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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法租界的一座洋楼里。
俞作柏、李明瑞、俞作豫正在低斟密酌。自从民国十五年夏，桂军出师北伐前夕，俞、李三兄弟在南宁喝过那次悲愤的告别酒之后，他们三人三年来还是第一次相聚在一起。这些年来，俞作柏郁郁不得志。为了反抗李、黄、白对他的压制，俞作柏以农工厅厅长的身份，大力支持广西的工农运动，“四一二清党”时，受到黄绍竑的打击迫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他在广西无法立足，只得避走香港寓居。俞作柏本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加上对李、黄、白的深仇大恨，每每伺机东山再起，报仇雪恨。只要能报仇，他不惜以任何手段对付桂系。
他在香港闲居，与共产党人恽代英、李立三有来往，与汪精卫、陈公博亦多有接触。民国十六年夏，叶挺、贺龙率“八一”南昌起义军回师广东，俞作柏曾出任东江军事特派员，到汕头协同共产党人策动东江军事，响应叶、贺起义军南下。后来叶、贺战败，俞作柏乃无功而返港。同年底，张发奎、黄琪翔在汪精卫、陈公博的策动下，在广州发动驱李（济深）、倒黄（绍竑）之役，俞作柏应邀到广州，就任广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六军指挥官，准备回桂夺取黄绍竑的广西省主席地位。未几，张、黄事败，俞作柏空喜一场，只得再次回到香港闲居。后来，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观察国内局势，暗定下一套“灭桂策”，俞作柏虽未闻其详，但对李、黄、白下手，他无不表示愿效前驱。
随后，汪精卫应蒋介石之邀到了南京，蒋、汪密谋，对付桂系，一拍即合。汪精卫函告俞作柏，倒桂大有可为。果然，蒋介石的谋士杨永泰即来香港，把俞请到了南京。蒋介石马上给俞加官晋爵，并亲自交给他一本三百万元的支票，要他到武汉活动拉拢桂系将领倒戈反李、白。有官、有钱，俞作柏何乐而不为。不过，尽管俞对李、黄、白有仇恨，但对蒋介石也无好感。也许，在中国除了孙中山之外，谁也不能使俞作柏服从他们。当年，他曾以“广西蒋介石”自居，那是因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得力亲信，两广统一，广东方面出了个蒋介石，广西又为什么不能出个蒋介石呢？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杀戮了无数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连这位自称“广西蒋介石”的俞作柏，也险遭“清党”的屠刀。俞作柏自此对蒋介石的憎恨，亦不亚于李、黄、白。这点，只有汪精卫清楚，而蒋介石则全然不知，否则，那三百万元的支票，蒋介石还不见得放心交给俞作柏哩。
1929年3月，到武汉游说李明瑞倒戈反桂系的俞作柏
俞作柏拿了蒋介石的钱，挂着显赫的上将军衔，由南京乘船西上武汉。到了武汉，他把弟弟俞作豫由老家北流召来，共同密谋倒桂。俞作柏知道弟弟是共产党员，他对共产党亦无恶意。自从民国十五年秋，他在广西任农工厅厅长和国民党的农民部部长后，与共产党人多有来往，相处密切。亡命香港后，他仍与共产党人有接触。作豫被白崇禧排挤，愤而弃军出走到香港后要找共产党，作柏还为此做了穿针引线的工作。俞作柏读过共产党的许多书，与许多共产党人共过事，但他不信共产党的“主义”。
“表弟，这两天来，除了聊家常，我还没听到过你说一句别的话啊！”
俞作柏那双大眼睛里，浮现着几根血丝，看得出那是饮酒过多而又心情焦躁的缘故。他和俞作豫、李明瑞交谈两天了，而李明瑞对倒戈反李、白之事，竟不露一句话，这对于身负重任的俞作柏和俞作豫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俞作柏受汪精卫策划，奉蒋介石之命，怀着自己的一番打算来拉李明瑞；俞作豫则肩负党组织之托，利用他在表兄李明瑞部下任职时间较久，人事甚熟的关系，到李部来做兵运工作。他希望李明瑞在蒋、桂斗争中倒戈，回师夺取李、黄、白的广西老巢，使党组织能在广西发展壮大。俞、李三兄弟，虽然彼此感情密切，但是在政治思想上，却各不相同，而倒桂又是他们一致的目标。
