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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清楚，我的心就“突”地一跳。难不成“过去”也和“未来”一样，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断地变化，有许多的“过去”？历史不是固定的，过去在不停地变化！
“对您丈夫的过世，我感到很遗憾。”我说“不过，您是否知道，您前夫也已经去世了。”
“我听说了。”
“有一点您可能不知道，杨展是在我面前跳楼的。”
电话那头没了声音。
“我想拜访您。杨展死前对我说了一些话，让我对您先生的自杀产生了怀疑。”
“对不起。”她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您是？”
我自然是先报过家门，但她显然对我已全无印象，压根没听进去，这时略有些狼狈：“我是晨星报记者那多，跑文化口的，去年的时候还来您家喝过次茶”
“您是记者？”她确认般再问了一次，然后同意与我碰面。
四小时后，还是在当年的那个客厅里，还是在当年的那张茶几边。没有中规中矩的茶具，只有两杯袋泡茶。热气袅袅间，我与未亡人谈论起她死去的丈夫，小小的空间里，有孤寂弥散。
这时的她，望之即是四十许的妇人了。
“应该从我收到请柬说起。在那之前，我只见过杨展两次。第二次，还是在您先生的葬礼上。”
我把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娓娓道来。舒星妤听得很认真，也许她已经从别的什么渠道了解到一些，但又怎么比得上我这个亲历者说起来清楚。
当我说到杨展毫不犹豫地开枪，并且让那些人脱光了站到露台上时，舒星妤蹙眉摇头。
“怎么？”我问。
“哦，没什么，您请继续说，我只是有些意外。”
“意外？我多问一句，在您印象里，杨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尽管我们早已离婚了，但还是很难想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说他是怎样的好人，而是，他从来不和人正面起冲突，如果要报复，那也是背后放箭，使阴谋诡计。他和传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传良是那种气上了头会挥拳头的男人，杨展其实”
“很？”
舒星妤点头：“对的，恨极了，他也就是在肚子里诅咒。他请去的这几个人，其实我是知道的，杨展对他们背底里咬牙切齿，那是宿怨了，可是当面碰到，还不是笑呵呵装得没事人一样。”
“但现在谁都这样，如果不是准备破釜沉舟，谁会当面让人下不来台呢。杨展也是因为要自杀了，在死之前发泄一下。”我说。
“自杀”舒星妤双手放在膝上，微微低下额，半阖起眼，凝望几上那未喝过一口的茶。她当然不是在看茶，眼神落到的，是不知多久之前的往事，和心中翻滚起来的复杂情绪。
“以您对他过去的了解，他有自杀倾向吗？”
“一般来说，他可是个惜命的人呢。”舒星妤轻轻摇头。
但这“一般来说”又是从何而来，像是有未言尽之意啊。
“那天晚上，后来发生了什么，您在电话里说，他他承认了？”
“倒也不是那么直接地承认。”我便又接着前话往下说，直说到我为了拖延时间等警察来，主动提起了她的名字，不料却换来了杨展的一句“她欠我的账，我已经讨回来了。我们扯平了”
舒星妤听见这句话，嘴唇一阵哆嗦，竟是恨得咬牙切齿了。
直到我把当晚的经历全都说完，她沉默许久，忽然站起身来，向我欠身鞠了一躬。
我来不及躲，又不方便伸手扶上去，她重新坐下，说：“真的是太感谢了，这样的事情，根本没确凿的证据，警察是不可能再查下去，更何况杨展现在也已经死了。但我先生死得这样不明不白，我心里”
她哽噎起来，缓了一缓，又说：“在这样的时候，您愿意这么来查真相，实在是”
我见她又开始流泪，连忙说了些安慰话，心里却觉得，舒星妤这番做派，未免没有故意的嫌疑。我刚才作为她亡夫的朋友，说了些杨展自杀前的言行，并没有直言要就此查下去。她这么一讲，就算是先谢过了我还未做的事情，这是急着钉钉子呢。
