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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零
出了门我冷得一哆嗦，雪又下起来了。站在台阶上透过雪花看见思文站在前面，穿着那件熟悉的粉红雨绒外套，邻居家门口的彩灯在她脸上一明一暗地闪。一阵风卷起雪花，遮没了她的身影，风落了她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推了单车，把铃摇得“叮叮”的响。走过去她说：“这样的天也骑车来。”我说：“开始没下雪。又不太远。”她说：“花几十块钱买张月票也不会就穷死了你，人总要对自己好些，你不对自己好谁还会跑来对你好！”我说：“总想着过几天就回去了，过几天就回去了，就拖下来了。”我说着忽然意识到可以趁机给她一个不伤自尊的提醒，又说：“真的过几天我就回去了，在这里再没有什么可等待的。看了三年多，我看透了，好地方，却不是我呆的地方。”她说：“你是应该回去。别人不了解你，总是要你留在这里，不要听他们的。”两人都沉默了，踩着雪地沙沙的响。到了路口她说：“还早，去不去我那里坐一下？”我说：“好。”她说：“看见雪我又想起了纽芬兰。”声音中带着一种凄切。我心里发冷，说：“多伦多的风没那么猛。”她说：“纽芬兰的一幕幕都就像昨天，那时候你刚来，现在又要走了。一晃三年多了，这么多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说：“今年多伦多的雪比去年下得晚些。”她说：“什么事都是一去不复返，人一辈子也是的。纽芬兰你这一辈子也不会去了，我大概也不会去了。”我说：“多伦多到底还有不少富人，徐先生这幢房子恐怕要五十万。今天晚上他恐怕用了几百块钱，啤酒都是十箱。”她忽然一笑说：“多伦多的风没有那么猛。雪比去年下得晚些。啤酒都是十箱。”我尴尬地笑几声，说：“我骑车你敢不敢搭？”不料她说：“下大雪搭你的车，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说：“我是怕别人看见了又嚼舌头呢，以为我们还怎么样。我反正过几天就走了。”她说：“你不愿意去就算了。”我说：“你不怕我怕什么！”抖落身上的雪花，骑了车，她跳上来，迎着雪向前骑去。
到了她房里，我问：“到底有什么事？”她说：“你想走了是吧，这里有鬼要吃了你！”我不好意思，坐下来说：“烧点水泡杯茶来吃，口渴死了。”她去烧了水来说：“其实你可以再等两年拿了公民权再走，绿卡别浪费掉了。有了护照来去就自由了，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我说：“还等两年？两个月对我的意志都是一个考验。闭了眼睛哪条街是什么样子也在心里画出来，还来干什么？来打工差不多，可钱我也不想赚了。”她笑了说：“赚饱了。”我说：“肚子吃什么山珍海味也会有个饱的时候，钱是赚不饱的，越多越饥渴。我只是不想去赚了。”她说：“绿卡废了到底可惜，香港人想移民还得投资十五万呢。护照到了手，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国门就像自己家的菜园子门一样。”我说：“中国又不承认双重国籍，回去了我一个加拿大人在单位走来走去，别人还不看我是怪物。”她说：“那也是，有人心里会恨你，不惹他他也会恨你，人就是这种东西。”我说：“拿个加拿大护照回去了，我觉得心里对不起谁似的，其实我又明白也没有就背叛了谁这回事，何况我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人一起笑了。
我又问：“你家里又来信了没有？”她说：“来了。”我说：“你妈妈又骂我了吧？”她说：“她恨得你哭！我哥哥说等你回去了找人打你一顿。我赶快写信回去了，要他们别。”笑笑又说：“你也别怪他们，他们没文化的人就是这样想的。”我说：“要是不痛，打我一顿也是应该的。”她说：“不说这些，讲好了你回去帮我带几样东西。”我说：“已经有几个人要我带了。”她说：“别人的东西你不要都搂在身上带了，他们利用你。”我说：“帮你带就不是利用。”她直笑。我又说：“带几件东西倒没什么，只是我怎么敢往你家里去送？那不是舍身饲虎？骂一顿倒算便宜的！”她说：“你写信叫我哥去你家拿。”我说：“也只好这样，东西别太多，会超重的。”她说：“别人的我不管，反正我的东西差不多也就是十斤。”
我突然记起来，问：“什么时候你跟袁小圆又好成了那样，两个人头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老半天，你出去她还送你。”她说：“她脸上这几个月长了一些小疙瘩，她自己倒不在意，以为反正小孩也有了。我劝她找医生看看，不要就让它去。我跟她讲，男人都是有个坏心的，做妻子的要把自己装点好了。”我笑了说：“你比男人自己还了解男人！怪不得跳舞的时候你还不想跟孙则虎跳。”她惊奇地望着我“你注意到了？我还是跟他跳了，总不好让人家难堪。”迟疑了又说：“告诉你你千万别出去讲，讲了你就不是个人。孙则虎有几个星期总到我这里来，含含糊糊说些擦边的话，我总不应他的茬。有天忽然他抓了我的手想拉过去，我用力推开了。他说，我太不应该了，我犯错误了！退到椅子上坐了，垂头丧气的两手抱着头。我以为他怎么了，又过去安慰他。他又一次拉我的手，我还是很温和地拒绝了。后来两人又没事一样，说些七七八八的话。他去了，再没来过。”我说：“说起来这一点也不奇怪，‘都有个坏心’一句话全解释完了。”她冷笑一声说：“什么你看了都不奇怪。”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太豁达了点，想做出惊讶气愤的样子也来不及了，说：“天下怪事太多，太多了，见怪不怪了。”又扯开去说：“最近还好吧？”她说：“还可以，不好又怎么样，还不是要往下活。”我说：“什么事也不要拖拖拉拉的，拖在那里总是件要做的事。”