“表哥，记得前年我离开军队时，黑夜里你送我那么远，又说了那么多的话。今天，你为何一言不发呢？”俞作豫望着李明瑞，希望他尽快下决心倒桂。
“表哥，表弟，请喝酒！”李明瑞举起杯子，看了看俞作柏和俞作豫。
“不喝了！”俞作柏将杯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放。
“我也不喝了！”俞作豫也像哥哥那样，放下了杯子。
李明瑞独自将杯子送到唇边，一仰脖喝干了杯中的酒。
沉默。
李明瑞又为自己斟了满满一杯，他举起杯子，邀作柏、作豫：“表哥，表弟，请喝酒！”
俞作豫举手将李明瑞的酒杯夺下，气恼地说道：“表哥，李、黄、白都已变成了大军阀，夏、胡、陶也成了小军阀。记得在德安时，你对我说：‘你我兄弟，从戎有年，实指望报效国家，献身孙总理之三民主义，没想到天地之大，却难容我五尺之躯！’如今我们倒桂，便是打倒军阀，回到广西，可以实践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啊！”
“我和作豫都吃了他们的大亏，你跟着他们走下去，难道还会有好结果吗？目今，老蒋要倒桂，正暗中调动大军合围武汉，此乃天假我等良机，如错过此番机会，那只有悔恨莫及了！”俞作柏急切地说道。
李明瑞站起来，把双手背在身后，在室内慢慢地踱着。
俞作柏和俞作豫两双眼睛，直盯着李明瑞的背影。忽然，李明瑞停下步子，猛地回过头来，望着俞作柏：
“表哥，你老实告诉我，蒋介石给了你多少钱？”
“钱？”俞作柏一愣，那双诡谲的大眼眨了眨，随即从衣袋里掏出那本蒋介石亲自送给他的支票，递到李明瑞面前，“三百万元，其中有一百二十万元是给你的，钱不够，可随时向老蒋要！”
李明瑞连看也不看那本支票，只把头摇了摇，说：“我不要蒋介石的钱！”
“那你想要什么？”俞作柏似乎并不感诧异，因为他对这位表弟的了解，要远远胜过蒋介石。
李明瑞又低头踱起步来，俞作柏收好那本支票，说道：
“现在我们可以向老蒋要官、要钱，要什么他都得给，只要你说一声，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
“表哥，我想要的东西，恰恰是蒋介石没有的啊！”李明瑞心事重重，悲愤交集，像一个在如磐的暗夜中徘徊的壮士，他看到天是黑的，地是黑的，似乎连人的心也是黑的，他盼望光明，但不知光明在哪里。
“老蒋有权有势有钱，他什么没有啊？他要解决李、白，没有我们不行，他要靠我们，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压一压他，挤一挤他，他那不义之财，不义之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拿过来呢？”俞作柏实在不明白表弟想要什么。
“我要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我要一个独立富强不受外人欺侮的新中国！”李明瑞站定，向苍天呼唤，那声音在房子里回荡、震撼。窗子是紧紧闭着的，窗帘是严严遮着的，他那悲怆的呼声只能在室内激荡，就像一头醒来的巨狮被关在笼中，发出愤怒的叫喊和抗议一般。
李明瑞这突然的呼号，惊得俞作柏目瞪口呆，他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李明瑞见表哥答不出话来，他又激动地伸出双手，愤怒地大叫着：
“表哥，我要的这些东西，他蒋介石能有吗？有吗？一百二十万块钱，他能买动我李明瑞这颗中国人的良心吗？”
俞作柏呆呆地站着，似乎被雷电击中了一般。李明瑞仍在大呼：
“孙总理！你为什么死得那样早呀！孙总理！孙总理啊！”李明瑞嚎啕大哭起来！
俞家两兄弟，第一次见这员深沉猛勇的虎将痛哭流涕。这是一种壮士在黑暗中摸索、碰壁之后所发出的悲壮呼啸。他要向前走，没有路，但又不甘心退回到那肮脏的、泥泞的沼泽地里去与蟊贼们为伍。他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几年前，天上还闪耀着那颗巨星，他满怀信心，朝着那灿烂的星光指示的方向走。而今，巨星已经陨落，大地一片黑暗，世界充满混沌，人间尽是污泥浊水。他徘徊、绝望、愤懑……