但反过来一想，坚信阳传良之死别有猫腻的她，除了我，可能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拜托了吧。这样的小手段，合情合理。
“我对你们三个人的过去，听过些传言，也不知有几分真假。”我问起了三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面前的未亡人，先嫁杨展，后嫁阳传良，若阳传良之死与杨展有关，那么原因多半就在此了。
舒星妤应了，用平淡的口气慢慢道来。
舒星妤嫁给杨展，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时杨展还在读博，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几篇论文，刚刚受到一些关注，和后来的声望相比，还只是崭露头角。
至于两人是如何相识相恋，舒星妤没有细说，因其既与主题无关，时至今日，又尽是些不堪回忆的旧事。
和所有夫妻一样，杨展和舒星妤也从初恋时的天雷地火，渐趋婚后的平淡。
由爱情而变亲情，平淡后有相濡以沫的温馨，两个人关系的根基却反而要比热恋时牢靠得多，这才是一辈子的夫妻。但杨展和舒星妤平淡是平淡了，却变得开始疏离，其中原因，一个是两人没能有个孩子，再就是杨展的性格。
杨展性格孤僻，且是个典型的书房式学者，整日里埋头课题研究，和老婆的话很少。有时候待在实验室里，也会长时间不回家。交流少了，感情自然难以维系。舒星妤其实知道，杨展心中还是爱她的，但这样的信息，缺乏合适的手段传递出来还是白搭。很多时候，形式是极重要的。
八年之前，杨展去美当访问学者，后因参与一个高端实验室的项目，又在美多停留了三年。就在他因对该项目的贡献博得声名，准备回国的时候，舒星妤和他离婚了。这么长时间的实际分居状态，法院可以直接硬判，由不得他不同意了。
和杨展离婚之后，舒星妤就和阳传良结婚至今。阳、杨二人本是同学，关系还颇不错。这么多年因为这层关系，舒和阳遇见过许多次。在舒还未离婚时，两个人私下里有过多少接触，舒星妤当然不会说，但这样的事情，想也能想个大概出来。
所以事情发生之后，杨展感觉就像被人从背后刺了一刀，恨阳传良入骨。
阳传良的性格和杨展完全不同。一个是成天田野考察，皮肤都晒得乌黑，开朗外向；一个整天在书斋实验室，肤色苍白弱不禁风。但阳传良这个整天必须往外跑的人，却愿意抽出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舒星妤，和杨展对比明显。
当然，一段婚姻破裂，多数是双方都有问题。我在这里听舒星妤述说前事，难免带了倾向性。如果是杨展说来，必然是另一种角度。
“那你和传良兄婚后，和杨展还有接触吗？”我问。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传良的死和他有关。我们离婚时，他痛哭流涕，求我回心转意。如果他早能这样，也许我们还有余地，到了那个时候，当然什么都晚了。他一直希望可以追我回来，哪怕我和传良结婚了，他都不放过我，比起我们婚后他对我的不闻不问，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我叹了口气，人都是这样的，失去了才想起来珍惜。
“传良因为常常要去外地考古，一去就是数周乃至数月，他以为自己有可趁之机，不停地来烦我。为此我还换过两次手机号码，根本没用。有几次我早晨开门取牛奶的时候，就见他站在门口等着，那情形其实很吓人。偏偏传良觉得和杨展是老同学，他娶了我，心里头总觉得有对不起杨展的地方，对他的这种行为，只要不过份逾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容着。”
这话说得就很明白了，舒和阳的关系，必然是在舒杨还没有离婚时就开始了。有悖道德，却也是人之常情。
“他能包容，我不行啊。有的时候，并不是行为不逾矩就能包容的，杨展的这些行为，在我看来就是骚扰，而且是让我不堪忍受的骚扰，长年累月下来，谁都受不了。到了去年，我已经忍无可忍，特意把他约出来，明明白白地对他讲清楚，我对他已经没有一点感情，绝不可能再回到一起了。但是他置若罔闻，只当没听见。就在传良死前三个月，我报了警。然后我找了个律师给他发函，再有一次，就向法院起诉，也不求让他赔精神损失，只为让他名誉扫地。他这个人，最好面子了。”
