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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大闹之后都是加倍地温存和柔情似水，如同大灾之后必要开仓放粮一样。像虫子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一样，我对杜梅的歇斯底里和恐吓症也渐渐习以为常。有时隔一段不闹，我还会蓦然一怔，若有所失：“咦。这阵怎么没闹？”
我曾经试图弄清她发作的周期和间歇规律。有聪明人讲过这和女人的月经周期有关系。
还有人认为和潮汐、太阳黑子活动有关。据我观察和记录，也不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每次单独外出回来，必要寻衅滋事，当天不闹，隔天也要发作。她外出的时间不固定，有时一月去几次，有时数月不去。她对这种目的不明的外出的解释是：去看一个她家的老邻居，此人曾从生活上关心过她。
制怒。我在白纸上蘸墨挥毫写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然后工工整整地题款：书赠杜梅小朋友共勉。
杜梅笑完把纸一把撕了：“少来这套。”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潘佑军弹了一遍托先生的陈词滥调，引申道：“我老婆也跟我吵。”
他不久前也结了婚，娶了一个外国企业的女雇员。外国老板和他都是看中了这位小姐的同一个优点：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你那个老婆还是不错的，起码没跟你软硬兼施，这也挺可爱。我那个老婆硬就硬到底，绘我几天后脑勺看那是常事，所以你现在问我她长什么样我还真说不上来。我说你都会以为是我瞎编的，她现在索性用英语骂我了，就为听不懂她骂的是什么，我真跟她急过几次。”
潘佑军的一个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趟，找找绅士的感觉。
于是我们约了一帮朋友，找了一辆车，说好不许带老婆，我回家一说，杜梅不答应。
从结婚后，她就成了我的小尾巴，除了我上班她不跟着去。我去哪儿都得挎着她。
“你不带我去，带谁去？”
“谁都不带，一帮老爷们儿，多一个女的你别扭不别扭？”
“不别扭。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呢。就中国，从上到下到哪儿都是一帮男的。”
然后对我下死命令：“我要不去你也不许去。”
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其他几个哥们儿还带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杜梅一脸瞧不起那两个身份暧昧的女人的样子，透着自己是明媒正娶，上车只跟潘佑军的老婆亲亲热热说话。
有四个女人骑马，马场里就是一片尖叫声。只见四匹马一溜排开，在场子里奔驰，每匹马上都高坐着一个头发飘散、两眼发进、狂叫不已的女子。马跑到我们面前时，就有哀求声：“让它停下来吧。”杜梅尚算果敢，虽很紧张，但坚持跑了几圈，下来还很从容：“挺好玩的。”令我自豪。杜梅在外面总很给我挣面子，除有几分难得的姿色，且举止大方。从不扭捏，令其他男士肃然起敬。
我翻身上马，立于马上缓缓巡视，作统帅状。俄顷，将掌往前一推，叫了一声：“部队跟上。”纵马疾驰。
马一跑起来，我才感到头晕，脚踝处也被铁蹬磨得生疼。我强撑着跑了一圈，经过站在树荫下的女人们面前不嘶哑地喊了一句：“为了斯大林！”心里却为不知如何勒马停住暗暗着急。那劣马越跑越快，我在马背上颠得像个大包袱，踝骨大概已经被磨出血了。这时，那马大概看见自己爱人了，在正由马场主人勒着缰颤巍巍下马的潘佑军的马前猝然一停，我滚鞍落马，跌入尘埃。那边树荫下一片狂笑。
杜梅向我跑过来，搀我起来，关切地问：“摔坏没有？”
“没事。”我作轻松状，笑着拍了那马一下：“跟我调皮。”
那马打了响鼻，尥我一蹶子，我慌忙躲开。
那边笑声又起。杜梅周身上下给我掸土，我闪开她，悻悻地道：“假关心什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真不识好歹。”杜梅自我一眼，向那伙人走去。
中午我们在绿如墨玉的鱼塘岸边垂钓，四周田野飘来浓郁的粪香。不远处的一排猪圈，猪们在吃饭，吱吱呀呀拱叫不已。杜梅一直不理我，与潘佑军的老婆站在树荫嘀嘀咕咕说话。我在这边故意大声喧哗：“嗬，又钓上一条大的。”她看也不看一眼。“潘佑军看着自己老婆和杜梅神秘地交谈，忧心忡忡，十分不安：”你老婆不会给我胡说八道吧？“
“不会，她不敢。”我替杜梅辩护。
最好不要让老婆和老婆勾结起来。“潘佑军说，”她们互相传授经验受不了。本来是掏个钱包进了监狱，出来就五毒俱全了。“一会儿，她们两人笑吟吟地走过来，不住地拿眼打量我们，看得我和潘佑军心里发虚，满腹狐疑。
你俩聊什么呢？“杜梅坐到我身边，我小声问她。
“没聊什么，瞎聊。”她笑眯眯地注视着水面，若有所思。
回到家一直到晚上，她终是面带一丝笑，不说话，冷眼观察我。我倒不怕潘佑军的老婆，就怕潘陆军暗地里和她说过什么，这话经她之口传给杜梅。
“干嘛老这么看我，盯贼似的？”“没事，喜欢你，就看看。”她仍是一高深莫测的样子。
“潘佑军老婆跟你说什么了？”
“你害什么怕呀？心虚什么？你有什么怕人说的？”
“我能有什么？”我故作爽朗地笑“不怕，一生光明磊落。”
“还是的。她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怎么聊那么半天？”
“呵，我们聊自个的丈夫呢。放心。”她望着我笑“我都是说你好，怎么体贴怎么照顾我，我当着外人一向都是夸你，不像你，总跟人家说我不好。”
