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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鲑。”
“年龄？”
“26。”
“籍贯？”
“武功。”
听到对方的回答，负责登记信息的小吏抬头仔细大量着眼前之人，发现眼中所见确是一张关中人特有的国字脸后，小吏不由皱眉问道：“昭人？”
老农一般的黝黑面孔上浮现出小吏这几日看惯了的讨好笑容，“回大人的话，确是昭人。”
“我不是大人。”小吏咬着牙嘟哝了一句，似乎否认得颇为艰难。稍后才接着问道：“既是昭人，可有符传？”
符和传是两件事物，都是商君变法之后的产物。
符，相当于身份证，与颁给六国归民的照身相同，上面会记录持证人的名字、性别、籍贯、爵位，以及长相特征等信息，是每个昭人在14岁“初比”——第一次向当地官府报备——之后都会领到的。
而且，这并不意味着昭人在14之前对于官府而言就是不存在的了，只是在成丁之后，获得了符的男丁就有了分田的资格。
因为除了符以外，每家每户还会有一个类似户口本的籍，当家中有子嗣出生之后，家主就要抱着孩子去“户籍管理中心”登记。
因为子嗣成丁之后可以分田，而且瞒报会被举报——之前提过的什五连坐制，昭人对于这种自发性的人口普查都是很踊跃的。
传，则是昭人在户籍所在地向当地官府申领的，用来离开原住地去往别处的通行证，上面会详细记载持证人要去往的目的地、所经路线、离开日期、往返预估的时日等等信息。
商君变法之后，没有传的人随意离开户籍地是会被当做流民而捉拿判刑的。
自称为昭人的鲑自然之道这一点，一边点头回答，一边立刻从怀中掏出了两块用麻布包裹妥帖的合页木板，连着麻布一起小心递给了小吏。
小吏打开木板之后，仔细核对过信息之后又将其交还给了鲑，然后对身边另一位同样在登记信息的吏员低声说了几句，请对方在自己离开之时代为登记，等到对方点头答应后才对鲑说道：“上造鲑，请跟我来。”
在得知对方有爵在身后，小吏的态度明显和善了许多，而对于昭人的对待，自然不能与义渠人等同。
鲑自无异议，赶紧跟在了小吏后面。
他知道，他的昭人身份以及自身的爵位，能够保证他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与妻小相见。
这信心并非源于眼前的小吏，甚至也不是源于对那位从未见过面的公子，而是源于已经在昭国行了百年之久的昭法。
发生在鲑身上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沿着河岸铺开数里宽度的“口岸窗口”处。
这又是扶苏的一项新的发明。
其目的是用这个类似后世入境口岸的临时机构，将所有希望获得入境许可的难民都登记起来，方便管理。
当然，扶苏并没有打算真的开放国境让难民们入境，如此说法只是为了将难民们按照身份、籍贯、身体素质等分开，然后分而治之。
出身为昭人，但被难民裹挟在内，却因为泾水封闭而无法归国，如鲑这样的，当然要帮助他回到户籍地。
这是每一个昭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这不是免费的，一路上所耗的钱粮都需要鲑在回到家中后筹措出来。
如果他无法偿还的话，将他遣返内史署会将“账单”寄送给鲑所在的当地官府，由官府出钱偿还。
这同样不意味着鲑就能免费旅游了。昭法不赏无功之人，债是逃不了的。
当地官府在出钱偿还鲑的债务之后，还会强行将鲑编入劳役，与隶臣妾一起为官府劳作，每日辛苦工作来偿还债务。
而他每日的劳作，可以抵消8钱的债务，如果他要吃官府提供的两餐食堂饭的话，就是每日6钱。
而难民中身强体健的，就编入正急缺兵力的军队中。当然，是辅军，这对义渠人而言也是非常好的出路。
身体素质稍稍差一些的，就以工代赈，让他们去做工为自己赚口粮，等到他们赚的钱足够偿还官府为救济他们花费的钱款之后，就会将他们遣返回去。
这些都是针对男子的，对于女子与儿童而言，有男性家主的，就与家主一起，没有男子可以依靠的，就暂时收拢起来等到男丁们都安顿完了以后全部遣返原籍，回到原籍之后再用给官府舂米、织布等方式来还钱。