我心里却想，也许杨展在和舒星妤的婚姻里有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但是离婚后连着好几年都这样纠缠不休，反过来想，却也是痴心一片。换来一纸律师函，怕是得心如刀割吧。
“那之后呢？”我问。
“他未再在我面前出现过，却打电话给传良，污言秽语，歇斯底里地发作了一通，还在电话里说，除了他，没人配和我在一起，让传良小心点。”
“这是威胁了，你们报警了吗？”
舒星妤摇头说：“当时只以为是他的气话，根本没想到他真的会做什么。”
“那么传良兄过世以的，你把杨展说过的话告诉警方了吗？”
舒星妤露出一丝苦笑：“也怪我，气急攻心，恨极了杨展，总是在各种场合，说传良的死和他有关系。所以我对警方说的话，可能他们也未必全当真吧。再者，据警方说，从现场的情况看，确实是自杀，和杨展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警方调查的结果，你能不能说得详细些？”我问。
“好的，我和他失去联系，是在十二月十八日。”
那正是原定曹操墓考古安阳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我和小侯聊到去阳传良家作客喝茶的往事，期待着次日发布会上有猛料可写呢。
“那时他去安阳考古，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南京，本说好了这次回来，好好度一次假。他说要和我一起找一个有海的地方，舒舒服服玩一个星期，让我先打听着有什么好玩的行程呢。白天，我还在网上看马尔代夫的自由行，想着晚上和他沟通一下，就要订票了。”舒星妤停了下来，这样的回忆，很难不牵扯感情。
她稍停即续，说：“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都会通电话的。那个晚上我一直没有等到他的电话，打过去也是关机。我本来还想，是不是在开会，关了手机忘记开，但是十点多的时候，我接到了他同事的电话，问我知不知道传良去了哪里。”
十八日一大早，就有人看见阳传良离开了考古队入住的宾馆，然后他就再未曾回来。根据警方事后的调查，阳传良搭一班当日傍晚的飞机回了南京，没有和任何人联系，也没有回酒店取行李，只带了随身的小包。坐在同一航班相邻座位的乘客也被找到，确认了阳传良是独自上的飞机，没有受人挟持。她对阳传良的印象比较淡，因为“不是在发呆，就是在睡觉”没有存在感。
阳传良当晚回到南京后，很幸运的是连他在机场坐的出租车司机都被找到了。和机上的乘客对阳的印象恰恰相反，司机对这位乘客可是印象深刻得很。
据司机回忆，阳传良上车后，告诉司机去城里，进了城司机再问目的地，得到的回答却是随便开。
这当然是司机最爱从乘客嘴里听到的了，加油门上高架路，漫无目的地开起来。一路上阳传良只是望着窗外发呆，司机和他搭话，也都爱理不理，显得心事重重。开了一个多小时，司机又问“还这么绕吗”阳传良依然给了确认的答复。这时候已经接近午夜，司机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味，更让他吓到的，是发现阳传良忽然开始咬自己的手，咬得鲜血淋漓。关于这点后来在尸检上得到证实，那是深达手骨的伤口，显见当时阳传良对自己的手下嘴时，用了牙齿咬合的全力。
当时司机见到阳传良满手是血，被吓得不轻，问你这是干什么。阳传良答，只是试试痛不痛。司机问那痛不痛，阳传良说痛。
“废话，咬成那样，能不痛吗？”司机这样对来调查的警察说：“但当时我真的怀疑他不痛，因为他的表情，就好像咬在别人手上一样。但又不是喝醉的，我担保，一丁点儿酒味都没有。”
这样一来，司机也不敢再挣阳传良的钱，说你还是讲一个目的地，我送你过去，别再这样转了。阳传良说，那你就把我在这儿放下吧。说这话的时候，车还在高架路上，司机当然不能停车，说你别这样，好好说个地方，我不收你钱了。阳传良想了想，就让司机把车开到紫金山下。下车的时候，他从皮夹里随手扯了近十张大钞扔给司机，独自郁郁行去。
