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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小卿正这种人的身份和地位，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主角，不太说得过去。
要是搞点cuan伪诏的事好办，但难办的是，只怕会有不答应的人出现。
那时，谋逆的大罪会降临到他的头上，那是要灭九族的。
虽说他可以甘冒风险，但如果在事先没有得到某人的明确承诺，冒这样的风险值不值，还很难说。
因此，很有可能，这笔生意，在事先就谈妥的。
这样看来，应该是有一个投资计划，在外人看，是阴谋，早就开始实施了，现在只不过是它的阶段性成果。
这可以从某些迹象上看出来。
宣皇帝才二十多岁，荒淫纵欲，极有可能很快就弄坏了身子，但仍然是太快了点。
仅一年的功夫，人就被抽空了，这到也说得过去，但是，他发病的临床表现，却是喉痛。
这喉痛，要说是性病引起，也有可能。
但问题在于，这病来得太突然，过去却没有出现过症状，说是性病引起，没有根据。
而要是说中风之类，也会让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但对于纵欲者，损耗精力，与得中风的条件，不太相符。
总之，周天元皇帝，从发病到死亡，仅一天时间，太快了。
如果这与那个可能存在的阴谋有关，那么眼前这位刘小卿正，刘房开所做的事，就只是一种表演。
仅是刚开始写这段历史，本人就有了一种感觉，并不是不寒而粟，而是那种老被障眼的东西欺骗的叹服。
是的，读有关历史的许多文字，你会不经意地放过，因为同一段历史，会有众多的资料，让你头昏眼花，但是回过头去一想；不对，在那些文字的后面，其实还藏有另外的秘密。
就象说起这周天元的死，大概也只有中风，脑溢血之类的，会让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还有就是现在已经灭绝了的白喉等传染病，但如果是宫中暴发传染病，应该有记载，而有关于此，未见有半个字提及。
再不就是周天元是中暑，当时天热，而此人体虚，但中暑是不会表现为喉痛的。
也许还有可能，是得了某种不知名的病，按说应该留下些说明，但同样却不见片语，这是很值得奇怪的。
所以说，仅点明“喉痛”，人却很快就死了，这其中会让我们读过后，回过头来想：其中隐约透露了些什么？
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下面发生的事，就会觉得很多原来不太说得过去的事，变得可以理解。
当刘房开从那间卧室出来后，就留了下来。
而颜书呆先自走了，其实这和原先预料的一样，因为接下来的事，到也不能让他参加，这涉及高级别的秘密。
颜书呆走了，却在随后，来了几个人。
他们是领内史郑译、御正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䴙及御正大夫皇甫绩。
他们前来，名义上是召开治丧委员会预备会，但真正要要商量的，却是房开公司成立的入股会议。
挂羊头卖狗肉，有点见不得人，所以只能是密谋。
不过，找这些人来，一般会七嘴八舌，办不成事，所以在会议召开前，刘房开做为召集人，未来的房开公司董事会秘书长，先要拿出实施方案。
这个方案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很难说。
对这个疑问，只有他刘房开一个人能够回答。
合理的怀疑是，如果这个方案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他刘小卿正尽管才思敏捷，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接下来要搞定的事和人，有这样大的把握，这从他发言时底气十足的样子，就可以看出。
还有就是，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判断了当前市场情况，预测了未来投资收益等重大问题，好象并不是单凭果断本身，就能解决的，要是事先没有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的话。
而现在的刘房开做的事，越看就越象是表演。
只不过就是表演，也要象是真的一样。
事情也许是和计划的一样，这几个找来的人，在他一番入情入理，入木三分的说理分析后，并不多言。
也许因为各人知道的秘密，虽略有不同，但许多地方是一样的。
要说他刘房开，是此次秘密会议的主持，还是因为他是赟哥的兄弟，决非常人可比。
当然，找来的这些人，都和他一样，个个都犀利，且是同志。
先看这郑译(公元540年－591年)，字正义，荥阳开封，即今河南开封市人。
其虽为和宣皇帝一起胡搞的近侍奸臣，却起了个“正义”的字号，把坏事干得“正义”，却正是干眼下这件事所需要的。
不过，郑正义同志，的确是个有本事的人。
首先是他不一般的经历：其早年小小年纪，就投身到火热的军阀战争事业中，而且因为纯属偶然的机会，竟与后来的重要人物，隋太祖杨忠有了瓜葛，这是他成为股东的第一层原因。
另一层原因是，其做官时，又是跟随本朝一代英主周武帝的，从给事中士做起，后来成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左侍上士。
这给事中虽然只相当于北周时的三命小官，却常侍从皇帝左右，还搞些收发工作，但却可以在皇帝面前发一些小言，因为此官同时负有监察之责。
官不大，却靠近领导，所以天天有进步，后来升任职掌言议，加银章紫绶的六命大夫，成为以左为重的左侍之上士。