俞作豫那颗共产党员的心，被李明瑞的呐喊震动得咚咚直跳，他觉得，表哥眼前这种精神状态，和自己下决心脱离桂系军队，寻找革命出路前的精神状态，又是何等之相似。这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临界点上的志士的心声，是一种宝贵的觉醒前的痛苦挣扎，就像那临分娩的妇女所经历的苦痛一般。俞作豫有这番亲身的感受，他从一个军阀部队的团长，转向新的道路，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为派系集团利益攻城夺地的军官，到一个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共产党员，他经历过这种痛苦的探索和追求。正因为如此，他才深切地理解李明瑞的内心痛苦。他走过来，亲切地拉着表哥的双手，说道：
“表哥，孙总理已经逝世快四年了，他留给我们的遗嘱，留给我们的‘主义’，都是要我们继续革命啊！总理的三大政策，被蒋介石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践踏了。然而，真正忠于孙总理‘主义’的中国人，还是要革命的，不革命，中国没有希望！”
“要我跟蒋介石走，我不干！”李明瑞斩钉截铁般地说道。
“那么，你还要跟李、黄、白走下去么？”俞作豫问道。
“连钟祖培这样的人，都不愿再跟他们走下去，何况我李明瑞！”李明瑞拍着胸膛，不屑地说道。
“跟共产党走，怎么样？”俞作豫觉得，李明瑞的思想发展最终将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他在广州参加过叶挺、张太雷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亲眼看到过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起义的壮举，并和他们并肩作战，他希望能继续参加一次更大的起义。他把这种希望寄托在正在觉醒的表兄李明瑞身上。
李明瑞没有说话，又在室内慢慢地踱起步来，脸上充满痛苦绝望之色。俞作豫看着表兄那沉重的表情，显得有些失望，悄然地坐到沙发上去了。俞作柏从刚才的一场“雷击”中清醒过来，他眨了眨那双大眼，对李明瑞说道：
“我们也不要跟谁走好了，就拿着蒋介石的钱，当着蒋介石的官，先把李、白搞垮，然后把部队拉回广西，撵走黄绍竑，有了自己的本钱和地盘，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李明瑞仍在慢慢地踱着，走了一阵，他忽然回过头来，对俞作柏和俞作豫说道：
“你们在这里坐一坐，让我独自到房里去想一想。”
说罢，便走进旁边的一间房里，随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俞作柏和俞作豫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来。俞作柏掏出烟盒，叼上一支“皇后”牌香烟，点上火，狠狠地吸了一口。
“哥，给我一支！”俞作豫伸手向俞作柏要烟。
俞作柏瞟了弟弟一眼，从烟盒里扔过一支烟。作豫接在手上，又从作柏手里要过烟火，笨拙地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香烟。
两兄弟在默默地抽烟，两双焦急的眼睛都盯着李明瑞关上的那扇门。他们听得见房
中那沉重的痛苦的脚步声——李明瑞正在踱步。脚步声时而蹒跚踯躅，像踯躅的征马；时而徘徊惶惑，像迷途的旅人；时而急促焦躁，像陷入重围的猛士……
“哥，你说表哥他会干吗？”俞作豫有些担心地对俞作柏道。
“放心，我们俞李三兄弟，在关键时刻，还从来没有过分歧。”俞作柏一边抽烟，一边用教训的口吻对弟弟说道，“裕生他为人处世一向稳重深沉，对此重大问题，还不要三思而后行之么？你就有些毛躁，遇事有时沉不住气，在这方面，你要好好向裕生学习。”
俞作豫是共产党员，在政治上与哥哥和表哥有着不同的观点，但他对哥哥，特别是表哥李明瑞一向很敬重。因此听俞作柏这样一说，便不再言语了。兄弟俩又默默地抽起烟来。
笃笃笃，有人敲门。
俞作豫望了哥哥一眼，俞作柏道：“是南京方面的人，去开门吧。”
俞作豫过去拉开小客厅的门，进来两位西装革履的不速之客。俞作柏向他们点了点头，随后对作豫道：
“这是郑先生和李先生。”
“请！”俞作豫机灵地做了个手势，把他们请到沙发上坐下。
“这是舍弟作豫。”俞作柏向那两位介绍道。
“啊，久仰，久仰！”那位面孔黝黑、体格魁梧的郑先生，挂着一脸笑容，忙过来和作豫握手，“桂军名将，德安大捷的有功之臣，可惜不见容于李、白！”