阳传良接下来的行踪，极可能就在夜里直接上了紫金山。一对爬紫金山看日出的情侣，在次日五时许爬到紫金山顶时，愕然发现已经有人先他们而在了。这人临涯而坐，两只脚都荡在空中，一副正发呆的痴子模样。这对情侣本想好好过两人世界，多了这么个不声不响的人出来，怎么都不得劲，于是在太阳升起后不久就离开了。他们是最后见过阳传良的人。
因为尸体卡在峰下一处隐蔽山缝里，所以直到四天后才被发现。
通常一个人自杀前，往往会写下遗书，安排好身后事。至少也会给最亲的人（比如妻子）留言交待。但阳传良这些全都没有。对这样特异的案例，要不是警方通过调查勾勒出一条阳传良的路线途，证实其独自行动并且精神状态有明显的问题，恐怕舒星妤第一个就会被列为调查对像。
现在，在所有的调查结果中，都没有发现外力介入阳传良的死亡，包括对死后随身物品的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可能的第三方。所以，尽管阳传良平时表现得完全不似一个会自杀的人，却还是只能以自杀作盖棺论定。而对于杨展仇杀的推测，难怪要被警方视之为无稽之谈了。
根据这个结果来推论，应该是阳传良受了巨大的心理刺激，一时想不开所致。然而这也得不到一点事实支撑，别说舒星妤完全没头绪，整日工作在一起的同事，也都说直到十七日，都没有发现阳传良和平日里有任何不同。
那就只能说，阳传良可能有心理隐疾，突然发作而自杀了。这个解释虽然牵强，但除此之外，竟是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了。
我在听完了舒星妤转述的警方调查结果，心里转瞬间，却想到了一个关键之处。
“传良从上飞机开始，之后的行踪，都被警方调查出来了。那么他上飞机之前呢，从当天早晨开始，到下午的这一长段时间里，他都去了哪里？”
“暂时还没有线索，这是缺失的半天。都说如果能把他在这半天里做了什么查出来，也许自杀之谜就破解了。”
我皱着眉想了半天，又问：“在之前每天的电话里，您真的没有发现一点点异样？他有没有说过什么古怪的话，做过什么古怪的事？哪怕再小也行。”
舒星妤苦笑着摇头，显然这个问题她也自己想过很多遍了。
“那么，不是近期呢，您是最了解他的，就他这个人来说，性格也好习惯也好，有什么特异的地方吗？”其实我问这话，已经在考虑，有没有可能真如警方所说，阳传良原本就有隐性的心理问题。
“要说奇怪的话，我也就是觉得他有些想法挺奇怪的，他特别爱研究历史里面一些难解释的事情，简直入了迷，逢着投缘的人，就聊这些。他还有本小簿子，哦您稍等。”她转进里屋，不一会儿拿了本记事簿出来。
“这本子，他一直随身带着，死的时候，就搁在小包里，警察看过了，对解释他为什么自杀没帮助，就还给我了。”
我接过本子，翻了几页，说：“能不能借我回去仔细翻翻，琢磨琢磨。”
舒星妤点头。
聊到这里，我感觉该问的都问了，打算起身告辞，回去研究一下这本本子，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另外，也要去了解一下杨展自杀前几天都干了什么。我直觉杨展必然和阳传良的自杀有关系，或许他用了某种方式诱导了阳传良自杀，两人相识那么多年，或者有什么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然而他自己为什么要自杀呢，要查阳传良的自杀，就不能把杨展的自杀轻轻放过，两宗死亡之间，极可能是有关联的。
却不料舒星妤并没有配合作出送客的姿态，说：“其实还有件事情，我感觉着，也许应该告诉你。先前你问过我，杨展有没有自杀倾向。他的确是个很怕死的人，可是我刚和他认识的时候，好像他正打算要自杀。”
我吃了一惊，但怎么叫好像要自杀呢？
杨展的老家在武夷山下，舒星妤和杨展初次相逢，就是在武夷山大王峰上。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爬上大王峰顶，山风烈烈，心旷神怡，正四下里眺望风景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站在崖边。真的是崖边，他站在一块凸出去的石头上，那石头有一小半是伸在崖外的，他就站在那一小半上。吓得我，当时都不敢大声地说话，怕惊到他就摔下去了。我就对他讲，快站回来一点，那样子我看着心慌。他回过头看过，脸色白得没有一丁点血色。但是却冲我笑了笑，问我，是不是以为他要跳下去。我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只好一个劲对他傻笑。后来他说，他就是被我的笑容征服的。”
