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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天津，是我童年时代的梦想。
一九七六年初，母亲去上海第一医院进修妇产科。随后，父亲去了天津进修外科。上海和天津成了我们兄妹魂牵梦绕的地方。
儿时关于上海的记忆，甜蜜而浪漫。那是精美的冠生园奶糖；是有款有型的小裤脚的上海时装；是面皮白净头上戴满卷发器的上海女人
关于天津的记忆就惨烈得多。因为唐山大地震。地震发生的半个多月里，父亲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天津！天津！所有的亲朋故友、领导同事都念叨着那个遥远的北方城市陷入绝望的等待。直到十六天之后，我们才知道还活着。那一夜他正是值班医生。死里逃生之后，他亲眼目睹了尸体枕藉、哀号遍野的人间惨剧。作为外科医生，他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头两天只以半块馒头充饥。他拼命工作，完全忘我了。
上海和天津，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历史上都属于通商港口，华洋麋集，五方杂处。解放后同为直辖市，都属于经济重镇它们之间更有无所不在的巨大差异。一个城市的发展变迁，饱含整体市民的笑声泪影、血汗筋骨、心智精魂。匆匆过客，无权置喙。然而一个地域、城市的民风民心，颇可以从细节上知微见著，比如语言，比如饮食。
天津话，就象马三立和常氏兄弟所说的天津相声一样，铿锵响亮，透着憨劲和幽默，却绝无北京说话的油滑，但你千万别以为天津人迂直了。走在天津的大街上“您”“劳驾”不绝于耳。他们对成年女性一律“姐姐”相称。寒冬腊月，一位头发灰白拉三轮车的大叔细心为我掖好车厢的挡风帘“姐姐，您安心坐着，别冻着，我这就给您送到。”让人凭添游子归家的温暖情怀。半年前，为了赶在出国前购齐两套散文集，我把长途电话直接挂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接电话的是一位姓“甘”的大姐。声音清亮柔和。她听了我的要求，有些为难，因为散文集不齐全了。我很失望，告诉她我无法久等。她略一沉吟，爽朗回应：
“成！我来想办法。你明天给我电话。”问题解决了。
我和不少天津人打过交道。他们就像你的街坊张大爷刘大姐一样亲切。他们给你的感觉是普罗大众的白菜味；是超越功利防守的家常味。
人们常说的吴侬软语，在我看来并不指上海话而是苏杭一带的方言。杭州人即便是须眉男儿，说起话来也显得谦和儒雅。上海话听起来语速偏快，嘈嘈切切的让人联想到石库门亭子间的男情女怨，飞短流长。据说，上海话没有敬语，老少尊卑统称为“侬”人去世，无论亲疏，一律为“死掉了”上海人不说“劳驾”说“帮帮忙”然而很多时候“帮帮忙”有着“你得了吧”“你算了吧”的抢白意味。我唯一能够毫不费力听懂的上海话是“阿拉上海伲”还有就是“小赤佬”后者是从影视剧里听来的。上海人说“阿拉上海伲”的时候，最后一个字发去声，掩不住的地域优越感四处挥发。哪怕是从“下只角”狭窄的弄堂走出来的女子，说的时候也眼波流转，顾盼生辉。仿佛只要沾着上海的地气，喝着上海的怪味自来水，就有了更高贵的种性，成了上海宝贝。
在异乡，我喜欢逛小食品街，品尝风味小吃还有家常菜。那是立足民间，最不容易吃腻的菜，弥漫着市井的草根香气。
上海和天津在历史上都算开放的移民城市。角色繁复，人品庞杂。这里不会形成压倒一切的菜系，不会有川菜那种舍我其谁，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的霸气。这两地的菜不刺激，不花哨，都有待客的殷勤和居家的朴实，然而却大异其趣。
天津的饮食店一般门大厅大，宽敞明亮，布置简洁，像天津人的心胸一样。他们一般用大盆大盘上菜。我慕名去吃炸酱面，端上来的是一个大海碗，筷子粗的面条蜿蜒曲折躺满了大半盆。一小碟配料有蛋丝，黄瓜丝，都有铅笔那么粗，所谓炸酱，是黏糊糊的一团。我不幸还点了一盘海米炒胡瓜，上菜的盘子在南方一般用来盛两斤多重的清蒸鱼才用的。我一个人面对如此规模的食物，不得不佩服天津人的胃口。
上海菜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无论是“夏面馆”还是“小沪人家”或者是街角的个体餐馆，均装修雅致，布局精当。一菜一式，总见匠心。端上来的菜碟，有方有圆有扇形，纤巧雅致，菜量不多不少刚够解颐又不至于吃腻，十足江南人精致婉约的审美情致。
集体无意识的话语习惯与饮食流风最能体现一方水土的民众心性。