俞作豫很有些诧异，这位从未谋面的郑先生如何对自己如此了解？俞作柏忙笑道：
“俞李三兄弟，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名不虚传！名不虚传！”郑、李两人连连笑着点头称赞。
原来，这两位不速之客便是蒋介石派来武汉协助俞作柏举事的侍从副官郑介民和李国基。那郑介民搞分化瓦解对手的手段，与在东北大显身手的何成濬又有不同。郑介民是海南岛人，却长着一副北方人的相貌。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随后又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后，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当郑介民得知蒋介石已下决心解决桂系，便自告奋勇愿去武汉活动，从中协助俞作柏工作。俞作柏在武汉的工作对象是表弟李明瑞，郑介民的工作对象则是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因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与李宗义是同学，私交很深。郑介民到了武汉，以一个失业青年的身份住到一家小客栈中。他衣履不整，一副穷途潦倒的模样，在武汉街头流浪了几天，才去汉口总商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李宗义一见这位在校的高材生如今竟潦倒到这般地步，便非常同情，立即把郑请到总部居住，又给他做了衣服，还陪他到处游玩。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都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里自然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没想到他会把一个蒋介石的密探带进总部来。郑介民借着李宗义的特殊关系，千方百计拉拢总部的机要人员，把第四集团军各部队联络的密电码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秘密送给蒋介石。因此蒋军未发，蒋介石对第四集团军的内部情况已了若指掌。郑介民的特务工作进展得极为顺利，他来找俞作柏，想了解俞对李明瑞做工作的情况，因为他同时也负有监督俞作柏的使命。
“俞总参议对李师长的工作进行得怎样了？蒋主席对此甚为关切，目下大军正在集结，一俟武汉各项工作就绪，大军便向武汉进逼。”
俞作柏对郑介民的询问，心存反感，心想，你一个小小侍从副官，有什么资格来过问我的工作？他吸了几口烟才徐徐答道：
“这是我们家里兄弟之间的事，别人最好不要来过问。”
郑介民见俞作柏不把他放在眼里，心里虽然愤恨，但脸上却从容地笑着，嘴上连说：
“不敢，不敢。”
侍从副官李国基见郑介民碰了钉子，便想缓和一下气氛。他见那桌上明明摆着三只酒杯，桌旁又是三张软椅，说明是三人刚刚还在此喝酒。但他和郑介民一进来，小客厅里却只见俞作柏兄弟俩，那另一个人是谁？为何要回避他们呢？
李国基一想，那第三者必是李明瑞无疑。便问道：
“李师长呢？”
俞作柏一听更火了，他指着李明瑞进去的那间房，气冲冲地说道：
“我表弟正在那里考虑大事，请你们两人出去，马上出去！”
郑介民和李国基自讨没趣，只得站起来，躬了躬身子，尴尬地说道：
“是是是，我们马上走！”
郑、李两人悻悻而去。俞作豫机警地走出小客厅，侧身站在那螺旋形的楼梯口，见郑、李二人已下楼去了，这才回身进屋，把小客厅的门严严实实地关上。
兄弟俩坐在沙发上，又开始默默地抽烟。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两个小时后，那房门被拉开了，李明瑞出现在门口。
他神情激动，两眼闪烁着坚毅不屈的光芒，俞作柏和俞作豫对李明瑞这种表情甚为熟悉，那是他即将投入战斗指挥冲锋陷阵前的一种表情，是一种刚毅果断无所畏惧的表情。
“表哥，表弟，如果你们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干！”李明瑞对俞作柏和俞作豫说道。
“说吧！”俞作柏将半截香烟掐灭，望了李明瑞一眼。
