。
没有经历过实践历练的意志往往最不坚定，最容易经不住诱惑而土崩瓦解以致于陷入盲目的必然无比热忱的崇拜。由于受了副乡长的感染，我曾一度对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叫不上来的乡长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只觉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透着潇洒，连笑也是灿烂的，常常让我无缘无故地泛起坚定地追随他的愿望，尽管当时的我少有与他接触的机会，我甚至宁愿放弃自尊去巴结他。
他确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党员冬训的一天，副乡长安排我去一个村下通知。那时候的党员冬训都集中到乡驻地进行，各村的党员只能租住驻地村农户家的闲屋，由于房子紧张，该村便住到了乡水利站距离乡驻地大约有六七里地的一个供水站。
那天的风很大，总不会小于六七级吧，待我骑着自行车返回乡驻地时，已累得两腿酸软几乎要站不起来，恰遇上了急匆匆的乡长。我赶忙上前问好，他微笑着，声音柔和地问，这么大的风，干什么去了？
我忙答，副乡长安排我下通知去了。
他不解地笑了笑，说，怪事，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是的，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只这么一句话，便足以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逢人便夸乡长的好，但我居然不识好歹地为副乡长掩饰着，说副乡长打不通电话，岂不知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副乡长。
对于乡长的好，所长却不这样看，他认为那主要是因为乡长掌握着乡里的平价农资，不过是小人一时得志。果然，我还没来得及给乡长留下多少印象，他便犯了事，揭发他最急的当数副乡长，副乡长因此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当然当时的副乡长也没有创造多少政绩，唯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便是他模仿乡长走路的姿势已到了炉火纯青维描维肖的程度，连说话都在学着乡长无可奈何地说“忙透了”那句曾成为乡里最时髦的词句的神态和腔调，总让人觉得别扭。
当时的乡机关，连人们平日里碰面的问候也被“最近忙啥？”“忙透了”的对答所取代，似乎如果不忙便是最没面子的事。
当然，乡长出事后，仿佛有人在指挥似的，包括副乡长在内，所有这些习惯在一夜之间都被改掉了，继之又将被新的习惯所取代，这几乎就是一条定律，连扑克牌的玩法也由“够级”变成了“保皇”。
乡镇虽小，却毕竟是五脏俱全的一级政府，而只要有权力存在的地方，必定会存在着一定的潜规则。虽然当时副乡长散了会，与会者还是待他离去后才纷纷涌上来嘴里说着“欢迎”逐一与我握手，虽然我当时绝对保持着高人一等的心态，但我还是感到了羞怯。幸喜他们并没有多少话要说，庄重地握了手便玩世不恭地转向了所长，问：今天中午又有局了吧？
他们所说的“局”便是指免费的吃请，其时我尚不清楚，当时的“局”已演变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如果长期没有“局”，便说明你是最没用处的。因此，不少的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去找“局”，实在没“局”，自己掏钱也要去设“局”，这种“局”一般都是要去张扬的，而且张扬的程度远胜于真正的“局”，当然自是要编排出一个掏腰包设“局”的痴傻呆来。
所长个头不高，已近知天命之年，或许由于靠一个人的工资供养了四个大学生的缘故，脸上的皱纹特别深特别粗特别密，反而显得实际年龄尚比他大一岁的让座老者更年轻。他话不多，两只不大的眼睛总在不停地眨着，给人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他从不喊冤叫累，只要提及他的四个孩子就会眉飞色舞，掩饰不住的骄傲便会从心底和粗重的皱纹里溢出来。且不论他是不是一位好所长，但绝对是一位好父亲，一个忠厚长者。他同样戏谑地应对着，说，去吧，去吧，供销社饭店010房间。
与会者便问，当真？
所长说，当真。
本是玩笑话，却果如让座老者预言的那样，这帮人是开不得玩笑的，日后他们果真给拿来了发票，所长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但经不住他们的死缠硬磨只好给他们签单，签单总得有理由，居然以为我接风为由，我实在感到委屈。
