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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到魏晋时期开始进入自觉时代。唐代的诗文运动则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完善并达到顶峰。唐诗到晚唐衰落，经五代至宋朝则被时文所代替。宋初便开始了反时文的斗争，延及欧阳修等则张复古大旗，掀起了文学史上第二次复古高潮。唐代的复古只限于文，宋代则兼及于诗“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至宋则主性情之词已产生，诗就转入议论，与文合流。”（中国文学批评史）唐诗之高峰回首可见，时俗之诗文令人不满，于是宋代的文人各自寻途问津以期再现盛唐之局面。
在这方面当时的文人们都作出了自己的探索。欧阳修这位古文运动的领袖，宋之宰相，他论诗的侧重点自然在“用”的方面，卫儒辟佛、复古非今，提出“道胜文至”“事信言文。”王安石和他的经术派在政治上要求王霸并用，在文学上则要求治教政令。苏轼崇尚自然之说，力主述意达辞、超然自得，所论较倾向于诗的独立性，较注重诗的自身因素。
而影响最大的要算江西诗派了。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对于诗的见解与东坡颇有不同。他反对苏轼的讥谤议论为诗，不为苏轼的自然天成，而专于形式的法度布置。黄山谷明显地表露了对于当时诗风的不满，并力矫时弊。门庭一开，登堂入室者纷纷而至，于是便教人为诗之法。天成自得发于己，法度布置得于人。所以黄山谷教人规摹古人，在无数的古人之中尤其要规摹陶杜。因此他规摹的方法是：“点铁成金”和“脱胎换骨”山谷之论对宋诗摆脱当时之困境是有很大作用的。这说明江西派在开拓诗境，反对庸俗，独创语言方面是很有影响的。然而不幸的是在客观上它把宋诗又引向了一个新的困境。诗作中模拟剽窃始盛，及至严羽之时，江西诸家早被“偃然高阁”（白石道人诗集自序） 对江西诗派过多地讲究“出处”、“来历”的作诗方法，一般的江湖诗人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却也未能把诗歌创作引向正道。于是在这种诗风衰靡、诗道泯灭的背景下，宋人严羽创作出了沧浪诗话。
严羽，字仪卿，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一生未仕。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没有很突出的成就，但沧浪诗话却是一部极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它推举为宋代诗话的巨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它直接影响了元、明、清诗文运动，尤其是元明诗人推崇盛唐诗的立场以及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七百多年来，对它的研究和争论几乎没有间断。沧浪诗话共分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部分，后另附一篇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其最主要的理论观点集中在诗辩部分中，其中以禅论诗、妙悟之论、别材别趣之说、兴趣、气象之说等是严氏论诗之要。严羽专以诗歌为论，又以此为独得，那么他的论诗之见当自有一个体系“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答吴景仙书）他要“定诗之宗旨”（诗辩之五），论诗本体性所在。
沧浪诗话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破，攻三百年诗病；一是立，提出诗的宗旨、诗的作法等，这一点是作者的主要贡献。全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这也正是它优于同时代其它诗诸而得以影响深远的原因），其核心在诗辩，它包含了严羽的诗歌理论“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答吴景仙书），而其余部分则基本上是他对其诗歌理论的具体运用。
严羽主要通过他的“妙悟说”和“兴趣说”展开了他对诗歌刨作中的作者和作品两大部分的分析，从而形成了他的诗歌理论。
一
沧浪诗话开篇以论诗如论禅而引出其“妙悟说”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诗辩之四）
此段话之核心，在于指出诗歌之道在于“妙悟”严羽的“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直觉思维，而“妙悟”就是这一心理活动的最佳状态。严羽认为诗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悟”它与个人学历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个人即使学富五车，可以成为一个大学问家，但要是没有“悟”他永远也当不了一个诗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当一个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他要摆脱现实世界的形象束缚，摆脱抽象思维的羁绊，来把自己整个的生命、情感切入对象，他的理智、情感、意志在瞬间融合为一体，直接去体悟、把握对象，从而洞见世界、人生的意义。因为这种创作主体感情的表达很难以用日常的言语来进行表达，所以严羽借用了禅家语言“妙悟”来笼统概述之。