总而言之就是两个字：还钱！
有了扶苏的承诺，以及看在眼里的希望，原本有扩散到昭国整个北境，可能会造成严重匪患的难民潮总算是被稳定了下来，数量上在五六日里有了明显的减少。
而且此时大昭的军势仍在，真有不开眼的想来一句“等死，死国可乎”，不用昭军动手，难民们就会自发把那个找死的家伙推下河去。
分化难民分别安置，只是在难民潮的终点进行分流，为了彻底止住难民潮，扶苏还需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要将难民潮的源头掐断。
难民潮的起因自然是匈奴入侵，然而匈奴已经褪去近月，义渠而来的难民仍然源源不绝地南下，这就意味着难民的来源绝对不是单纯的兵祸。
通过几日来的的摸查登记，可以明显看出并非所有难民都来自于经受过匈奴兵锋蹂躏过的地区，实际上从比例上看，至少有一半的难民所在的地域是从头到尾都没被匈奴攻入过的。
这也符合杨端和呈上的战报。
领命支援义渠的杨端和部完满地完成了任务，昭军一到，匈奴侵略的马腿立刻就被打断了。
实际上真正遭到匈奴袭扰的地域并不大，因此理论上而言不应该形成如此庞大的难民潮，这也是昭国朝堂此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原因。
问题就出在义渠人那个神奇的首领身上了。
义渠人自来给扶苏的感受就是张扬跋扈，如草原狼一般。无论是那日春狩中见到的由乌氏倮率领的义渠骑士也好，还是在伐魏之战中使用落后的兵器仍能耍弄得魏骑团团转的义渠骑兵也好，无不是如此。
然而也不知是不是基因变异，这位新晋的归义侯翟黎却偏偏是个胆小如鼠的。
据说其人从未上过战场，只凭借对昭国的百依百顺才得坐稳首领之位。
而在听闻匈奴入侵之后，这位义渠名义上的最高领袖立刻就做出了反应，他……跑了。
翟黎几乎是与义渠求援的消息前后脚到的咸阳。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就连求援的消息也是在义渠长老们在发觉自家首领突然失踪之后发出的。
没错，翟黎在前，求援在后。
扶苏真的很难理解翟黎的脑回路，为啥他到了咸阳之后不第一时间向典客署——负责接待外国使团的部门——说明情况？
若非长老们见机不妙，匈奴这会儿可能还在义渠境内肆虐着。
原本你说你跑就跑吧，你偷偷溜了也就溜了，等昭王出兵赶跑匈奴之后你再悄悄回去继续当你的首领也就是了。
可翟黎不，他不但要跑，还要将自己的老婆儿子连同亲戚朋友们一起带着跑。
倒是个讲义气的。
于是可想而知，自家首领都一副大搬家的架势，普通义渠人还能对政府的抵抗力量有信心就是天方夜谭了。
随着从北边而来的难民越来越多，原本并未受到侵袭的地方一看，也绷不住了，于是就被裹挟到了难民潮中。
难民的雪球越滚越大，直到滚到了难以的地步才被昭国察觉到。
这一路上难民潮越来越大，死于路上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在缺衣少食的冬日进行最远长达千余里的迁徙，即便是对健壮的壮年男子而言也绝非易事，更不用说体质远远不如的妇女儿童了。
其实这也是扶苏之前，古代政府“应对”超过自身能力的难民潮的方式——任其自生自灭。
政府只会派出军队严防死守，将他们困在一定地域内，然后等难民们“自然死亡”到能够接受的程度后，再行安置。
这当然很不人道，然而在那样的情况下却是无奈的选择。
而造成这样巨大伤亡的罪魁祸首如今却安坐咸阳城，心安理得地用麾下民众的鲜血为他浇灌了一顶侯爵的高冠。
而要掐断难民源头的方式就是恢复他们对政府的信心，不是对义渠首领的，而是对昭国的，准确说是对扶苏以及他所代表的昭王的信心。
而这也很容易完成，因为扶苏手中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无敌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