这是后话，且说所长怕我记不住似地又为我介绍了一遍所里的人也就是所长所说的自己人。他说，这不是絮叨，他年轻的时候便有初次见面记不住人姓名的坏毛病，这是很不礼貌的，所以他总喜欢给初次见面的人多介绍两遍。
所里的人并不多，原有四位，两老两小，除了所长是正式干部之外，其他三位都是临时工。
所长依次最先引见的便是让座老者，他确非所长，人们之所以称之为所长倒并非全是戏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单位没有引起主要领导的足够重视，所长和两位年轻人便常年被借调去抓乡里的中心工作，所内工作自然便全落到了让座老者的头上。
让座老者是乡里时间最长的临时工，头脑灵活，处世圆滑，文字、材料、业务俱至上流水平，因为他能背过乡里明细到村的所有数字，对乡里的人事问题了然于胸，被称之为“活字典”。
由于凡是领导需要的数字，他顺口就能说出；凡是领导需要的材料，他从不耽搁，甚至有许多事情想到了领导的前面，经常为领导提供一些领导认为重要的必须的参考；凡是领导交办的事情，他必定按时完成，而且指定比别人办得漂亮，所以渐渐就给领导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只要有他在，所里的工作就不会受影响。
可惜他时运不济，总是错过转正的机会，不是嫌高小的学历太低，就是超龄。但他绝不随波逐流，在别人争抢着办学历时，独他不急，他常说，人的命天注定，强抢是抢不来的。
正是因了这些原因，自然便难驾驭。他常自封为“临协主席”，临时工们便跟着起哄。那时候，临时工由于在乡里占着非常大的比例，他们除了工资略低一些之外，享受着国家干部几乎同样的待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既如此，我们暂且让他姓林吧，为示尊重，叫“林老”。
“林老”，即后来与我竞争答辩的那位，在我做了所长之后，曾屡次给我出难题，但最终还是把精力转到了工作上。我问他，你何以能把如此多的数字记住？
他文绉绉地说，这就是实践的作用，只要你对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领导问及时，便可以随口说个大致的数字，反正领导也不清楚，但不可差距过大，而且必须说得肯定，否则便显得假了。
这一招果然灵验，其实领导也没有必要管得那么细致，原就是想了解个大概。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机智与圆滑，当他终于有所转变时，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们且不去评论当时的孰是孰非，但一个担负着至关重要职能的单位到了如此境地，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所长的悲哀。所长有时虽也牢骚满腹，却总在以年纪大为借口推脱，正如“林老”所说，他压根儿就不愿干业务，因为那时抓中心是有奖金的，而且总要高出只负责业务的人员。
所谓中心工作，就是以乡党委政府为中心的工作，多是些收款、计划生育、催收催种、杀青倒茬、发展镇村企业之类上级政府重点考核的工作。那时的乡镇政府承担了太多诸如此类的工作，自然便显得任务繁重，但没有办法，千篇一律都在这样做。
两位年轻人都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光景，正好一胖一瘦。他们原都是村里打杂的小干部，同时来到乡里做临时工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胖子初中毕业，腆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似乎在挪，偶然搀杂着一点儿上下运动，让人怎么看怎么象只企鹅；他能吃能睡，只要稍有机会立即便能睡过去；他虽然经常穿一些上档次的西装，却多是披到肩上，懒得去洗的脚趁人不注意便会冒着热气从长时间不擦鞋油的皮鞋里蹓出来，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常惹得“林老”不住地埋怨；他习惯于集日不吃早饭，每到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便到集上的煎包摊上旁若无人地去吃煎包。
他说他最喜欢吃煎包，尤其是韭菜馅的，遇有事急，他常一手用塑料兜提着，一手拿着吃，走路的时候也在吃，吃完了随便用纸一擦，手从不去洗。我曾跟他去吃过，但他从不用我掏钱。我不好意思，同时也惴惴不安，眼光总在不停地朝四周打量着，唯恐碰到了熟人，他便边吃着边含混不清地劝我，怕什么？笑人！
从外表看，他怎么看怎么也不象是个心眼儿最多的人，只有他那玩世不恭却单往人心里送的谈话才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为人的老道。
