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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通货膨胀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对政府纸币的彻底抛弃。法币破产的根源在于严重的财政赤字，政府支出比税收多出了10倍！印刷钞票就成了弥补赤字的主要手段，如此一来，纸币信用将很快破产。当人民不再相信纸币时，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比印钞票的速度还要快。1947年上半年，纸币发行增加了3倍，而米价却上涨了7倍，人民不再愿意将商品换成纸币，商业和生产由于缺乏可信的通货而陷入萎缩，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税收。人们已经把纸币当作是烫手的山芋，一旦拿到手中立刻抛出，换回实物产品，因而物价飞涨，恶性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同时，恶性通胀导致了人民对政府信心的丧失，中下阶层更加仇视当局，骚乱与暴动此起彼伏。
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就是蒋介石所发动的全面内战。战争消耗严重损耗了国民政府的财力，到1947年，国民政府的军事开支占财政支出的一半！战场的不断失利又加重了人民对政府纸币的怀疑。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法币走向了最终的崩溃。
为了收拾法币残局，冀朝鼎又力主政府搞金圆券改革。既然法币已经没有信用了，必须发行新币，以重建货币信用。冀朝鼎引经据典，大讲特讲当年德国的沙赫特是如何用地租马克取代魏玛马克，从而一举扭转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超级通胀。他说得头头是道，听得高官们频频点头。于是，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进行了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币制改革——金圆券改革。21金圆券的核心就是以金圆为货币本位，以40%的黄金、白银、外汇和60%的国有资产为抵押，来发行“十足准备”的新货币，发行上限为20亿；停止法币流通，并以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来回笼旧币；限期收兑民众的所有黄金、白银和外汇，老百姓不得私自拥有金银和外汇，违者一律没收充公。同时，人民在国外的存款必须登记申报，否则就是判刑和财产没收。
这基本上就是明火执仗地抢劫了。老百姓并不傻，听到政府又要出台新货币了，早就对政府丧失信任的人们立刻扑向他们能够买到的一切东西。
大公报10月7日报道：“北平市面日益恶化，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市民见面莫不以‘如何得了’相询。日用品等均成奇货。”
首都南京的情况也不妙。中央日报报道：“今天的首都，在一阵抢购风之后，市面上什么都空了主妇们早上已经不能再从小菜场买到她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猪肉早已绝迹，鱼虾鸡鸭，也都跟着猪肉‘隐退’了起来，南京的菜市，是标准的蔬食市场，除了豪门以高价求诸黑市外，市民们都只能天然地奉行蔬食主义。”
在市场最繁荣的上海，抢购同样是民众对金圆券的回应。海光月刊1948年11月刊，介绍了上海抢购的景象：“刚巧是星期日，激动了上海人的抢购风潮。南京路异乎寻常得热闹起来，人头攒动，好比蚂蚁搬家，马路上只见一群群挟着一包一包货物的人。四大公司、百货商店、绸缎店以及棉布店莫不挤满了人，这些人可以说还算是有剩余购买力的。一般小户人家，则竞向粮食、酱园、柴店、南货店购买米、油、酱、糖、肥皂等日用品。一连十天光景，店家的橱窗全都抢空了。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虽有观光的香客，但没有菩萨，这种局面苦坏了家无宿粮的人家。他们满街奔跑，到处排队，还是顾到了头，顾不了脚，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号称国际商埠的上海，竟生了瘫痪病。”
蒋介石许诺的“十足准备”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其40%的金银外汇早已不足额，60%的有价证券只是幌子，国民政府将几家国有企业的空头股票充作准备金，连这几家企业的股票发行都无人问津，其价格却被高价计算。即便如此，信誓旦旦的20亿金圆券发行上限，旋即被突破，到年底即达到83亿；1949年1月，突破208亿；4月突破5万亿；5月达到惊人的68万亿！
各省已经纷纷脱离中央的金圆券，自己发行银元和铜元。当解放军打过长江时，国民政府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崩溃，财政完全瘫痪，军队濒临瓦解，蒋家王朝已经穷途末路。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冀朝鼎参与设计的“金圆券改革”的重磅“馊主意”终于葬送了“党国”的江山！
在彻底丧失民心之后“党国”穷得就只剩下钱了，最后只能带着250万两黄金退到了台湾地区。
货币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系统，在货币上动手脚，出损招，将会改变社会的财富流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府信用，丧失民心士气。货币又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货币败坏将瓦解经济，瘫痪财政，摧毁贸易，颠覆市场。冀朝鼎将“与民争利”这一超级病毒，直接注射进国民党的货币血液，进而在整个经济体内循环，直接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从这一点看，冀朝鼎货币战争的杀伤力，不亚于战场上的百万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