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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这天，贝蒂娜眼镜摔碎，她觉得是一次大丢丑。起初，她的反应是非报这一箭之仇，向整个魏玛宣布她被一根疯香肠咬了，但她很快意识到，她这样不依不饶将使她今后永远别再想见到歌德，而且将使她孜孜以求的不朽，化作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被人遗忘。于是，她让好心的阿尔尼姆给歌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试着替她表示了歉意。但这封信始终没有收到回信。这对年轻人离开了魏玛。一一八一二年一月，他们又一次来这里，但歌德拒不接见。一八一六年，克莉斯蒂安娜去世。不久贝蒂娜又给歌德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充满了自责和歉意。然而歌德仍不作答。一八二一年，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的十年以后，她又一次访问魏玛，并不邀自到踏进歌德的家门。这天晚上恰逢歌德会见宾朋，因此也没法把她堵在门外。但即使这样，他仍没有同她作片言只语的交谈。同年十二月，她又给他写信，依然没有回音。
一八二三年，法兰克福市政议会决定为歌德竖一块纪念碑，并委托一位名叫劳契的雕塑家实施这项工程。贝蒂娜看见了纪念碑的模型，她很不喜欢；但她立刻意识到命运又将一个机会摆在她面前，她决不能白白放过。尽管她并没有绘画的才能，她连夜动手，画出了她设计的雕像的草图：歌德呈坐姿，像一位古典式英雄；他手持一把七弦琴；一个姑娘代表普赛克，站在他两膝之间；他的头发像火焰一样。她把草图送交歌德，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歌德眼中溢出了泪水！这样，终于在十三年以后（一八二四年的七月，他七十五岁，她三十九岁），他在家里接待了她，尽管他很倔，但他仍然同意一切都可以原谅，那一段不友好的沉默已成过去。
我觉得，在故事的这一阶段，两位主人公显然对所面临的形势达成了清醒一致的谅解：他俩都知道对方的意图，也都知道对方心里同样一清二楚。通过这张草图，贝蒂娜第一次明确点穿了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就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不朽。贝蒂娜没有挑明这个词，她只是轻轻地擦个边，就像我们弹一下绷紧的绳子，让它长久而无声地振动起来。歌德听见了。起初，他傻呵呵觉得受宠若惊，但渐渐地（把眼泪抹去以后），他开始把握贝蒂娜的话的真正的（并非都为捧场的）意义：她要他知道，昔日的游戏仍在继续；她并没有认输投降；而且她是为他缝制寿衣的最佳人选，他歌德将穿着她缝制的寿衣，展示在后人面前；没有人能制止她，他倔强地保持沉默则尤其不能制止她。他又想起他早先的那句老话：贝蒂娜很危险，最好是和颜悦色地监视她。
贝蒂娜知道歌德知道。这可以从这年秋天他们的又一次会面中看出；在一封写给他侄子的信中，她这样描述他：在那次会见后不久“歌德开始与我争吵，可是紧接着他又好言安抚我，以重新得到我的好感。”
难道我们还会误解他！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是她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恨自己把十三年的修炼付之东流。他于是同她吵架，仿佛要一口吐尽这些年来对她的积怨。但是，他很快又克制住自己：何必那么当真？何必要告诉她心中的想法？关键是坚持既定的策略，让她放松戒备、恢复平静，一刻也不放松对她的监视。
贝蒂娜回忆说，在他们谈话过程中，歌德以各种不同藉口，至少六次离开房间，偷偷去饮酒，她从他的呼气中觉察到这一点。她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问他为什么偷偷喝酒，他大为光火。
我觉得贝蒂娜的行为比歌德的偷饮更有趣：她的举止不同于你我，我们也许只会饶有兴味地看着歌德，谨慎而礼貌地不置一词。而她却说那些别人永远也不敢说的话，（“我闻到了你身上的酒气！你为什么要喝酒？为什么偷着喝？”）这是她既不让他过于狎昵、又能够更接近他的办法。贝蒂娜一向冒充天真。如此出言不逊似乎已经理所当然，这突然使歌德回想起十三年前他决定永远不见的贝蒂娜。他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拎起一盏灯，表示会见到此结束，他将陪来访者走过那黑暗的门厅过道，送到门口。