瘦子并不瘦，只是少了啤酒肚而已，其实是标准体型。他高中毕业，在单位里已算是高学历了。所以他喜欢以文人自居，说起话来由于刻意追求文明反而让人觉得象孩子般不利索。
他的衣着多不上档次，但永远那么干净利索，裤子上的中心折总那么刻意地直立着似乎从没有倒过，除了去过他家的人常讥笑他家里邋遢之外，让人再也无法从他的外貌上挑出一点儿瑕疵。
或许正因为这些原因，他总是观天似地高昂着头走路，远远地便透出一股傲气，常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老家的那句“仰头老婆低头汉默不作声的更厉害”的谚语。据说，只有这三种人才最具心机，其他的都是庞然大物肚内草莽的类型。
因此，尽管所长介绍到他时故作强调地顿了顿，还是无法改变我所谓实在就是无能的观点，尽管他后来跟随我又干了不少年，出过许多力，我也曾竭力地为他转正做过工作，但或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或因为没有机会而只能作罢，他又厌倦去做农村干部，在最后清退临时工时，他便回家做起了生意，据说经营相当不错。
所长的再次介绍没有多少新意，仍然是礼节性的，所以也只能是再次嘴里说着欢迎再次握手，之后便是闲聊，由于同一办公室的人员并不经常在一起办公，自不缺少闲聊的话题。
闲聊便会涉及到乡里的是是非非，说是乡里突击活动的包村人员都是由主抓业务的部门来安排，上次突击时主抓业务的部门把自己单位的人全部安排到了好村，既省力又多拿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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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省力是指村级班子较强，连通常的沟通联络也不需要，村里就能独立完成任务。当时的村级班子普遍较强，乡干部多是做一些沟通联络工作，极少有亲自到农户做工作的情况，除非遇上班子特别弱或者村干部不便出面的诸如追讨欠款催收公粮尾欠计划生育杀青倒茬之类老百姓常说的“三要一催”问题。
工作方式通常首先是多次反复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虽然有些“理”连不少乡村干部也无法说通，但凭着强大的政策压力和思想攻势，多数任务还算容易完成。
倘若果真遇到“篙草”“刺儿头”户，一个片的十几个包村干部便会聚起来采用****措施，打人也是常有的事，象计划生育这种国策问题是不能拖的，确如政治家前面所说，“砸了锅，戳了窝”也是有的。
现在看来，当时的做法确有点儿过，但这种看似简单的工作方式毕竟确保了当时不少艰巨任务的完成，现在的乡干部常挂在嘴边的“**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更多地便源于此吧，体现的是一种“一切行动听指挥雷厉风行”的精神和工作作风。
由于共同的利益，办公室的五个人很快便暂时达成了一致，决定这次由我们办公室安排的突击活动，办公室人员每人各选一个好村，连我和原不准备参加的“林老”也分别给指定了一个，当时我什么也不了解，只能随他们安排，但我非常喜欢这种其乐融融的场面。然而，和谐往往只能是暂时的，只有不和谐才是永恒的。
闲聊中，我进一步了解到，所长居然是我高中一位同学的父亲，因同学的关系自然便让我与他亲近了许多，觉得他确如一位忠厚的父亲。我回忆着说了许多我和同学之间的往事，所长默默地听后，便不容置疑地决定，午饭去他家吃，理由是同学赶巧放假在家。能够与多年不见的同学会面理所当然地让我兴奋不已，我必又说了不少话。
我们的闲聊显是扰了总是伏在桌上看或写什么东西的“林老”，他故意把桌椅弄出许多声响，嘴里也小声嘀咕着一些让人绝对听不清但绝对能够听得见的脏话。
为了这些脏话，所长便又与“林老”耗上了。两人总是这样，彼此相互关心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见了面却又总是争吵不断，争吵过后，又能象孩子似地和好如初。我见过两人无数次的争吵，级别都仅限于嘴上，至最后也没有再进一步升级的经历。两个人争吵的时候，除非有升级的可能，年轻人便只有保持沉默或知趣地离开，否则争吵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由于这一次争吵，“林老”自然不便于再去所长家吃饭，少了“林老”，两个年轻人便也决定不去，只剩下了我自己。常听人说，了解情况最关键的便是题外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是非去不可的。
所长是单职工，家住在本乡的一个村里。刚开始，我显然没能得到自己所关心的信息，因为他只任我和同学漫无天际地去回忆一些上学的趣事。待饭菜上齐了，他的唯一一句“咱们是同事，你同学是不该作陪的，如果你们不是同学，他原该叫你叔”，分明让我甚不自然起来。