“他见我笑，很突兀地说，请我喝茶。我本来对喝茶不太有兴趣，但我实在怕他跳下去，就答应了。然后他就一点一点地缩回来，脚下还滑了一下，如果不是我及时拉住他，没准就真摔死了。我们在半山腰找了个地方喝茶，我问他刚才不会是真的想自杀吧，他也不正面回答。那时他正在写博士论文，该准备的资料和实验数据都齐了，特意回老家呆一段时间，想在这儿把论文最后完成。杨展的长相，是我年轻的时候会喜欢的那种，他又很努力地追我，就好了。起初我觉得，在大王峰上，肯定是我误会他了，他不是想着要自杀，可能是想他的博士论文入了神。但是在交往的起初一段时间里，我还是觉得他有点不正常。”
“难道他真的有自杀倾向？”我问。
舒星妤点头：“哪怕是和我在约会的时候，他也时常长时间的走神发呆。说老实话，那时我对自己还挺自信的，他这个样子，让我有点挫折。有的时候，他会有异常的举动。比如在过马路的时候，他会突然冲出去，有一次车就急刹在他跟前，我都吓死了，他却像没事人一样。我和他一起坐火车回上海，在站台上等车时，我就瞧着他紧贴着铁轨，眼睛总往下看，像是随时都要跳下去。总之那样的情形还有很多，感觉他一点都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但是渐渐地就好了，只是我和他刚认识时那十天左右特别厉害，后来就再没有这种情况了。”
“我总是觉得，他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试探着问过几次，他却讳莫如深，我也就算了，两个人之间，总要留些余地的。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当年的情况，相反得，到变得非常重视身体保养，很惜命。大概结婚后五年多，有一次他喝醉酒回来，说如果不是遇到我，就没有今天的他了，谢谢我帮他挣脱出来。我要再详细问，他却睡过去了，只断断续续梦话一样说了些很含糊的词，我能听清的，就是精神病院。好像是件和精神病院有关系的事情。第二天他醒过来，就绝口不提了。”
“难道他住过精神病院？”
舒星妤摇摇头说：“不知道，我也没有再私底下做过什么调查，我想着，有些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只要不影响现在的生活，不必深究。”
精神病院？我念了几遍，问：“是哪家精神病院他说了吗？”
“应该是当地的吧，武夷山市的。具体哪家我不清楚。”
我记在心里，然后正式告辞。离开时我告诉舒星妤，我会尽力去查，但到底谜团能不能解开，我也不能保证。她说当然。
回上海的火车上，我拿出那本记事簿。阳传良曾经和我提过他有这么个小本子，里面记录的，果然就是那些历史上难解的谜团，记载和考古发现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其中大多他都和我提过，但是本子上记得更详细，出自何处，又有哪些其它史籍的记载可供佐证等等。但是和他的自杀，看起来并无关系。
我一页页向后翻，看了过半的时候，却见到有一页下沿上写了两行小字，似是阳传良在写的时候突发奇想，随手记下的。却又用笔划去了，划得并不彻底，仍能看清写得是什么内容。
一看清楚，我的心里就“突”地一跳。
凡此种种，忍不住有异想冒出来，难不成“过去”也和“未来”一样，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断地变化中，有许多的“过去”？唯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对于历史，有着多种不同的记载。
历史不是固定的，过去在不停地变化中！
不仅是心脏猛跳，这两句话像是有种奇异的魔力，让我整个人的神智都像被冲城撞木迎面撞上，摇来晃去，许久才镇定下来。
但是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呀。过去怎么能变呢，简直荒谬，不合常理，不合逻辑，不合