“我什么时候跟人说过你不好了？”
“那是谁说的我老爱和你吵架，无理取闹？得啦，我不是要跟你算账，你也别紧张。”
“那她呢？都说潘佑军什么了？”我讪讪的，转移话题。
“说潘佑军好，比你对我好。”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他，在外边花着呢。”
甭管人家在外边怎么花回到家里对老婆就是温柔，这点就比你强。人家每天早晨出站都要互相接吻，互相说我爱你。潘佑军出差在外地还每天一个电话。“
我大笑：“是用英文说的吧？”
“甭管用什么文，这说明他心里有她。你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有时人家想和你粘乎粘乎，你总把我一把推开，还说我酸。人家俩口子怎么就能那样？”
“那都是跟外国电影里学的，你怎么喜欢这套？令人作呕。”“我就喜欢这套。”“杜梅，咱们是中国人，就要讲究个中国气派和中国形式。”“中国人怎么啦？中国人都是伪君于。你从来都没说过一句爱我，从咱们认识就没听你说过。不行，今天你非得对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这还用说么？我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实际行动？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
“当然”“别拐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怎么就这么难呢？比要你命还难？”“我这人内向”“少废话！你说不说？好，你不愿意说，那就说明你不爱我。”“不不不。”“那你就说！”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她搂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么？”
“是。”“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嘿，贾玲，干嘛去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没干嘛，出去了一趟。”贾玲淡谈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直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的肩膀上亲呢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屁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
“你就对我这样？”“别烦了，忙了一天那么累，你还添乱。”我把脚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令她一下坐在地上，随手拎过一张报纸遮住脸看。刚看了眼大标题，她就劈手把报纸从我手中抢走，站在我面前说道：“你还烦了？你烦什么？”
“别闹，把报纸拿来。”
我伸手去夺报纸。她把报纸藏到身后：
“谁闹了？你先说，谁烦你了？”
我没理她，随手又拿起一本书翻，她“啪”地把那本书打掉。“瞧你那无耻的样子。”
我弯腰拣书。
她一脚把书踢得老远，书面飞舞一番卷角皱边地摊在地上。“你非找我收拾你一顿是不是？”
“你来呀你来呀。”她笑着退了几步。
我看她一眼，毫无表情，扭脸看窗外树叶已经泛黄的树木。“给你给你。”她把报纸糊在我脸上，走开：“就显得你多关心国家大事似的。”我接住报纸，低头看起来。她在一边准备晚饭，在一个盆里揉面团，唠唠叨叨和我说着她们医院里的事，谁没按医嘱给药，病人出了问题，家属打上门来；一个老干部嫌医院对他的病不重视，把院长、政委臭骂一顿，还给后勤首长打了电话；保卫科查丢失的吗啡，发现所有护士的更衣柜里都有医院的纱布和敷料“你那情儿”和保卫科长大吵一场。
她现在提到贾玲，从不说她名宇，只说“你那情儿”
我逐版看报，并不答腔。
“今天谁来了？”她揉好面，拍着光洁圆润的面团用右手托在肩旁，直起腰问我。“谁来了？”我哗哗往前翻报纸头版。
“我也不知道，出门就见满街旗子，不认识哪国旗。”
“你今天出去了？”“下午没事上街做了头发。你没发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头儿。”我放下报纸，看了她一眼：“难看死了，怎么还卷了刘海？”
“人说这是今年世界上最时兴的发式。”
“你不适合，你说的是今年世界上老年妇女最时兴的发式吧？芭芭拉似的。”“你觉得不好？”“太不好了。跟谁养的什么宠物似的。”
“那怎么办呀？只好明天去削了。”她把面团搁在案板用力撤开，然后用刀麻利地切成一把吧细细的面条，撒上干面，一根根抖落开。“吃完晚饭，我撂下碗又爬上床躺着看书。
她洗完碗，过来说：“今晚总政来院里慰问伤病员，在礼堂演歌舞。”“不去。”
“‘腕儿’全来了，我想去。”
“要去你一人去。”“哎，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话，你就光看书，破书有什么好看的？”我不说话，又翻了一面。
“你放下不放下？不放下我可抢了。”
“敢！”“哎，你今天怎么回事？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她在我身边坐下，床垫往下一陷。“你们头儿又找你茬儿了？”
“没有。”“那是你们办公室谁又提拔了没你份儿？”
“你怎么这么烦呀？”我撂下书露出脸。“你相看演出你就去，呗，非拉上我干吗？”
“准是，你们同年的都有当处长的，你连个主任科员还没混上。”我“啪”地把书往床头横上一折：“你少拿你那套庸俗观点来想我！我那么爱当那主任科员？我要想当司长也不是不可能。嘁，女人就是他妈势利！”