为了缓解尴尬，我只好去请教办公室的一些事。他先是不肯说，再三劝我喝酒。我说，我不会。
他说，总要学会的。
我说，我实在不想喝。
他便不再劝我，用他在家里特备的“马眼”盅连干了三盅，脸色渐渐红润起来。
看得出来，他的酒量不大，我递给他一支我特意买的“石林”烟，他接了却拿在手里端量了一会儿才点上。他说，他从不抽好烟，不是不爱抽，他仍需要奋斗。说着，便指了指隔三差五就要到天井中央的葡萄架下去烧水的我同学，我同学在家是老小，由于复读了一年，仍在念大学。
我说，我能理解，做父母的不容易。
说着话，他又干了三盅，显然有些超量，舌头开始有一些笨。他的酒量远不止这些，当时可能由于单干的原因吧，后来我曾见过他与人拼过一斤多。他说，我也看出来了，你是个实在人。
我知道他要开讲了，这是不少人要吐露实情的一个前奏。果然，他挑了一筷子菜放到嘴里吧嗒吧嗒嚼着开讲了：今天，你也看到了，办公室蛮复杂的。老的是一只老狐狸，会贴，不就是靠了副乡长的关系吗？
我不适时宜地插话说，不是还有乡长书记吗？
他说，屁，乡长跟他们穿一条裤子，书记被猪油蒙了眼，刚来，技不如人，象个瞎子。反正，我这么个年纪了，退休早了提拔晚了，吃点儿喝点儿拉**倒了。不过，你们年轻人可不能这样。我提醒你，对那只老狐狸可得注意，千万别让人给卖了，还帮着人数钱。两个年轻人，胖子心眼多，与老狐狸沾亲带故，不可靠；瘦子实诚，是我一手调到乡里来的。
人的第一印象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有带有强烈震撼力的事件发生，常常极难改变。这便是人认识的惯性定律。初涉人情的青年人，即使具有再高的智商，观念往往也需要随着经历不断地修正，切不可太多地受这条规律的束缚，否则便有陷入混乱的危险，至少会走不少弯路。所长给我的信息无疑是明确的、肯定的，尽管也可能是真实的、善意的、有效的，虽然我仍不知如何应对，但从一开始便让我不能客观地去面对。
就在第二天刚一上班，我正在为去所长家时忘记了买一点儿礼物而懊恼，“林老”便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些信息，说凡是乡里有新调入人员，党委政府必定会安排一名与新调入人员身份相适应的具有一定级别的领导把所在单位的人员叫到一起共同接风。昨天，我和所长刚走，秘书便来找我吃饭。其实，所长的做法是不对的，白白浪费了一次与领导和同志们联络的机会。他的语调严肃认真庄重而又透着浓浓的遗憾，看不出有丝毫作假的成分。
果然，此后的时间里，镇领导象把我遗忘了似地，没有按惯例利用早点名的机会把我介绍给全体乡干部。每到早点的时候，我总是悄悄躲到一个角落，邻座的人便会好意地问我一些情况，总算逐步相互了解了些。我虽竭力不放到心上，但多少总会感觉到尴尬，心情难免郁闷。
“林老”象看透了我的心事儿似地，但他跟我的谈话从不正式地认真地谈，总是冷不丁地或者突然意想不到地便说上一两句。他说，这就是后果。之后，他又告诉我，其实，你到所长家也不是白吃的，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到单位报销了二百块钱。那时的物价低，按那天的标准，足可以吃四顿，当真如此，岂非……
我竭力阻止自己去相信，我实在说不清，“林老”何以会如此锲而不舍地说这样一些话，或许只是如此随便地一说，但我当时的心态却是显而易见的。
说起来可笑，那时候，由于身份和学历上的优势，我看不清当时的形势而使自己加剧了丝毫不存在竞争的认识，我居然萌生了自己宜于从政的想法，继而甚至觉得自己或许天生就是从政的料，当然，所说的政仍可怜地局限在所长这一级别上。
这样想着，便当了真，遇有不顺时，常以从“林老”那里学来的“赶考的举子出征的兵”来鼓励自己。我在尽可能地获取信息，也希望听到更多的信息，并努力让自己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虽然仍偏向于听到一些恭维的话。
“林老”明显而又准确地抓住了我的这一心态，经常说一些让我真假难辨的话，让我迷迷糊糊如在梦里，因为当时的我并没有多少判断力。
尽管所长的话最先让我形成了思维定势，而且带有巨大的惯性，他的话我照例多半不信，更不相信所长会如此低级趣味地去做，但毕竟经不住这种狂轰乱炸似地灌输，渐渐便产生了动摇，突然觉得所长当真不如自己想象中那样高大，隐隐约约便增加了点儿可憎的成分。
这是人思维上的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良好的第一印象往往能激发人的想象，把原本如此的东西通过漫无边际的想象逐步幻化至最完美的程度，并长期地保持着，用意志顽固地阻止着它的变化，一旦改变，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
意念中一闪而过的对所长产生的那时我认为大为不敬甚至有点儿恶毒的想法一经出现立即遭到了我思维定势的惯性抵触，我极力否定着，又不断闪现着，这种否定与闪现的争斗反而让这种日渐明晰起来，只能把我导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