她说：“什么事急也急不好，拖在那里不是好事，也没坏到哪里去，急成了坏事就完了。我这一辈子还能禁得几次？”我说：“什么事还是要不动声色地主动点。”她说：“什么事我也没太去在意。前不久我病了两个多月，胃有了毛病，人都瘦掉了十磅。看了医生也检查不出什么。医生说是心情不好引发的。我一急，干脆就想通了，什么事退一大步去想就想通了。反正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上也没有完全幸福的人，关键是自己怎么去看，还有太多的人还排在我的后面。”我说：“知足常乐这句话倒救了很多人，中国传统真有了不起的一面。可惜那些真正足的人他总是不知足，也总是不乐。”她说：“那不然还怎么想？三十出头还是单身，钱也只剩一千多块了，身体又垮了，快毕业了工作也无影无踪，自己想起来好凄凉。再不乐观点，就没有命了。我这些事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知道我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我不幸的一面。你看我还乐观是不是？我的乐观是真乐观，不是做给人看的。要痛也痛过了，要悲观也悲观过了。”听了她的话我心中悲戚，心里“咚咚”地冲得厉害，她见我的神色不对，说：“你也不必心里有什么，我自己都想通了，你心里还那个干什么？说到底一切都是命运，命运是对人生无法解释的一切的最终解释。想不通的时候想到是命中注定就想通了，痛苦也就不是痛苦，烦恼也就不是烦恼了。”
我最怕她一个人这样拖下去，问：“打算怎么办呢？”她说：“赚钱！毕业了我不想去找工作，不说找不到，就算找到了，赚钱也太慢了。赚钱，赚钱，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理想了。活到了今天可不敢再小看了钱。我要经商去，从零开始。我知道太难太难，但我不会放弃，你知道我做什么事是最有耐性的。”我说：“总不能这样下去。”她说：“那些我都不急，什么孩子，什么家，都排到后面去，别误了我的正事。这几年是最紧张的时候，别的也顾不上了。我一个人过着也挺好，要寂寞也寂寞惯了，要痛也痛过去了。一个女人，她最大的愿望吧，就是嫁给她自己愿意嫁的那个人，不然怎么说她是一个女人？可再怎么有色彩的女人，她成为妻子了，也就没有色彩了。色彩来自想象的余地。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就轻松了，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只是为天下女人悲哀。”我说：“你的话我听了怕，还是个女强人派头。”她笑了说：“要这么说也可以。我和别的女人不同，是在油锅里滚过几滚的。别的女人精明能干，冲锋陷阵，心里还挂念着男人的温情。只有连这个也不想了，女性才是真正的解放了自己。”她说得很轻松，我听去竟觉得彻骨的冷，打了个寒颤，一身冷疙瘩都起来了。我说：“思文想不到你这几个月变了这么多，我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她一笑说：“人也是逼出来的。从凌志的事以后，我就想开了。现在去想那些十八二十岁的少女，觉得很可笑。”我说：“到底世界上还是有值得投入的。我当然不是，但总还是有。”她说：“也许就有那么几个吧。但你想都不能想就能被自己撞到了，真的你想都不能这样去想，这样想的人一定要倒大霉的，那是一定的。”
又说了一会话，我说：“快十二点了，我回去。”她说：“咦，事情还没说呢，你这就走？”我说：“不是说了吗，十斤东西。”她说：“还有，你借点钱给我。”我说：“你真的要借钱！”她说：“不早跟你说了吗？你不要担心，我立字据，付利息给你。我毕业了有段时间要作经商的准备，到处跑，又没收入，生活总要过得去才行。”我说：“你还是去找工作好。”她说：“你实在不愿借也没办法，你的钱我知道也是血汗换来的。”我说：“借多少呢？”她说：“一万块可以吧？”我从沙发上跳起来说：“一万块！你还不如一刀把我宰了的好！”她笑了说：“要了你的命吧，那就五千块，五千块再也不能少了，连原来的两千块，一共七千。我总要作半年到一年的打算。”我说：“我这就回去了，你还不如找别人借。”她说：“你还犹豫呢，别人更犹豫，在这里借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放心你的钱总会在这里，还生着崽呢。除非我被汽车撞死了，你就吃了这个亏算了，不要跑到我家里去要，他们剥皮卖了也还不起。只要我这口气还在，你的钱等于还存在银行里。”我叹气说：“不借给你呢，你也真的周转不过来，借给你呢，我心里又不是滋味。好不容易凑起了五万的整数，一下去了五千，心里就有个缺口。”她说：“你这心情我太理解了。这就是你！但是你要想到你的钱还是在那里，心里算帐的时候算进去，那个缺口就补上了。”我又叹气说：“那就冒一回险了，以后上街你小心点，别给车撞了。”我从口袋摸出一张空白支票说：“准备开了交房租的，先给了你吧。五千块！我到加拿大还没开出过这么大的支票呢。”她说：“慢点。”她拿出纸笔，写了借据，利息多少，借期多久都写了，签了名给我。我填了支票签了名给她，说：“马上就去把这笔钱取了，让我心里一刀两断，不要又拖几天，搞得我心里悬悬的，好难受。”
有人敲门，是一群邻居来祝圣诞。白人、黑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都有，只没有华人。他们擎着蜡烛依呀依呀地唱，思文也跟着唱，像那么回事。我低头看见门口那双大拖鞋还在那里，就趁他们唱着，轻轻地踢到门外，又踢到人群后面去，弯腰一只手提了，踮了脚和思文打个招呼，她唱着微微点头，我就去了。下了楼，我把拖鞋用力甩到对面的房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