“先倒桂，后反蒋！”李明瑞咬牙切齿，把满腔的愤怒化成六个字从口腔里迸发而出。他像一个被迷信和鬼神愚弄了的人，一旦觉醒过来，便奋不顾身地冲入那香火缭绕的山神土地庙中，对一切偶像拳挥脚踢，不将那些害民的泥胎击个粉碎不肯罢休。
俞作柏对桂系有仇恨，对蒋介石无好感，倒桂、反蒋正中下怀；俞作豫从党组织的利益出发，只要俞作柏、李明瑞倒桂、反蒋，他们便有可能和共产党重新合作。俞作柏、俞作豫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一齐奔过去，紧紧地握着李明瑞的手，三人发出共同的誓言：
“先倒桂，后反蒋！”
上海法租界海格路融园，李宗仁和李济深正在闭门密谈。李济深在广州接到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全大会的电报，同时听到武汉方面出兵湖南驱鲁的消息，深感事态严重，便将第八路军总指挥职务交给他的亲信参谋长邓世增代理，又命他的另一亲信徐景唐率军卫戍广州，后方一切布置妥当之后，他即乘船抵上海。到沪后，得知李宗仁避居海格路融园，便来找李宗仁密谈。
“德邻兄，武汉出兵湖南驱鲁，这事太糟糕了！”李济深很严肃地指责道，“武汉政治分会免鲁（涤平）任何（键），违背了修正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第四条：‘各地政治分会不得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的规定；武汉方面出兵湖南，撤免鲁涤平之军职，违背了编遣委员会的关于‘各部队应静候检阅，非得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调动’的决议。这事，你怎么向中央交代呢？”
“任潮先生，唉！”李宗仁叹了口气，说道，“这是蒋总司令做下的圈套，夏、胡、陶不识时务，钻了进去，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啊！我本人虽不在军中，然我既为一军之主帅，部曲违法，我也责无旁贷，现在我束身待罪，只要不打仗，我任何条件都可以接受。”
“这……为了不使事态向坏的方面发展，你应向中央请求处分。我抵京之后，再向蒋总司令及中央委员会转圜。”李济深想了想，说道。
“我当然应向中央请予处分。但是，你千万不可去南京！”李宗仁道。
“为什么呢？”李济深不解地望着李宗仁。
“任潮先生，虽然你未在广西做过事，但和我李、黄、白三人有特殊友谊。你在粤任军政要职多年，广东将领多为你旧部，你如在沪担任调人，以你在两广的德望和实力，蒋总司令投鼠忌器，必不敢贸然对武汉用兵。如你进入南京而为蒋所拘押，蒋氏又以甘辞厚禄引诱你的部下陈铭枢、陈济棠等背叛你，到时广西失去粤援，武汉更加孤立，事态严重的程度，恐怕将不可收拾。”
1929年3月21日，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的李济深
李济深默想一阵，觉得李宗仁之言不无道理，他曾受过汪精卫的骗，吃过离开广州的大亏。目下，汪精卫又回到了南京，与蒋介石勾结得甚紧，他如贸然进京，难免有不测之祸。他对广东内部的事情，也越来越感到不如意了，陈济棠、陈铭枢、陈策这些老部下，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蒋介石如果要解决桂系，也绝不会放过广东。他虽然不是桂系，但与李、黄、白的关系和利益是截然不能分开的。他便说道：
“如此说来，我还是暂时留在上海为好。”
两李正在密谈，李宗仁的副官来报：“四位元老来访。”
李宗仁与李济深对视了一下，即命副官准备接待，他和李济深起身，到客厅门口迎接四元老去了。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蔡元培和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来到，张静江坐在轮椅上，是被随从抬进客厅里来的。两李与四元老寒暄，彼此坐定后，蔡元培即说道：
“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七十七次会议决议，对武汉政治分会擅自免鲁任何改组湖南省府一案，由我与李德邻同志查明，以凭核办，并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任潮同志协同调查。为此，请德邻和任潮同志一道进京，以便洽商办理。”