那时候，我理所当然地无法接触到单位的财务去验证，既无法验证又因矛盾而具有如此强大的诱惑力，我便去向胖子和瘦子验证。
胖子掌管着单位的钱，他从不背后议论人的是非，在我自觉巧妙无比实是拙劣地问及此事时，他只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与其文化水平极不相符却因《说岳传》而极为流行的“莫须有”，此话后来被“林老”创造性地演绎成“模糊哲学”。
瘦子管账，他总是故作深沉，沉思了许久才总算说了一句“别去搀合他们，都不是好鸟”。
瘦子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让他的人际关系远不如胖子好，尽管大家都在传胖子的心眼多，而且还有赌钱的恶习，我曾亲眼见过他“打靠拉杀”的潇洒。他很大方，从不过多地计较个人得失，赌钱喝酒都能放得开。或许正为此，我和多数人一样，还是希望多跟胖子交往。
瘦子则喜欢跟我交往，因为我不仅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而且总能让他得到一些便宜。他喜欢攀亲戚，所以他亲戚特别多，甚至我的不少亲戚，他也多少能攀上点儿关系，我们之间似乎也成了亲戚。
他常表现出对胖子的不满，甚为不屑地说，充什么大方，早晚要出事。这让我明显感觉到他不能容人，或许就是“光棍不靠痴不靠”的那种人吧，尤其是在他与胖子的分工调整之后，他居然说了一句“这下权到咱手了”，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所以我做了所长后，始终没让他掌管过财务，不是他不具备能力，而是总担心他出问题。
果如他所料，乡长出事后不久，所里便出了事，其时我已调至乡工委。所里出事主要因为财务太乱，连最起码的账本都没有，而且除了“林老”，人人都在管账，人人都在管钱。但我还是认为在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出了事之后，胖子回家做起了生意，成就绝不亚于后来的瘦子。
我主持所里的工作后，信奉的是创业，根本不想介入原来这些是非，但“林老”在主持工作期间，巧妙地回避了这些矛盾，把是非理所当然地推给了我。
此时的三人因经济纠纷已变得势不两立，每个人都在宣称，不为经济，只为人格而战，最终甚至惊动了检察机关。
问题处理期间，所长劝我，一定要站稳立场。我自然明白他所指的立场，但我不能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我自问做到了问心无愧，尽管感情上我还是偏向了已可怜兮兮的他。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谅解，在他接受了提前退休以工资逐步还债的处理后，他变得对我不理不睬，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满是怨毒的目光，连曾经联系密切的同学也从此断了音讯，我几次主动写信联系都没有回音，最后他托人捎口信给我，说他爹就是我害的，他因经济原因勉强才读完了大学，让我好自为之。
啰嗦了这么多还没说到烟酒，兄弟们一定等急了吧？千万别急，事情的发生总是有背景的，如果不把这些背景说清楚，往往难以体会其中的讲究。好了，别急，不再啰嗦，且说烟酒。
吸烟在我看来，是思想者的典型特征，点上一根烟，眼光迷离地盯向远方，无论思想还是不思想都透着一股无以言表的深沉和潇洒。
我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自高中年级开始便尝试着吸烟，后来渐渐凶了起来，一天多固定在二至三包的数量上，不吸至嗓子干痒仿佛便不过瘾似的，常常不间断地有强烈的恶心刺激得自己直想呕吐，感觉往往是扯心裂肺的。
与吸烟相比，由于小时候看惯了醉酒者的不堪，喝酒曾一度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我看成恶习。我是容易走极端的人，凡喝酒的事和观念都被我顽固地排斥着。
不过，也别以为是缺少场合，乡镇这地方虽小，却并不缺人们现在所称作的场合。那时候，乡镇干部凭规定数量的粮票吃住到农民家里的工作生活方式，早在我毕业大约五六年前，悄然地被村级集体统一接待所取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央明令禁止村级应酬接待。
所谓接待，即是乡干部到村级开展工作又叫作“下乡”，伙食由村集体负担，用餐地点多选在村干部家里。
到我毕业那年，这种接待已经变得那样理所当然，尽管乡政府意识到了接待的愈演愈烈，再三制定标准和限额，却总是屡屡无可奈何地被破坏着，似乎这种破坏同样是那样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容易触犯众怒的事儿，犯了众怒，民主测评可不是闹着玩的。