天津身傍京城，背依华北大平原，颇有燕赵刚健粗犷的遗风。表现在语言上，是披肝沥胆的率直与热忱；表现在饮食上，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侠之气。他们的家常菜，体现了农耕时代丰衣足食的人生理想。那怕是闻名遐迩的狗不理包子或者天津大麻花，也大大咧咧，那是唯恐你吃不饱的殷勤。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州，江浙环绕。上海本质上脱胎于江南文化，既没有燕赵文化那样厚重的积淀，也不象闽粤文化那样带有蛮荒之气。它富丽未必堂皇，精明又不失纤巧。但是上海文化却又有别于江南文化，它有租界文化的烙印，少了一份江南文化优雅的书卷气。上海人以“优渥富足”“精巧雅致”为美。他们言谈中散发出来的为外地人所诟病的本地沙文主义，与其说是对外地人不如说是对贫穷、落伍的的鄙弃。“饿煞鬼投胎”一般的大吃大喝、大啃大嚼尤其被上海人鄙视。
上海人嘲弄外地饮食的“粗放”却不料自己也遭到外地人的嘲笑。比如上海人吃大闸蟹，就是一道景观。一位曾在杭州当兵的朋友，绘声绘色地描绘他的两位上海战友：参军时居然带着全副吃蟹工具，有小锤子、小挖勺、小钳子、小耙子不一而足。吃的时候，蟹壳内每个旮旯角落全无遗漏；每一丝肉搜罗殆尽，犹如外科手术一般精细彻底。不知道这是否符合上海宝贝的格调生活。
现在，上海作为全国白领文化最为成熟的地区，小布尔乔亚流溢成灾。上海小资在北京市井见到“红烧卤大肠”便皱眉掩鼻，连带着对北京倒了胃口。如此株连，实在是一种忘本。只需略加考据，就知道上海本邦菜的本源正是“浓油赤酱”的风格。本邦菜中也有“红烧大肠”肥腻至极，恰恰是满身油汗的“短衣帮”劳作之后补充体力的至味。不知道矜持的上海小资作何感想。
鲁迅先生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对京派文人和海派作家有一番阐释：
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方，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近官言名”“近商言利”确实道出了草根民众的心性源头。
天津长期受京城文化的濡染，近官言名。民风之中多了一份超功利的承担和血性。即便是小说神鞭里的市井流氓“玻璃花”也有“死扛”的硬气。
上海一个半世纪的世事流变，堪称传奇。从春申江畔一片沉睡的土地，蓦然成为喧闹的十里洋场，及至如今，更成了国际嘉年会的前台。曾几何时，帮会头目、洋行买办炙手可热；交际明星、马路政客名扬一景。文戏武戏、正剧闹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海因此成了全国受宗法礼教的浸润和桎梏最少的地方。大开大阖，诡谲难测的沧桑变易，使上海人拥有一种精明的生存智慧；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一种功利性的得失计算。他们以最直白的方式张扬着热蓬蓬的现世欲望和性情。
上海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打架。一则粗鲁野蛮，二则不合算。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医学部博士班有三名韩国人，五位中国人，其中四名是上海男生。某日一上海男生和韩国人扭成一团。另两位韩国人不问是非，立刻加入，帮助自己的同胞大打出手。而那三个上海男生袖手旁观，不置一词。倒是那唯一的中国女生大声呵斥：“住手！你们以多欺少，算什么好汉！”那位中国女生是我嫂子。时隔两年多，说起这件事，她还是满面激愤。她很难想象，上海人是彻底的种族情感的超越者。
上海人倒是很会吵架，一般而言战无不胜。半年前，我在云南香格里拉旅游，见到的两场吵架，都是以上海女人为主角。一次在火车上，两位上海女教师吵起来，一位指责另一位自私，几次乘火车都抢占中铺的床位。另一位女人回答得快“没办法，我命好！”旁观者无不相视而笑。次日，在那帕海草原，一位上海女人忙于拍照没有按时排队等候马帮，与自己的队伍拉开了距离。她执意要插队，引起一位湖北男士的不满。于是，这个上海女人一顿唧唧喳喳，犹如机关枪扫射，又快又猛。湖北男人毫无招架之功，急得脸红脖子粗，几次欲要挥拳相向，却也明白打女人会犯众怒。最终，上海女人大获全胜。
写到这里，我想起林语堂曾经戏谑地谈到的理想生活：日本妻子；法国情人；中国厨子；英国管家；德国警察我不禁微笑起来，我在想，如果找个上海人做伴侣；找天津人做朋友，那样大同世界岂不是指日可待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