而到了赟哥做皇帝时，官为内史上大夫，官阶为正六命，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但该内史上大夫却同时位尊为“沛国公”，虽非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却是尊贵与三公相等的爵爷。
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第三层原因是：这位郑公爵，性轻险，即其有双重性格，即轻狂，又奸险，与刘房开志趣相投。
不要小看这方面的因素，这往往是二人共谋的必要基础。
再看后面的几位——
御史大夫柳裘。
这人为官的原则，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柳大夫曾做过齐国和梁国的旧臣，却在后来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在本朝任职东宫，接近太子，所以，赟哥成为周宣帝时，享受仪同三司的部长待遇，后又进爵为公，可见此人在为官之道方面的本事。
这伙人中，来历不明者，是这内史大夫韦䴙。
韦䴙，京兆人氏，也就是首都长安即现在西安市郊区人。
因为参加此次股东会，定下了后来搞房开的大政方针有功，被新房东，加官上柱国，相当于军队的挂名元帅。
这官虽为虚职，却可以不干事而领取国家干部最高级别的工资，说明功劳确实大。
此人后又封普安郡公，而普安郡，大体位于现在的四川剑阁、梓潼等地，成为一方诸候。
不过，值得奇怪的是，史书上除了以上情况，别无其它，虽然知道此人曾经住在首都郊区，却显然是有些来历不明。
然而从后来对他的封赏来看，其当时所起作用应该很大，不是配菜。
他到是很象是从始至终，就是为这次股东会，有备而来的，让人想起卧底之类的，看来是自古就有的。
除此以外，还有御正大夫皇甫绩。
要说这皇甫绩，该股东从小就熟读经史书籍，以博学闻名天下，还救过太子一命，是威震四方的北周名将韦孝宽的外孙，可谓是压秤的一大坨。
由此可见，这五位中，有来历不明者，如韦䴙；
有因为份量足，而被请来压秤的，如皇甫绩；
再有就是一肚子阴谋的高手郑译和柳裘。
不过，他们能走到一起，都是因为对自己有一个共同的自我评价：叫做“俊杰”，这是一个关于“识时务者”们的专属名词。
而所谓时务，也就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而这当务之急，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两个人的事。
解决不是要“解决”掉的意思，而是说把这两个人的事办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并且由此开始，可以步入前途光明的大道。
这第一个人，是皇帝，周静帝宇文衍，后改名宇文阐（公元57年—581年）。
就在这五位股东开会的时候，此时静皇帝现正在宫廷中那层层大门后的最后一道门，叫露门的后面，中央官办学校（入学者都是高干子弟）的校舍中，已熬了好几天夜，而且应该是眼睛红肿，时不时要以泪洗面。
也许各位没有注意到，先前所说的那位大限将临的宣皇帝，与这里所说的静皇帝，同时出现在北周人民的头顶上，是不是搞错了？
有道是天无二日，地上也不会有两个皇帝（当然，如果出了这个国家的大门，就会进入另一个皇帝的皇土，当时天下有好几个皇帝。）
但是，这是事实，只不过那位宣皇帝，为了以示区别，在皇帝称号前加了两个字，自封天元皇帝，且一反传统，不再自称为“朕”，而是自称为“天”，也就是取天为老大的意思。
当然，这个称谓要是真说起话来，是有些别扭的。比如说“我要告诉你们－－－－－”，变成了“天要告诉你们－－－－－”这样的话，确实不象是人话。
不过，象这样的搞法，也的确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明创造。
宣皇帝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至少在现在，让五位股东所担心的大事，并不象历朝历代那样，每逢此时，便会进入国家的紧急状态。
因为通常在此时，让这帮大臣们最忙活的事，即有关新皇帝的人选和即位，早已在此之前经办过了。
那位已登大位的静皇帝，就在隔壁几间的屋子呆着，所以不用再忙活。
而这皇帝静，此时才九岁。
这么小就当皇帝，这到也没有什么稀奇，还有比这小得多的，比皇帝静早几百年前，东汉时的殇帝（刘隆），生下来只有100多天就当皇帝了。
那么，这五位股东开会的内容，与新皇帝继位大事无关，也不会是有关于周天元皇帝宣下葬的事，又会是什么事呢？
是与有关的房开的事。
因此面而讨论的结论是：饭要一囗囗吃，事情只能分成两次办。
这个可以说是从实际出发的计划，与眼下的面临的情况有关。
对这个计划的最大贡献者，有可能就是刘房开。
理由是：他在选举公司董事长时说的那句话，透露出当时会议的情况。
而革命之所以要分两步走，与周天元的伟大创举，对此事所设置的障碍有关。
——也许周天元早就觉察到有一个针对他和他的皇位的夺权计划，将要开始或已经开始，所以还是有两个皇帝保险。
周天元自己当皇帝，同时让他的儿子也当皇帝，被后来的许多人释明，是因为周天元为了有时间，和他那些抱括后妈在内的女人们整天胡搞，还因为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不省人事，没工夫，也没兴趣当皇帝。
其实，这个说法，经查实，周天元本人没说，是别人替他说的，其可信度并不高。
而周天元曾经感觉到危险的存在，到是确有其事。
只不过，他是把目标锁定在我们下面就要说起的这位身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