“那你是为什么呀？”“不为什么。”我愤愤不平重又拣起书，旋又立地坐起：“噢，没事就不能安静躺会儿了？心情寂寞，思绪惆怅，感时伤怀，小资产阶级情调浓郁——不行么？”
“看你也象——无病呻吟。”杜梅下了床，对镜理妆，准备出门。“心情寂寞——又想谁呢？感时伤怀——对谁不满？”
我一边看书一边对她连连挥手，让她快走。
“你还别不耐烦，你再撵我我还不走了。”她继续嘟嘟哝哝地说：“摆什么臭架子，就你有情调？使用什么呀？一个小职员，挣的钱还没我多呢。惹我急了，撵出门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少罗嗦！”“我就罗嗦！”她在门口一个转身：“人家有什么事都跟你说，你有什么事全藏在心里。要不说你老奸巨滑呢，一天到晚不知都在琢磨什么，阴得跟糖尿病人似的，哪天我叫你卖了还不知道呢。”我没有接茬和，她自己忽然动了气，冲我嚷：“别觉你挺了不起的，有什么本事你倒是使呵？就会说。早看穿你了，典型的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还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好像天下谁也不如你。哼，琢磨也是瞎琢磨，气也是自气，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还告你！”
我气得脸都白了，心里一阵阵悸痛，别人说这话犹可，你也说这种话。我由怒转为辛酸，连声冷笑：“看出来是吧，看出来就好。就我这种没本事人，偏还有人哭着喊着赖上门来，我也不明白了，这种人怎么傻成这样？”
“你还别觉得离了你不成。”她丝毫没察觉我的异样，反而洋洋得意。“追我的人多了。今天我跟你离了，明天我就能找个比你强百倍的。”“那你找去呀。”“找怎么啦？不新鲜，明儿我就给你领一打回来。我这样儿的，嘁，别人找都找不着，恨不得把我供起来，顶在头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连个丫环都不如。每天伺候你一句好话都得不到。告诉你，我对你真够可以的了，没我这样的。人家妻子除了穿戴打扮还有几个做饭的？他妈的我也真是贱，放着福不享偏来受你的治。离婚！我还不信天下再没有对我好的了——是个人就比你强。”她摔摔打打，嘴里一个劲嘲哝着乱骂：“什么东西？
越对他好越不行。人就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越老实他越欺负你。离婚，我下决心了，不过了“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你就等着我说这句话呢吧？你就逼着、折磨我好让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吧？“杜梅恶狠狠地逼到我面前，”你早盼着跟我离婚呢吧？一晚琢磨的就是这个。“
“到底谁逼谁呀？又不是我先说的离婚。”
“我说的都是气话，你说就是真的！”杜梅哭了。
“好啦好啦，既然不想离，就别老说气话。”她一哭，我也肝颤。“我又没想离。”
“离，孙子不离！”她倒来劲了。
“你说你老这么说有意思么？你真敢离么？你要真想离那咱们就离，真拽着去又不去了。老拿这威胁人你不怕伤感情么？”
我蓦地心酸了，眼圈也红了：“老说我对你不好，我除了有时假不大理人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你就什么混账话侮辱人的话都可对我乱说”
“我不是真那么想的，我就是气，你一不理我，我就心里急”“哪么你骂我呢？”
“你气我就不气？可我敢说么？我随便说一句什么你就觉得我别有用心。老实告诉你，我忍了多时了，我受过谁的气？和你结婚说句那什么的话我的自尊心男子气概”我哽咽地说不下去了，使劲一吸将要流出的鼻涕，悲伤地仰起头。
“那不是因为我爱你，特别特别怕失去你。”她看着我脸色，小心翼翼地贴上来，见我没有拒绝，便一头靠在我的胸前。“没你这样爱的。你该把我当一个人爱，不能像爱件东西，这样你只能失去我。”“以后我改。”“你说过多少回改了？你改过一回么？过后就犯。”
“这回是真的。你不相信我了？”
“老实说，我不大相信你，但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又不能和你决裂我又做不出来，就这么凑和过吧。”
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和她对视片刻，把目光移开。
“我不想你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不想也没办法，我现在没心情说你爱听的话。”
“你讨厌我了？”我叹口气，紧紧搂了她一下，看着已经漆黑一片的窗外：“别胡思乱想了。”
实际上我最激烈的思想活动没有告诉杜梅。那种令我齿冷冷的、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做ài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心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击，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穷追至天涯海角，竞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看过我的人逐一踩到脚下！
我躺在黑暗的床上，旁边传来杜梅入睡后均匀的呼吸，我情绪激荡，亢奋异常。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的脸孔一张张在我的眼前浮现，我想像着他们落入我手之后的情景，咬牙切齿地体难着复仇的快感。