我在心里念叨了一番，明知道这只是阳传良毫无根据地突发怪想，连他自己都觉得太过荒谬而划掉了。但这两行字仍在心里，迟迟萦绕不去。
只是发这奇想的人已经死去，无从和他探讨起。而且这个奇想，也看不出任何和他的自杀有关的地方，所以被我强压在心里，不再去理会。
回到上海的当晚，我把阳传良自杀的所有信息都梳理了一遍。不告而别、缺失的半天、满腹心事到最后跳崖身亡，蹊跷的地方是明摆着的，但线头却藏得很深，现在还拎不出来。我又换了个角度，假设自己是杨展，想要害阳传良，该从什么方面下手。
会不会是催眠呢，深度催眠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难，如果下达的指令会危及生命，通常被催眠的人潜意识里会抵抗的。能催眠催到让人去死的，我知道有，但杨展能请得动？而且杨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请催眠师对人下达自杀指令？哪个催眠大师犯得着做这种事情？
药物作用呢，有些精神类药物服用过量，可以导致人郁郁寡欢，甚至有自杀倾向。但是法医尸检并没有这方面的发现，而且就算吃了药想自杀，也会留下遗书之类，至少会给妻子或其它的密友一个电话吧。
要么哪种超自然力量？
我连忙让自己打住，这太没谱了。
现在掌握的有效信息太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推断，基本都是无效的。
必须要多些线索。阳传良这头，已经没多少可查的了。但假定两宗自杀之间有关联，那我就不妨从调查杨展的自杀入手。他可不像阳传良一样，自杀前失踪数天，自杀当时无人看见。他为什么要自杀，总有人知道吧。
我错了。我托了关系，找到负责杨展自杀案的刑警，这才知道，杨展的自杀原因，依然没有头绪。而且杨展无妻无子，母亲得了老年痴呆住在养老院里，没人盯着警方找自杀原因。这宗案子上，警方的精力是放在杨展持枪劫持人质上，而不是之后杨展的自杀。比如花了功夫去查枪的来源，结果端掉了福建一个以造黑枪为生的村子。而这个案子，本来该是个大花边，媒体追炒的热点，太劲暴了。其实却没翻起多少浪花，因为当日的受害者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竭力地把事情压了下去，比如李校长，虽然因此而入狱，但背后的大学依然做了许多工作来消除影响，否则会对该大学的声誉造成极大的负面打击。
“我觉得，杨展是心里对这些人的恨积累到了无法再忍的程度，一下子暴发出来，做出这样耸人听闻的事情，然后又不愿接受法律制裁而自杀的。”查案的刑警这样对我说。
但我不相信这么简单。作为经历了那晚事情的人，我感觉杨展的肚子里，藏了很多东西。
通过那位刑警，我找到了“络腮胡”就是被杨展蒙骗，帮他演了一场劫匪戏的演员。他们也是被杨展蒙蔽的，不能算是同伙，所以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拘留调查，最后还是放了出来。
这人叫黄良，是个野路子的表演艺校毕业。十多年前，演艺明星产业渐成气候时，一窝风有许多的表演艺校涌出来。读几年出来，基本是没有文凭的，说到教学质量，用良莠不齐来形容还是轻的。从那里头出来的人每年一大批一大批，可哪有那么多的正式上镜机会，别说他们，连正规中戏上戏北电的学生，也有接不到活转行的。用行话说，就是想被潜规则，也得有机会站到导演制片跟前不是。所以这些小艺校表演班的，出来能进草台班子走走穴算是不错的了，更多的，是在夜总会里兼着一份小姐的差等机会，等着等着，也就彻底沉沦下去了。
相比有姿色的女生，男生的机会就更少了，多数只能候在电影厂门口等群众演员的机会。黄良前就这么度过了十年，后来觉得年纪开始大了，再等下去实在是没有出路，就和几个同病相怜的，一起组了个表演工作室，教人表演。收费不高，到也有点生意，至少比等在电影厂门口强些。
那位刑警很够意思，怕我约不出黄良，帮我打了个电话给他。所以黄良见到我的时候神色不宁，问一句答一句，非常配合。
去了络腮胡，他看起来比那晚年轻许多，也就和我相仿的年纪。浓眉高鼻，算是长相英俊的了。