安宁人历来有好客的传统，对于这种接待，刚开始连普通的农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无可争议的，自家来了客人尚需接待，更何况集体？
这种感情是朴素的，是对不从细微处着眼便难以辨出与普通群众差别的穿中山装的乡干部感情的延续，只不过不再把他们看成轮到谁家就会比赛似地争抢着把只有过年才能够吃到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的自己人而变成了客人，毕竟兜里有钱了，人的生活变好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直到他们感觉到自己逐年加重的负担被过多地用到了接待上，才把这种接待作为一个攻击的对象，如果不是藏有猫腻地过多过滥，即使有了中央的禁令，他们在心理上仍是可以承受的。
既然是接待，安宁人绝不随意，必有烟酒，尽管与稍豪华一点儿的场合相比，这种接待是低档次的，但绝对是他们心理上能够接受的最高档次，对他们来说，甚至是奢侈的，只有这样才能待客。
安宁人喝酒，就象安宁人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理由一样，也讲究理由，有理由才会真正地去喝酒。根据这些理由，大致有婚酒、丧酒、小孩百岁酒、接风酒、饯行酒、待客酒、新房酒、乔迁酒、开业酒、答谢酒、邀请酒、辞行酒、正月期间的你邀我我邀你的罗圈酒等一十三种酒是必须要喝的，其中最常见的当属待客酒，也就是安宁人接待乡干部的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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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酒的地方必有酒文化，要研究一个地方的酒文化，最直接的莫过于去关注酒场的流行语言。安宁酒场的流行语言几乎能够渗透到喝酒的所有具体环节，譬如“有酒不喝不对，喝酒不醉不对，喝酒忘了主次更不对”“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另掂对”“人有多大胆，酒有多大量”；倒酒不叫“倒”，而叫做“满”或“填”，填酒不满得罪人不浅；满了酒，便要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通常的“劝”并非一饮而尽，往往叫做“升升”或“上上”，取意“更上一层楼”，于官于商于任何阶层普遍适应，而绝不能叫做“喝”或“下下”，“喝”太土，“下下”则不吉利难免败了酒兴；对于主人的殷勤相劝，自要有所表示，常说“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干”；酒量的限制则以尽兴为原则，最流行的通常是“能喝二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重用”。
对于酒后的表现，更有一些极为形象的称呼：不能奉陪到底的逃酒者称为“虫”，酒后倒头就睡者叫做“猪”，又蹦又跳者叫做“驴”，只说不做者叫做“虎”，只做不说者叫“龙”，既不说又不做者叫做“仙”。
喝酒必要有一定的氛围，安宁人同样注重讲究喝酒的气氛，通常的做法有“划拳”、“猜宝”、“翻扑克牌”三种。这三种方式原都属于赌博的方式，被安宁人灵活地运用到喝酒上，当真对酒场气氛的调节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划拳”不需要任何道具，兴之所来，只要有人提出便可进行。提出者叫做“庄”，两个人嘴里喊着“哥俩好”“五魁首”之类代表着数字的专业术语的同时，必须去伸手指，喊的数字恰好是两人手指数之和的便算赢，输者便罚酒一杯，倘若庄家输便要罚酒三杯。如果庄家对自己的拳技有足够的自信，还可以于酒场中的所有人逐对厮杀，叫做“通关”。正因为简便易行，“划拳”在安宁最流行，即使父子也常常划几拳，只是对方若是小辈，在不经意间喊出了“哥俩好”时，父辈便常喊“亏也，亏也”不止，酒场无父子，父辈输了“亏”也要罚酒。
“猜宝”与“翻扑克牌”则都需道具，猜宝的道具简单，只要能辨出多少或长短就行，最常见的便是火柴杆或者现在饭桌上流行摆放的牙签；而翻扑克牌当然必须要有扑克牌，但在安宁几乎每家每户都不缺少这样的玩具。
这两种玩法的罚酒规则与划拳相同，同样需要庄家，但需要更多人参与才更有意思。如果选择了火柴杆，猜中的宝即是火柴杆，过程也简单，即由庄家根据人数选择数量不等的火柴握到手心任大家去猜，如果顺口说出的数字恰与庄家手中的火柴杆数目相等便算输。