别美！我有一生的时间等着你们。
当我想到将要对她施以报复之后的那个结果，我无声地恸哭了。她从包里拿出两条“牡丹”烟，又拿出条“中华”烟，都是那种老牌子不带过滤嘴的。现在这种烟在市面上已经不大容易买到她又拿出两简上海产的“白玉”牙膏，这也是不大时兴的老名牌。第二天，她外出一整天，回来照旧疲惫不堪，心情恶劣。
她开始织毛衣，用那种结实的黑色纯羊毛线。
贾玲单身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没事或电视里有好节目她就到我家看电视。医院干部食堂的伙食不好，但经常分一些牛羊肉鸡鱼什么的，她就拎到我们这儿来，吃的时候杜梅也把她叫来一起吃。一次她看到我书柜里有副象棋，便问我：“会下么？”“当然，高段选手，你会玩么？”
她说她爸爸爱下，她小时候老在旁边看：“会走子儿吧。”接着邀请我下两盘。“哎哟，你真不知好好，陪你下盘指导棋吧。”我忙不迭拿棋清理桌面铺盘摆子，同时招呼杜梅“杜梅，伺候棋局，倒茶。”我大模大样坐在桌前，点起一支烟：“虽然好久没下，但赢你还是有富裕，要不要让你半扇？”
贾玲光抿嘴笑，不说话，开始有条不索地走子。
一会儿我就认真了，开始思考，贾玲笑了，望着我天真烂漫，叫杜梅：“过来看看。”
杜梅打着毛衣过来看了一眼，说我：“现了吧？”
“好汉不赢头一板。”我胡撸了棋盘重新摆子。“让你一盘，高兴高兴。”“你别让我，真别让我了，自个也高兴高兴。”第二盘我又输了，贾玲笑道。“那我就真不让你了。”第三盘走了半天后，我说：“这盘还是让你吧。”我夸奖贾玲：“进步真快。看到年轻人这么有出息，我比自己赢棋还高兴。你下棋真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都第几盘了？”杜梅问。
贾玲伸出一巴掌。“你得算臭棋篓子了吧？连女的都赢不了。”“你别着急，我招儿都没使呢。”
第六盘我终于取得了优势，逼得贾玲苦苦思索。
“我可以负责地讲：你没戏了。”我含笑站起身喝茶点烟。“不能光输就完了。我为什么这么跳马？这都是有讲的。”
贾玲推盘笑说：“只赢一盘，得意成这样。我是不忍再赢你，怕你想不开上吊。”“不在赢多少，看出功力来了吧？”我送贾玲出门时对她说：“以后想提高，就来找我，别不好意思。我不像他们，没架子，爱教着呢。”“你不说我跟你下棋把手都下臭了。”贾玲笑着离去。
从此我和贾玲隔三差五就要会战一番。她不来我都要去硬拖她，堵着她们宿舍门下战表：“输怕了吧？不敢下了吧？”
一天周末，我和贾玲恶战了一晚止。那天我攻势甚猛，几次和她在局数上战成平局。我已经不满足战术性的胜利，一定要获得整个战争的体胜。我对这次胜利已经盼望很久了。11点半时贾玲要走，被我拦住了。
“那好，再下半小时，12点我一定走。”
12点时她仍超出我一局。
“再下半小时，12点半走，你现在走不够意思。”
“你就让他赢吧。贾玲。”杜梅说。她先还感兴趣，看了一会儿，奚落了我几句，后来电视节目都播完了，她就上床躺着去了。“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不知道呵。”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笔顾一下，立刻严肃起来。“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呵。”“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你冤枉我。”“得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拽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呵？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干嘛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有当将军的么？”“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超军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拔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
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扒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你还喝酒呐？”“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呵，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块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裹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
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呵，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呵？‘二锅头’，干嘛喝这么次的酒？”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5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