“这件事情，我完完全全是个被扯进来的局外人。我怎么知道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情，他设计好剧本，我们照着演就是。我只当是他又要搞个恶作剧，哪里想得到他来真的。”黄良一个劲的帮自己辨白，生怕我是来采访的，把他在报道里写得很负面。哦对了，我的确是以采访的名义来找他的。
“又要搞恶作剧？你是说，他从前搞过？”
黄良一愣，连忙摇头：“没有没有，我是说，我们之前也接过类似的业务，设计场景来作弄别人。”
我深望他一眼，他咧嘴冲我笑。
我不信他是口误，但黄良一口咬定他和杨展就有过这么一次合作，是杨展看到他们的招生广告，主动找上门来的。
“就是这样了，我已经把事情经过全都讲了，剩下的，当晚你也在现场，也该都瞧见了。我对警察也是这么说的，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也是上了当，也是受害人啊。说好了五十万，先付了十万定金，回头再付四十万。我是看在钱的份上答应做的，现在倒好，我到哪里去收尾款，还惹了一身的腥，差点吃官司。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会来趟这混水。”
黄良翻来覆去吐苦水，把自己和杨展撇得一干二净。我觉得再问不出什么，只好结束谈话。起身离开的瞬间，我发现他的瞳孔忽然放大，这是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放松的表现。
他果然有什么瞒着没说。
如果他和杨展还有过交集，是为了什么呢？
“对了，你见过阳传良吗？”
他低下头看表，然后才抬起头问：“啊，什么，谁？”
“没什么。”我耸耸肩：“也许还会找你了解情况，到时候再通过赵警官找你吧。”
“哦，你直接找我就行，知无不言，知无不言。”他伸出手来，和我一握。
手心微汗。
黄良之后，我接下来的访问对像是杨展的同事。杨展独自居住，最熟悉他的，就是同系的教授和实验室里的同事及助手了。我绝不相信一个人会毫无端倪地自杀，就算是精神问题，也必然会有先兆，区别只在于身边人有没有注意到罢了。
如果我能了解杨展自杀的原因，也许就抓住了阳传良自杀的隐藏线头。
其实我本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因为杨展和其同事之间的关系，要比阳传良和同事间的关系淡，这是两人不同的性格决定的。既然阳传良的同事没有觉察出先兆，多半杨展的同事也不会。
结果让我惊喜。
在杨展自杀前，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或者也可以说是同一件。
其一是我在访问所有的人时都提到的。3月22日下午，我收到请柬的四天前，杨展在为大一新生讲述量子物理的基础课时，上到一半，突然离开。没有人找也不是接了电话，而是讲着讲着，一下子停住，呆站了半分钟，然后发出怪异的大笑，扭头离开了教室。此后直到他自杀当天，凡是他的课全都请假，再没上过一堂。
其二是杨展的助教，他带的博士生张芳告诉我的。22日上午，她从物理楼一楼的收信处帮杨展拿了一封信。她和杨展的关系算是很熟的了，在把信递给杨展的时候，就半开玩笑地说了句：“杨老师，这儿有封从精神病院来的信呢。”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芳瞥了眼信封，这是单位统一印制的信封，所以在信壳的右下脚有单位名称，是一家精神病院。
没想到杨展听了这话，眼瞧着信封，脸色就不对起来。
张芳知道自己肯定是说错了话，也不敢再问为什么。杨展对信封发了会儿呆，撕开信封，里面是封长信，先前张芳把信封拿上来的时候，就觉得里面鼓鼓囊囊的。杨展看着信，表情更加古怪，眉毛越挑越高，仿佛信里写着让他非常惊讶的内容。
张芳觉得自己不合适再呆下去，就悄悄的出了办公室。一整个上午，杨展就再没出过办公室，中午张芳经过的时候，从半掩的门往里看了眼，见杨展依然在捏着信纸发呆。然后到了下午，就出了杨展课上到一半嘎然而止这件事。
“你记得那是个什么精神病院吗？”我提拎着一颗心问。
“武夷山市精神病院。”张芳很肯定地说：“我都不知道，还有个武夷山市呢。”
四个半小时后，我坐上了开往武夷山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