翻扑克牌则更高雅一些，即是由庄家随便抽出一张，自庄家开始按扑克牌上的数字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开始绕圈数数，数到谁就由谁罚酒，这种玩法多由德高望重者主持，但输了酒也是必定要罚的。有了如此丰富的酒文化作铺垫，便不难理解我顽固的态度之所以会土崩瓦解的原因。
面对如此丰富的酒文化，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如此长的时间，我想完全因为我是个新人，而且年轻，对于不少问题，人们都能给予最大的谅解。
现在想起来，这或许也是人们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的根本原因吧。一个崭新的环境，尽管需要有一个你了解大家大家也同样需要了解你的过程，但毕竟为你提供了一个隐藏自己趁势按照固有风格调整自己的绝佳机会。
那时候的我，总想抓住任何一次机会，却又苦于没有机会，便总以年轻求得自己的谅解。其实，只要踏入了社会，便不能以年轻自居，许多机会往往都在以年轻自居的自我安慰中白白流失了。
所谓“年轻”，往往是不懂事的意思，而且一个单位的脏活累活似乎完全是年轻人份内的事儿。
我喜欢表现自己，从不怕脏怕累，独无法忍受甚至在身份上与我有悬殊差别的临时工那副居高临下呼来唤去的嘴脸。
到一个新单位，开始必定要小心谨慎地认真去过那个了解的过程，只要稍有差池便足以搞得满城风雨而让前途变得暗淡。仅因为我不喝酒办事容易较真，他们便以丰富的想象为我取了不少甚不雅观的外号，这让我的情绪一度陷入混乱。他们有的甚至公开恶作剧地叫我“未所长”，意即未来的所长，从那种玩世不恭的腔调中不难体味到讽刺大于真实的滋味。
难道我当真连个小所长也当不成？我那时候很自负，常常设想着自己的主政方案，尽管这些方案是天真的遥远的，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让我觉得自己甚至就是主政者，而且这些方案也极大地开发了我的想象力。
到我经历过最大限度的坚持开始喝酒后，才慢慢地发现，工作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工作，象我经常参加的那种酒局，并不完全等同于两个嗜酒如命的人就着咸菜丝或舔着生锈的铁钉那种丝毫不讲究菜饶只为着嗜酒或者拼酒量而进行的真正称得上喝酒的酒局，实际上是工作无原则的延续，不仅无法突破已经铁定的身份或地位格局，而且能够传达一些在工作场合无法得到的信念。
如果身份或者地位无法达到某一层次，将永远无缘于这样的酒局，因为无论邀请别人还是接受别人邀请往往都是等量级或者偏上的层次，绝不会有人见过一个农村干部去邀请流落街头的神经病喝酒，就象没有人见过********去接受一个于己没有任何缘故的普通乡干部的邀请一样，中国人历来都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能够参加那样的酒局，本身就是一种肯定、一种荣耀、一种炫耀的资本。曾几何时，听着“林老”之流低声地却故意让人能够听到地讲述与乡长喝酒的经历，说乡长如何如何地平易近人如何如何地大酒量又如何如何地逼他喝酒的经过，甚至能够具体到乡长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常让我暗暗地嫉妒羡慕，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儿。
我喝酒不能不说是受了这些方面的引诱，为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的是胖子。时间已经是我到安宁乡的三个月后，地点在胖子家里，他不仅邀了所里的所有同事，还邀了他们村的支书，说是给我接风。
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我接风的人，我真的好感动。因此，我多次向所长提及去胖子家时购物用款的摊派问题并主动要求凑款，主任黑着脸说，说你年轻，你不信，不该问的就别问，今后有场合，只要叫你，不要问理由，更别充有钱人，只管参加就行了。
我知道他仍在为那天的事儿生气，便不再多问，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的花费早已由所里全部报了销，而且据说胖子到他们村又报了一份儿。——人的地位不到连探听的资格也是不具备的，当然主要是怕年轻嘴不严，不少事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当时的我只管没脸皮地吃或者即使知道了也只能充作不知才算上策，然而这不是我的性格。
由于那个时候的同事一天当中只有在早晨点名时才有唯一见面的机会，所以攒了许多话要说，支书因为村庄是乡里数得着的村庄自然也是乡里数得着的人物，性格又随和幽默，所以那天的气氛甚是融洽热烈。