但是“悟”是一种审美直觉思维，虽然可能是人所共有的，但要进入“妙悟”的境界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蹴而就的，所以严羽在讲了“妙悟”之后，紧接着讲“学诗者以识为主”（诗辩之一），强调“识”对学诗者的重要性。“识”也就是审美鉴赏能力，即辨别诗歌高下的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反复对前人佳作进行吟诵，那么就能通过“识”的途径来达到“悟”甚至“妙悟”的境界。
可以看出，严羽的妙悟说、别材说和以识为主说，实质上是有其内在逻辑联系的，即以妙悟为核心，系统展开对诗歌创作主体审美直觉思维活动的分析，揭示出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差异——“悟”与“别材”；主体创作高潮中思维活动的特质——“妙悟”；主体可能达到妙悟的途径——“识”从而构成了他的诗歌创作主体论。
二
在完成了对诗歌创作主体的分析后，严羽随即转入对诗歌本身的分析。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用工有三：曰起法，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至有一：曰入神。恃而入神，至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诗辩之二、之三）
在这段话中，严羽明确提出了他品评诗歌的标准——“入神”我们可以看出，严羽是从“入神”这一概念切入对诗歌自身的分析的。“诗者，吟咏情性也。”吟咏情性的极至是“入神”“入神”的核心内涵是兴趣、气象，即所谓“兴趣说”因而“兴趣说”是直接源于严羽对诗歌本体特征的认识的，并且成了严羽诗歌作品理论的核心内容。
严羽的“兴趣说”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吟咏”二是“性情”“吟咏”作为严羽的理解就是“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诗辩之五），即既不能是逻辑推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日常语言的表达上，严羽在此是从语言的角度抓住了诗之为诗的一个特征。诗要表达一种超乎平常的意境，靠平常的语言是不行的，但现成的又没有一套可以借用的语言，限于当时的条件，严羽不能全面地对诗的语言特质进行分析、表达，所以后来才会产生诸多争议。
而今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比较清楚了。我们在欣赏诗歌与其吟咏的事务的时候，诗的语言已经超越了日常语言那种抽象单一的含义，具有了感性的完美性，成为了有生命力的艺术符号，即，诗的语言是一种具有构成性因素的语言，它所包含的意义在特定的环境中是不断显现、展示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把诗人在超逻辑、超越语言的“妙悟”状态下瞬间洞察到的东西，不失其丰富性地传达出来，使诗的兴趣、气象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诗辩之五）的境地。由此严羽才有“别趣”之说，才对当时诗坛上那种以文为诗，以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端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强调诗之为诗，须有情性，有吟咏，方能有兴趣，有气象，否则，即使一唱三叹，讲求用字押韵，也只是徒具诗之外貌，算不得真正的诗，更算不得好诗。而他之所以标举汉魏盛唐为法，其原因也在此，即盛唐的诗歌较好处理了了“吟咏”与“情性”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严羽是以“兴趣说”为核心来展开他的诗歌作品理论的。“吟咏”、“情性”则分别从语言和诗的本体构成提出了对诗歌作品的具体要求，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入神”也就有了“别趣”而整个“兴趣说”则是植根于他对诗的本体的看法——“诗者，吟咏情性也”所以，他的兴趣说，别趣说等等，也是有其内在逻辑联系的。
通过前面对严羽关于诗歌的创作主体和作品两方面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严羽的诗歌理论是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从创作主体方面看，他以“妙悟说”为核心，对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创作过程中思维活动的特质等都作了言简意赅的阐述；从作品方面看，他以“兴趣说”为核心，对诗的本体构成，诗的语言特质，诗的品评标准，作了提纲挛领的揭示。而这两个方面的逻辑连接点，则是他关于诗的本体的看法。吟咏性情，是主体的活动，故必然涉及对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创作过程中思维特质的分析。主体吟咏情性的结果是诗，故必然涉及作品的本体构成、语言特质、品评标准，因此“妙悟说”“兴趣说”都源出于“诗者，吟咏情性也。”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如是，诗辩也就完成了严羽的诗歌理论。
严羽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盛唐为法”的口号为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吟咏情性”的命题对公安派、竟陵派的“独抒性灵”深有影响。“唯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无迹可求”等理论主张明显地影响了王士祯的“神韵说”此外，像王夫之、叶燮、王国维诸人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吸收了严羽的诗歌理论。在这一方面，严羽和沧浪诗话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