贝蒂娜在信中接着说，为了不让他离开，她下跪在门口说：“我想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堵住你，看看你究竟是个好精灵，还是像浮士德的耗子一样，是个坏精灵；这门坎每天都有最伟大的精灵、我最伟大的朋友通过，我要亲吻这门坎，为它祝福。”
歌德表现如何？我又得逐字逐句援引贝蒂娜的话。据说他曾说：“我决不会为了通过而践踏你，也不会践踏你的爱情；你的爱给我莫大的慰藉；考虑到你说的精灵，我将侧身而过（他的确小心翼翼地绕过她跪在那里的身体），亦太狡诈了，最好与你和睦相处！”
我觉得，贝蒂娜所说的出自歌德之口的这句话，对他在这次会见中一直向她默默传达的意思做了一个总给，这就是：我知道，贝蒂娜，你画纪念碑草图真是一条妙计。我垂暮之年，看见自己的头发飘散如火焰，当然激动不已，（天哪，我可怜的日渐稀疏的华发！）但我很快明白，你让我看的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你手中一把手枪，正远远地向我身后的不朽瞄准。我不知道如何解除你的武装。因此我不希望战争。我要和平。仅此而已。我将小心地从你身边绕过，我不会碰你，我不会拥抱你或吻你。首先，我没有这种欲望，其次，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会变成你手枪中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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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贝蒂娜返回魏玛，几乎每天见到歌德（他当时已七十五岁），在她的逗留即将结束时，她又作了一次厚颜无耻的献媚表演，为的是能进入卡尔奥古斯特的王宫。这一回，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歌德大发雷霆。“那只讨厌的牛虻”dieseleidigebremse，他写信给大公说：“从我母亲那里飞到我这里，这些年来让人不得安宁。她年轻时就装小卖乖，叽叽喳喳像只黄鹂鸟，现在她又故技重演。殿下如果同意，我将像个严厉的老叔公，教训她从此以后不得造次；否则，她的巴结奉承还将不断骚扰殿下。”
六年以后，她又来到魏玛，但歌德拒不接见。将她比作讨厌的牛虻为他所叙述的故事划上句号。
奇怪。他当初接收纪念碑草图时，曾打算与她和平相处。即使他看见她心里就发毛，但仍想竭尽所能（甚至不借去嗅酒精）与她“友好地”度过一个晚上。他现在又为什么要让这些努力化为乌有呢？他一向小心翼翼，不愿意衣衫不整地辞世奔向不朽，然而他又为什么突然写下那关于讨厌的牛虻的句子？为此，即使到浮士德或少年维特之烦恼被人遗忘之后，人们还将继续骂他一百年或三百年。
生活从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一概而论。
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来到之前，死亡于我们是那样遥远，乃至我们不以为然。它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这是生命中最初的、最幸福的一段。
可是，当我们突然发现死亡就在眼前，我们再也不能不想它，它与我们形影不离。因为不朽与死亡之密不可分，犹如文学桂冠之于哈代，我们不妨说，不朽与我们也形影不离。我们一旦觉察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热切地寻求。为了它，我们穿上特制的盛装，买一条新的领带，担心别人会代为挑选服装领带，不合自己的心意。所以，歌德决定撰写他的回忆录，即著名的诗与真，他决定请听命于他的埃克尔曼1（令人奇怪的是日期的巧合：同年，一八二三年，贝蒂娜送给他纪念碑的草图）撰写歌德谈话录，此书描绘出的美好形象是在被描绘人仁慈的控制下形成的。
这个人生的第二阶段，即一个人不得不时时注视着死亡的阶段，紧接着又会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一个时间延续最短、然而又最神秘的阶段，人们对这个阶段了解极少，谈论也极少。体力日渐衰退，人总是感到一种疲劳。疲劳是从生命的此岸通向死亡的彼岸的无声桥梁。在这一阶段，死亡近在咫尺，让人看得心烦。但它仍可以说是无影无踪，无处可寻的，因为太密切、太熟悉的东西就变成这样。一个体力不支的人看着窗外，只见到树木的顶端，他默默吟叨着这些树木的名字：栗树，杨树，枫树；这些名字与生命本身一样美好。杨树高大挺拔，像运动员将手臂伸向篮天；或像烈焰腾空后凝固不动。杨树，同——杨树。如果把不朽与这个垂暮老人所看见的窗外的杨树相比，那么，所谓不朽只是荒唐可笑的幻影，是空话，是用扑蝴蝶的网套兜风。行将就木的老人对不朽毫无兴趣。