李宗仁又与李济深对视了一下，然后说道：“宗仁对部曲教导无方，以致武汉方面肇祸，责无可逭。今天，蔡院长与几位元老都在此，宗仁即向中央辞国府委员职，俾得闭门思过，殊图展效。至于进京一事，本应召之即往，无奈宗仁近患目疾，需到医院手术治疗，愈后即以戴罪之身进京候办。”
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
李济深也说道：“济深近日身体欠佳，又因乘坐轮船，在舟山附近适遇大风浪，船只颠簸，呕吐不止，需在沪静养一段时间方可进京效力。”
监察院长蔡元培深知此事棘手，今见两李托疾拒不赴京，也乐得闲事少管，并不强求两李马上跟他进京。李石曾本是被拉来凑热闹的，便也未多说话。那张静江因近来与蒋介石发生龃龉，对蒋之所为，甚不满意，这次蒋介石要他和蔡元培等来沪劝两李进京，他也只是前来应卯的，坐在轮椅上亦不多话。那吴稚晖大约因为与李济深是亲家，离南京前蒋介石又特地个别召见了他，多有嘱托。吴稚晖因身负重任，现在见两李均托病不愿赴京，他便急了，从沙发上一下子站起来，抖动着腮下的长须，忙说道：
“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去南京呢？难道怕蒋先生扣留你们不成？我们几位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你们入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已明确表示过，以人格担保你们的安全，你们只管进京无妨。”
李宗仁笑道：“稚老，我和任潮均是军人，对个人生死问题是不会斤斤计较的。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武汉问题，则在上海谈判和去南京谈判，究竟有何
区别呢？必要时，蒋先生也可以来上海与我们交换意见嘛。”
李济深也点了点头。吴稚晖见两李仍不愿进京，乃又力劝道：
“蒋先生日理万机，没时间到上海来，况且武汉之事，是德邻兄部下闯的祸，你们不愿进京，便是没有诚意解决问题。蒋先生为了息事宁人，且以人格担保你们的安全，你们还要他怎样做呢？”
李宗仁听了不由冷笑起来，说道：“稚老，前不久，我在上海曾听你说过：‘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又何必逢君之好，长君之恶，骗我和任潮去上当呢？”
中央检察院院长蔡元培
吴稚晖一听，气得又从那沙发上蹦了起来，他一手捋着长须，一手拍着胸膛，大声说道：
“德邻你说哪里话来，如蒋先生不顾人格，自食其言，敢于扣留你们，我便当着他的面，撞死在南墙上！”
“嘿嘿嘿……”李宗仁又是一阵冷笑，“稚老，我李某人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之人，而你活了这一大把年纪，恐怕还没遇上过生命危险呢。慢说你没有撞墙而死的勇气，便是你大义凛然，真的在蒋先生面前自杀了，又有何益于国事呢？”
吴稚晖被李宗仁说得脸上一阵热辣，顿时暴跳如雷，竟拍案咆哮起来：
“好呀，好呀，我们不管了，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你们手上有的是枪杆子，你们去打吧，去杀吧！”吴稚晖踉踉跄跄地奔出客厅，到门口的小院庭中，捶胸顿足，向苍天大呼：
“孙总理，你叫我怎么办呀？军阀！军阀！他们全都是些昧良心的军阀呀！”
会谈至此，遂不欢而散。当晚，李济深留住融园，与李宗仁促膝长谈。第二天上午，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四位元老又登门来访。吴稚晖仍喋喋不休，力劝李宗仁和李济深进京。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也各劝了一阵，他们从上午十一点直谈到午夜十二点，仍无结果。最后吴稚晖干脆拉上李济深便走，一边拉，一边说：
“任潮，你我是儿女亲家，我们应以党国利益为重，李德邻不肯进京，你就跟我进京好了，天塌下来，我顶着！”
李宗仁见吴稚晖使出这种手段来，也赶忙过来紧紧地拉住李济深不放，恳切地说道：
“稚老，如果任潮去南京，牺牲了个人而能消弭了内战，使十余万袍泽不受屠戮，地方不致糜烂，则此项牺牲才有价值。如果牺牲了个人而结果适得其反，则个人即不应做无谓的牺牲！”
“只要任潮一到南京，我保证一切都有好的结果！”吴稚晖死死拉着李济深不放。
