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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18日，一辆面包车驶在省会a市南下的公路上。我和省机械厂的厂长陆勇智等一行十余人受省市有关领导的委派前往b地区某县处理一座三线工厂迁厂合并事宜。这是件十分艰难的差事。能否成功，我们心中无底。窗外掠过的夏日美景，我们索然无兴。就如同车子的颠簸一样，我们的思绪也起伏不定。
从上海支援三线的职工，把青春献给了穷乡僻壤，现已过而立之年，有些已届不惑之年，他们的孩子逐渐长大，能得到好的教育和出路吗？本来该厂早几年就可以迁来a市，可是由于原省机械厂厂长受贿，让建筑承包商恣意偷工减料，把安置对方职工的住房弄得一建成就成了危房。这三线厂的职工愤怒不已，又是上访请愿，又是就地罢工。少数农民囿于小农经济的固有思维和山村的长期贫苦，加之文化水平的局限，难以顾大局讲政策，恨不能趁工厂搬迁之机，捞一把。什么青苗费、土地使用费、污染费等等，工厂早就按规定给付了，还给村上许多额外好处。厂搬迁后，厂房、一些设备设施和地皮又留在当地，造福于民。可是他们狮子大开口，要补偿几十万元，否则不准搬。当地某些干部出于本位主义，往往一味庇护不合理的要求，给工厂搬迁平添了若干障碍。省长批示：“要尽快妥善处理好。”省经委工业处长强调：“一、要保证搬迁。二、国家财产不能流失，不能无偿拨给。”市委市政府也给予关注，要我们排除困难，友好协商，尽速解决问题。重任在肩，怎不叫我们愁上愁？
新任的陆勇智厂长，年岁稍长，高高的个子，用一口本地话做报告不用稿，妙语连珠，俏皮话不断，不时引起掌声和笑声，同时又处处与人为善，富有责任心和管理经验。有他同往，我心中颇为踏实。
“王经理，”陆厂长大声说“这次没想到请个记者一块去就好了。”他的这句提醒仿佛给我注射了智慧之针。立时，全车叹息和活跃的气氛交杂一起，议论纷纷。
一些单位、一些人最怕的不是文件、政策和党纪国法，而是两件：一是媒体公开曝光，二是省市高官的直接关注。这会涉及声誉和地位，弄不好落个身败名裂，官位不保。我懊悔怎么没想到这一招。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环顾全车的同行，发现一位年轻电工比较合适扮演这个角色。
“小黄，”我说“你是否化装一下，看起来像个记者或者是高官的秘书。”
“好！”全车响起了掌声，不约而同地叫“妙”
身材中等、皮肤黝黑、脸上坑洼不平、头发零乱、有点胡茬、却有股傲气的约三十岁的年轻人，身穿粗布工作服，下套牛仔裤。他忽然腼腆地站起来说：“恐怕不行吧。”
陆厂长站起来鼓励他：“小黄，你行！你平时能说会道，还上台来过节目，这下就出不了场吗？”
“陆厂长，王经理，蒙你们瞧得起，我豁出去了。”
“好！”又是一片掌声。
大家七嘴八舌，给他出主意：要他下车后先理个发，修个面，擦点雪花霜，换套衣服
他立即行动，换上了他随身带的花格衬衫，戴上一副墨镜，把头发梳了两下，又用牙膏抹了脸，顿时焕然一新，判若两人。
“好！”再次响起掌声和笑声，个个乐不可支。
陆厂长又站起来，找了公文包放在他的膝上，拿了本夹着笔的小本本塞在他的手上。这一来，他更像角色中的人物。
有人建议他还是去理个发，吹吹风，弄点摩丝定定发型，把脸上修光些，稍稍喷点香水。他点点头，说：“照办不误。”
我笑说：“这次成功与否，关键在你。小黄，你要自然些，不要紧张，不要刻意做作，要不卑不亢，既严肃又随和，不要多话，只要行动。”
他会意地点点头。
车到c县，先不去政府，在路旁停下。小黄立即去店中理发修面。他再上车，果然头脸非凡，那种工人的形象已消失得荡然无存，全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风度翩翩。他傲然地登上面包车时，大家笑得前俯后仰。
当日下午两点半，在县政府会议室进行会谈。三线厂的领导和我们为一方，另一方是县委郭副书记、赖副县长、县办朱主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按惯例，主要人员坐在会议桌的两边，其他人员则坐在外围。小黄的穿着和神态，戴着一副深不可测的墨镜，手持笔记本，不时地扫视众人，在小本上写上几句，早就引起对方的关注与琢磨：不知其是何许人也。他坐在外围的墙角处。
我故意站起来对着小黄打招呼：“请中间坐。”
他朝我摆摆手，俨然一副高官秘书或大记者的神情，说：“我历来喜欢这样坐，不必客气。你们开会吧。”对他惟妙惟肖的表演，我们忍俊不禁，止不住喜上眉梢。
会谈开始，除了例行的开场白和客套话外，双方各自陈述为己方争取利益最大化的理由。
我们的意见是：一切按政策和规定办理地产、房产移交手续，该交的费就交，该补交的就补交，保证搬迁顺利，不能设卡，制造人为障碍。企业力所能及地继续支持当地农村，但不能让国家资产蒙受不应有的损失。
最后，我特别强调：“受省市领导委派，这次来解决迁厂问题，能否顺利完成任务，感到责任重大。自从不久前大兴安岭特大火灾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对由于渎职或人为原因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必将严肃追究。新闻媒体也十分关切，不时予以公开曝光。这次迁厂工作若不能按政策规定顺利进行，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深查细算，让国家蒙受重大损失，我们双方都难辞其咎，无法交待。这样的后果，我相信我们双方都不希望见到。”
小黄边听边微微颌首赞许，手不停笔，飞快地记录着。
很明显，县里个别领导有点局促不安。
午餐，小黄匆匆吃完。县办朱主任赶紧上前关心地询问：“怎么吃这一点？有哪里不舒服？给你弄点面条好吗？”
小黄对每个询问都是轻轻地摇一下头，边摇头边走。县办主任紧跟不舍，又问：“是不是饭菜不对胃口？”
“不，挺丰盛。我历来吃得不多。”
“噢。”县办主任好似放了心，或许认为他这种身份的人，好的吃多了，自然胃口有限，于是才不亦步亦趋。
8月20日上午，县办朱主任和县委农工部金部长正式答复：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大力支持三线企业迁厂，继续放行，不得设卡，凡无文件规定的费用一概不收，收了的如数退还。
经仔细核算，企业不但不需支付几十万元，反而还应收取当地好几万元。这由当地的木材充抵，可随迁厂一块运走。
当晚，县长、副县长设宴款待，互致谢辞，频频碰杯，气氛热烈。
然而，次日当我们一行离开这个三线厂返程时却遇到了意外：在路口，某些村民设置了路障，横放了许多圆木，说“要找省市领导，要求补偿，否则别想走人。”
本来，我想出面讲解。小黄却叫我端坐不动，面显怒色。他就下车厉声质问：“是谁叫你们干的？我们领导很愤怒。你们村长在哪里？”他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相机，对着路障和村民“咔嚓、咔嚓”地拍起照来，吓得一些人逃之夭夭。这下惊动了乡政府和乡派出所，立即派人拆去了路障。
我们的面包车终于离开了山村，疾驶返回省城。我们一路上欢声笑语，兴趣盎然地观赏车外的美景。
迁厂工作十分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我们都忘不了小黄：他的出色表演起到了神奇的难以替代的作用。
写于2005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