那么，这位体力不支的老人、凭窗凝望一棵白杨的老人，在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坐桌子、跪门坎、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将做什么呢？他将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一种生命力的突然冲动，称她为讨厌的牛虻。
我想起歌德写“讨厌的牛虻”几个字那个时刻。我想象着他所经历的快感，我想他会突然意识到，他这辈子从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总以为自己把握着不朽，而这种责任感死死拖住他，使他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害怕离谱，尽管心向往之，而一旦做出越轨离谱之事，他随即就要设法将它抹平，将它置于光明正大的范畴，即他通常认为属于美的范畴。“讨厌的牛虻”这几个字与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乃至与他的不朽都不能榫合。它们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它们只能是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三阶段的人写下的，因为这时人已不再听命于不朽，不再把它当回事。并非每人都能抵达这最高的境界，然而谁达到了那个境界，谁就知道，惟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这些想法掠过歌德的脑海，但他随即就忘记了，因为他年老神衰，记忆力极差。
1埃克尔曼（1792-1854），德国作家，因撰写歌德谈活录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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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得、她第一次去见他时，她装得像个孩子。二十五年以后，也就是一八三二年三月，她听说歌德病重，便立即让自己的孩子来到他身边：她十八岁的儿子西格蒙德。按照母亲的指示，这个腼腆的男孩在魏玛呆了六天，一点也不知底细。但是歌德知道：她派来了她的大使，他的到位告诉他死亡已急不可待地等在门口，贝蒂娜将亲手执掌他的不朽名声。
死亡确实推门而入了。歌德挣扎了一个星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已奄奄一息。几天后，贝蒂娜写信给歌德的遗嘱执行人冯穆勒大法官：“歌德的逝世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不是悲哀的印象。我无法用语言确切地表达，但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种无尚光荣的印象，这也许是最切近的表述。”
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贝蒂娜的诠证：不是悲哀，而是光荣。
此后不久，她要求这位冯穆勒大法官归还她写给歌德的全部书信，她重读一遍后感到非常失望：她与歌德交往的整个故事只留下一个梗概，它也许是一部大作的梗概，但毕竟只是一个梗概，而且是很不完美的梗概。因此，她必须加工。她修改、重写、增补，一口气干了三年。她对自己的信不满意，对歌德的回信更加失望。这次重读，她才发现它们竟如此简短、含蓄，不少地方甚至文不对题，这令她很恼火。有时候他在给她的信中似乎完全没有理会她的孩童面具，他好像在用一半认真、一半溺爱的口吻在给一个女学生上课。因此，她觉得有必要变一变它们的语气：在他称她为“我们亲爱的朋友”的地方，她加上“我的宝贝心肝”在他的严厉申斥之后，她又补上几句奉承或吹捧，声称贝蒂娜对这位如痴如醉的诗人曾产生极大的影响，俨然就是赋予他灵感的缪斯女神。
当然，她在重写自己的书信时就更加放肆了。不过，她不曾改变其中的语气，那语气恰到好处。她所变动的是信件的日期（使他们通信的间隔不要太长，那样将可能否定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她删去了许多不合适的段落（例如，乞求歌德不要将她的信件示人的段落），又增加了一些段落，将某些场景戏剧化，将她就政治、艺术、尤其对音乐和对贝多芬的看法扩展深化。
她于一八三五年写成此书，出版时书名为goethesbriefwechselmiteinemkinde，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起初，谁也不曾对这些通信的真实性提出疑问，然而，一九二〇年，那些原始信件被发现，而且被公诸于世。
天哪！她为什么没有将它们及时烧毁？