“任潮一到南京，必做阶下囚。稚老你何必为虎作伥？”李宗仁也死死拉住李济深不放。
两边僵持不下，蔡元培、李石曾本是文人，不便动手动脚，只是站在一旁发愣。对于素有“斯文扫地，无耻（齿）之徒”称号的吴稚晖，蔡、李两人可谓“望尘莫及”，因此除了发愣之外，别无良策打破僵局。最后还是张静江摇着那特制轮椅过来，说了句公道话：
“敬恒（吴稚晖字敬恒），你不要扯；德邻，你也不要拉。我们还是都听听任潮的主意吧，他说进京，我们今晚搭夜车便走；他说不进京，我们也不必强求。”
“好吧！”李宗仁因与李济深早就谈好绝不去南京，因此不怕吴稚晖硬拉，便松开了紧紧抓着的李济深的手。
吴稚晖却仍抓着李济深的手不放，他不管李济深答应与否，都要死拉活拽地把李弄到南京去，否则他无法向蒋介石交差。
李济深站在吴稚晖和李宗仁之间，面对坐在轮椅上的面色阴郁的张静江，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被贩卖的人质，吴稚晖要强买，李宗仁抓着不放，张静江则像个公证人，只等李济深张口说话，愿跟谁走，张静江便把他判给谁。蔡元培、李石曾则像是站在一旁看热闹的人。一向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李济深，有生以来，第一次处于这般尴尬而狼狈的境地。但是，他毕竟不是可以随便被人愚弄贩卖的奴婢。他是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国军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黄埔军校副校长。他集党政军五种重要职务于一身，在国民党军界、政界、党部是个举足轻重之人。无论吴稚晖也好，李宗仁也好，是拉不住他的。李济深在前年跟汪精卫到上海，吃了那次大亏后，他每次离粤都格外谨慎。
这次他离粤到沪，本来就准备到南京说服蒋介石，不要和武汉方面发生冲突。他自认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拥有的实力，完全可以在蒋、桂之间充当一名权威的调人，化干戈为玉帛。他对于进京，早有思想准备，虽然蒋、汪勾结，形势复杂多变，在广州时一些亲信就劝他此行慎重，到上海后适可而止，不要急于到南京去。抵沪后，又听一向稳重的李宗仁劝他千万不可去南京，他便决定在沪看看风向再说。但是，对于充当蒋、桂之间的调人，他认为是义不容辞的。因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桂方，都不能不考虑他可以发挥的左右双方局势的作用。桂方的李、黄、白和他是同乡挚友，绝不会为难他。蒋介石目下与汪精卫勾结在一起，难免会暗算他而打广东的主意，特别是诡计多端的汪精卫，对广东贼心不死，李济深对他们不得不严加提防。但是，现在早已不是张、黄事变那时的形势了。对于李济深来说，外有冯、阎、李、白、黄的有力支持，内有粤军将领拥护，临近的滇、闽两省当局也倾向广东方面，蒋介石迫于形势，绝不敢对他有什么不利的举动。再者，使他有顾虑的旧部陈铭枢、陈济棠也奉召入京开会。广州由李的亲信将领徐景唐的部队卫戍，可谓万无一失。本来李济深并不急于进京的，但经吴稚晖这一扯，李宗仁这一拉，张静江又出来讲“公道话”，他更感到应义不容辞地到南京去，充当蒋、桂调人，制止干戈再起。
“我就和诸位到南京去走一趟吧！”李济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发话了。
吴稚晖闻言喜之不胜，连忙说道：“还是我们任潮胸怀大局，好了，好了，谢天谢地！”
吴稚晖说罢拉起李济深便走，李宗仁急得大叫：
“任潮，任潮，前有陷阱，你万不可去，万不可去！”
李济深已被吴稚晖拉到门外，钻进了小汽车里，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也都分别上了车，李宗仁看着那几辆消失在霓虹灯下的小汽车，仿佛被人斩去一臂似的，连连痛呼：
“任潮凶多吉少，两广危矣！”
李济深与四位元老乘上沪宁夜班车，直奔南京。到了南京，天已大亮，他们即去见蒋介石。蔡元培走在前头，吴稚晖拉着李济深，紧随其后。到这时，李济深才有些不祥之感，他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他们四人捉来的一名案犯似的。蒋介石出来接见，脸上带着惯常的那种令人畏惧的笑容，他先说话了：
“任潮先生来了，很好，这个，是很好的。”