果如所长所介绍的那样，支书当真是了不得的人物，两杯酒下肚，酒场几乎成了他演说的场合，说了不少他与乡里大人物一起喝酒交流的趣事，听得出来，除了乡长和书记，其他的乡领导他没有几人能瞧得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当真能瞧得上的人物，必是换命的交情。听他数过来数过去，连同调走的也不过那么三两位，其他的根本不值一提。当然，这三两位都是乡里推荐或选拔他做支书的主要领导。
边演说边喝着，支书很快就没有了声息，转而被悄然而起的响鼾所代替。他喝醉了，大家便手忙脚乱地要扶他回家休息，他不知所语地咕噜着什么，还是回家了，好实在的家伙！大家都感叹着。
乡长出事后，他因对抗调查组的调查背了个开除党籍的处分，他不服。
据说乡长与他及邻村的支书正合伙做一笔玉米种买卖，那时候全县实行对农村统一供种政策，乡长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一笔毫无风险的买卖。因他们村经济状况好，由他们村负责投资，邻村则负责库存和销售。
缺少了乡长的支持，玉米种全部变成了猪饲料，因此亏损了一万五千多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原信誓旦旦地与他共同承担责任的邻村支书来了个干脆不认账，他自是有苦难言，但由于他仗义实在，虽被开了党籍，乡里仍安排他主持村里的工作。
据说，乡里他那些铁杆朋友汇报时都说他实在太冤，比窦娥还冤，连老百姓都这样认为。
到年底换届时，境况便不同了，因他已不是党员，村里的党员要选他做支书也无能为力。从一个领导降为被领导，他显然是不乐意的，便主动辞了职去乡里开饭店，生意异常火爆，据说他一年就赚了十几万，因为仅开业他便请了上百桌，耗资达万余元。
几年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重新入了党又重新领导他的村民，不料却没了往日的雄风，很快就被村里的反对派弄下了台，原因是区划调整后由于各方面的投资加大村里的积累资金明显减少，他便自作主张地提高了承包费。正如他自己所说，又没有装到自家的腰包里，仍是冤。
及至再次下台，他再次去开饭店，亦同样是风光不再，尽管他的开业费比第一次翻了三番，饭店仍在不断地赔，至今落了个四处躲债的下场。
且说当日酒场他离去后，人们终于透了口气，总算有了说话的机会。然而，没说多久，所长便因我不喝酒的事儿与“林老”吵了起来，说来也怪，两个人见了面总在不断地吵。
所长说，你怎么这么不长人样，跟年轻人去计较，年轻人喝不喝尽可以随意。
“林老”说，你别总是这样压人好不好，俺又没说什么，不就是劝碗酒嘛。
我知道两人又在借我说事儿，便不去言语，但经不住胖子和瘦子从中撺掇，端起“林老”推到我面前的酒杯便一饮而尽，再去看争吵的两人，“林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所长却一脸的不屑。我记不清自己那天喝了多少酒，只觉只要一张口，酒就要自肚里整个翻上来，便强自憋着不说话，连忙用菜去压，终于压不住喷了“林老”一身。
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关于我能喝酒的事儿第二天便已在乡机关里传得沸沸扬扬了，遇有好心人向我证实时，我居然莫名其妙地涌上一股自豪。事情既然破了头，便再也禁不住人们热情似火智计百出地劝酒。我喝酒从不会藏奸，而且禁不住激，因此逢喝必醉，自也没少误事。
且不说书记为此对我提出了警告，单说我醉了肚里便翻江倒海似地难受，必要吐。刚开始张口就能吐，吐出来的全是足以呛哑嗓子的酒；后来便要把手指伸到嗓子深处去扣，吐出来的便成了混合物，连肠子都似已塞到了嗓子里要吐出来；再后来扣也吐不出来了，酒非要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时才能自动吐出来。
其实，我不宜喝酒，量也不大，喝酒对我来说，绝非那种“吃香的喝辣的”的享受，更多地象一种灾难，尽管偶尔的我也会有超常的发挥。——只要喝了酒，便会面红耳赤，浑身紫红发痒，常抓挠得皮肤出血，眼珠儿仿佛要滴出血来，典型的酒精过敏！
耐心地总结一下，我喝酒的过程大致要经历禁不住劝酒的热情与殷勤、惴惴不安总担心喝醉、几杯下肚便激情高昂说过头话、吐酒抓破皮肤、酒醒后无边地后悔、死不悔改地重复前面的过程等六个阶段，因此往往多喝了酒反倒赚个不实在的名声，尤其在我做了所长之后，因畏惧酒便不断地逃避而得罪了不少人。
有人说酒是练的，纯******胡扯淡，我历练了如此多酒却偏偏不上瘾。难道当真如安宁人所说“有量不一定当官，当官必定有量”？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凡我所认识的成功人士，尤其是我所能接触到的大官，多有不容忽视的酒量。
这或许是我至今仍一无所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算是命吧，命中便不具备这样的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