不妨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烧毁那些你所珍惜的文件，实在难以下手；这无异于亲口承认你将不久于人世，你说不定明日就死；于是你日复一日地推延那销毁行动，然而有一天，一切都太晚了。
人通常都考虑不朽，却忘了考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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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获得了某个适当的视角，于是有理由认为歌德是位于欧洲历史中心的人物。歌德——伟大的中心。这不是那种一味回避极端的似是而非的中心，而是实实在在的、使两个极端巧妙地保持平衡的中心，不过欧洲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歌德在青年时代曾钻研过炼金术，但后来却成为首批现代科学家中的一员。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然而他又是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欧洲人。歌德可谓是一个世界公民，但他几乎一辈子也未离开过他的省份，那小小的魏玛。他的一生属于自然，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在爱情方面，他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再有：
让我们回想一下阿格尼斯呆在害舞蹈病的电梯中的情景。尽管她本人就是个电脑控制论专家，然而她对这架机器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故障却一无所知。对她来说，这电梯是那样陌生，不可理喻，与她每天所接触的各种机械——从电话机旁的小计数器到洗碗机完全一样。
相对而言，歌德所处的那个历史年代则不同，当时的科技水准已开始给人们提供安逸，但是，对于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对自己使用的各种器具物品的原理则是基本懂行的。歌德知道他的住房用什么材料盖成，他知道为什么他的油灯能放光，他也懂得他与贝蒂娜看木星所用的望远镜的原理；他本人虽然不会做手术，但是，他却多次亲临手术场面，在他生病时，他能够使用专门术语同医生交谈。整个科技世界都向他开放、为他所理解。这就是歌德所处的欧洲历史中心的伟大时代；今天，谁若是被困在颠颤不已的电梯里，一想到那个伟大的时代，心中定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怅惘。
贝多芬的作品始于歌德的中心位置结束之时。此刻，世界开始失去其透明度，开始变得昏暗，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它向未知飞奔而去；人，被世界抛弃之后，则龟缩进他的自我，耽于怀旧、梦幻、反叛，让自己内心的声音淹没而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音。但是，那发自内心的呼声对歌德却像一种不可忍受的噪声。歌德厌恶噪声，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无法忍受远处花园中的犬吠。据说他不喜欢音乐，这不确切，他不喜欢的是管弦乐队。他喜欢巴赫，因为巴赫仍把音乐看作各种独立音响的透明组合，每一种音响仍清晰可辨。可是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各种乐器的声音融汇成喧闹和哀叹的和声。歌德不能忍受管弦乐队的怒吼，恰如他不能忍受灵魂的高声叹息。贝蒂娜的那些属于年轻一代的朋友看见不食人间烟火的歌德堵住自己的耳朵，并朝他们投以厌恶的目光。为此，他们不能原谅他，他们指责他是灵魂、叛逆性和感情的大敌。
贝蒂娜是诗人布列恩塔诺的妹妹，诗人阿尔尼姆的妻子，她尊重贝多芬。她属于浪漫派一代，但她又是歌德的朋友。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地位：她俨然是一位统治着两个王国的女皇。
她的书充满对歌德的溢美之辞。她所有的书信都是一首对他的颂歌。是的，正因为人人都知道歌德太太将她眼镜打落，都知道歌德不光彩地背叛那可爱的孩子以迁就那根疯香肠一事，这本书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爱情方面对已故诗人的一番教训，在重大感情问题上，他的表现竟如此庸俗可卑，牺牲激情以保住那可怜而平淡的婚姻。贝蒂娜的书既是颂扬又是鞭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