李济深便抓住时机，以调人身份说道：“总司令，请你以长治久安的大局为重，千万不要向武汉用兵，以免与第四集团军发生冲突。济深恳切希望一切问题通过谈判解决。”
“很好，很好，这个，就请任潮先生帮助解决好了。”蒋介石依然是那么令人畏惧地笑着说道，“各位老先生都辛苦了，请回去歇息，任潮也先回去休息吧！”
李济深在南京鼓楼五号有一座私宅，当下便回家去住宿。他因见蒋介石口头上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又同意他出面调停，认为局势不至于恶化。回家后，便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别发出两电，告知李、白，和平有望，要他们有所抑制，静待中央解决。李济深到南京一住便是几天，他因急于和平解决蒋、桂冲突，便每天都去找蒋介石，但每次都是扑空，连蒋的影子都没见着。李济深疑虑重重，正不知老蒋搞什么鬼。忽一日，有一名和李济深关系非常密切的黄埔学生来访，李济深即问他，近日见着校长没有？那黄埔学生好生奇怪说道：
“任公，校长已亲到九江督师，指挥刘峙、顾祝同、缪培南、朱绍良、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夏斗寅、朱培德等部，正向武汉大举进军。”
李济深听了仿佛如梦初醒一般，便大声问道：“这是真的？”
“我的一位同学在校长身边充当侍从副官，他前日亲自对我说的，还嘱咐我不可对别人说呢。这次校长亲自挂帅西征，以何敬公为总参谋长，以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共调动三个军，十七个师的兵力。”那位黄埔学生因李济深是他们的副校长，自然不属“别人”之列，因此畅所欲言。
李济深听后，方知上了蒋介石的大当，顿时气得眉毛倒竖，那严肃而刻板的脸上，铁青得怕人，他一拳擂在桌子上，大吼一声：
“这个流氓！”
那位黄埔学生见一向涵养极好的李副校长竟暴怒得口不择言，立时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待了一会儿，便惶然告辞而去。李济深气得立即奔进书房，给李宗仁、白崇禧拟就一份急电，略谓：老蒋毫无诚意，目下正以重兵临境，如蒋军继续迫近鄂东，可予迎头痛击，以战止战可也！李济深拟好电文，即交机要秘书拿去拍发。他哪里知道，他自从一入南京，一切便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这封急电尚未拍发，便已被特务截获。第二天早晨，一排全副武装的宪兵闯入鼓楼五号李济深的住宅，为首的一名上校军官，出示蒋介石的电令：查李济深蓄意勾结李、白，祸乱国家，反抗中央，着即予以扣留查办。
吴稚晖随后也走了进来，他亲自背着一副行李卷，对着李济深痛哭流涕，说：
“任潮啊，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给李、白发那封引火烧身的电报呀！”
“哼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济深愤怒地将身子转到一边去。
吴稚晖忙也跟着转过身子，面对李济深道：“我为你的事，曾和蒋先生吵过架，我非常不同意他这种做法，随意扣留中央大员，怎么向党内和国人交代呢？”
李济深气愤地指着前面的墙壁，愤愤而道：“吴先生，这四面都是墙壁啊，蒋先生可以食言而肥，难道你也要像他那样吗？”
吴稚晖那脸皮本来就又老又厚，他见李济深奚落他，也毫不赧颜，反而破涕为笑，又说道：
“任潮，我要是在这里一头撞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我要陪着你，蒋先生不放你，我就不走，我要以此向他抗议，他不恢复你的自由，我就和他拼老命！”他指着背在背上的行李卷，说道，“我陪你坐班房，寂寞时，你也好有个人说话呀！”
那一排宪兵在那上校军官的指挥下，随即将李济深和吴稚晖押上汽车，送往南京的汤山看押起来。李济深自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一直被蒋介石软禁了两年多。吴稚晖虽每日不离左右，陪着李济深下棋、读书、写字、作诗，但李济深哪里知道，吴稚晖是在充当蒋介石的耳目和传声筒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