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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我每个星期回城一次，在家里呆两晚一天。每星期天晚上从老板手里接了钱，搭丹尼的车回城去。第二天早早地到银行把钱存了，然后坐在一边，看存折上计算机打出来的数字，心里计算着这个月又能存多少，什么时候可以存到一万块。把存折看上半天也是很大的快慰，看完了小心收好，还暗暗在心里嘲笑自己一番，没料到在加拿大自己变成了个钱迷。到葛老板那儿工作以后，积蓄的速度大大加快，每个月能存一千多。每次这个存折上满了一千，我就把这一千转到另外一个户头上去，在那儿凑成一个大数。看着那大数一级一级跳上去，我就在心里对自己扮了鬼脸儿偷偷地笑。
（以下略去400字）。
和思文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又写了一封信给舒明明。不敢说吵架的事，只说自己处境不好，心情也不好。她回了信到历史系，要我不要去赚那些“要命的钱”尽快回去，还有一些疯疯颠颠的话。我看过以后舍不得撕掉，藏到哪里也不安全，就放在衬衣口袋里。这个星期一思文叫我去学校游泳，脱衣的时候我想起那封信，一摸竟不见了，翻遍了口袋也没有，我想可能是掉在餐馆的楼上了。到了游泳池边我还在想，思文穿了游泳衣过来问我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怕她再问，抓了她的肩往水里一推。那天思文态度特别好，缠缠绵绵又有点恋爱时的意味了，这使我心中都有点不知所措。游泳回来我把挂在壁橱里的衣服都摸了一遍，又在床上翻找了，都没有。我确信那信是掉在餐馆了，就不再去想这件事。
中午我在楼下厨房里淘了米准备煮饭，思文站在楼梯上喊我：“高力伟来，有一封信。”一边向我招手，脸上神神秘秘地笑。我心一沉，马上想到了那封信，但看她的神态又不象。我放下锅跑上楼去，一看她手上捏的那信的纸样，就明白糟了。思文说：“有一封信，在椅子底下捡到的，可能是老宋的女朋友写给他的，他昨天到这里来过。这上面写的是宋志，老宋又是叫宋志明。”宋志是我给自己起的化名，舒明明来找我，就在门外叫“宋志”我去找她，就在她家楼下叫“范娟娟”我连忙说：“那肯定是的。别人的信你不要看，宋太太知道了就不得了。我下午正好去找老宋一下，带了给他不让他太太知道。”思文把信递给我，递了一半又往回一缩，我伸手一把抓没有抓到。我的动作引起了她的怀疑，她说：“那不，我还看一下。我还只看了开头几句。”我说：“要不得，别人的私信你看什么？”她说：“又不是我拆他的信，他自己掉到这里的。你知道我是最好奇的。”她把信打开，我突然伸了手去抢，她有准备，一让我没有抓到。她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把信折了放到口袋里，说：“你先出去，我自己先看。”我说：“一起来看一起来看。别人的私信你最好不要看。”她说：“别人是谁？我看这个别人就不是别的人。”说着使劲把我往门外推。我知道没办法了，被推到门外说：“你看吧，你看吧。”门砰地关了，我反而平静了下来，下了楼去煮饭，心想，你总不会忘了打我把钢丝发梳的橡皮都打得翻出来的事吧！我甚至感到了一种压抑的轻松，一种带恶意的快感，一种把一切都豁出去的力量。
我把饭煮上，刚准备切菜，楼梯“咚咚”一阵响。思文站在楼梯上，把信捏成一团向我扔来“老宋的信，你自己看去吧！”说完又“咚咚”上楼去了。我把信塞到口袋里，继续切菜，体会着这风暴到来之前的平静。初春的阳光从窗外射到脸上，有一种柔和的温热，鸟儿在树枝上欢唱，我切着菜，刀在塑料砧板上发出空洞的声音。我想着思文也许在等着我去给她一个出乎意料的说明，使这一切都得到虽然奇怪却合情合理的解释，我偏不去。过了一会楼梯上又一阵响声，思文走下来问：“信呢？”我很平静地说：“你不是看过了吗？”她提高声音说：“信呢？”我说：“你自己丢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她转了身子在地上看了一圈，突然向我扑过来，伸手去搜我的口袋。我用力挣开，她又扑上来说：“信呢？你不给我，我今天就要你拿出来。”她以拼命的姿态抱了我的腰，我挣了几下没挣开，只好说：“你拿去，你拿去，跟个恶婆娘一样。”她搜我的裤口袋，摸出一张纸说：“不是的。”正想塞回去，又看一眼说：“咦，这又是一封。”这话提醒了我，可糟透了！这是我写给舒明明的回信，写了一半塞在口袋里，我都忘了这件事了。思文拿了这封信，那封也不要了，又“咚咚”跑上楼去。楼上传来门砰地一响。我也没心思做饭，关了电炉，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发呆。不一会听见房门一声轻响，思文慢慢走下楼，平静地走到我面前，把信递给我说：“收好了，你去寄给那个女人吧！”我接了信，慢慢折好塞到口袋里，也不做声。
思文站在那里说：“怪不得，怪不得。”停一会她说：“怎么不做饭，肚子饿了。”我说：“我懒得吃呢。”她说：“你不吃我还要吃，气得饭都不吃，我没那样蠢，伤了身体是自己的。”说着就去做饭，做好了端到客厅说：“吃饭。”我端了碗闷闷地吃完，说：“瞌睡了。”就上楼去。她跟了上来关了房门说：“高力伟我跟你谈谈。”我说：“谈什么谈，我要睡午觉了，累了一个星期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一次午觉。”她说：“好骄傲！搞半天是我没道理。”我说：“道理从来都在你手里。”她说：“怪不得你对我这样铁冷冰冷的，原来你在国内还有个情人。”我说：“什么情人，情人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可以说的，我跟别人怎么样了吗？是朋友，朋友！”她不容反驳地说：“情人，就是情人！”我说：“你要说是情人我也没有办法。”她轻笑一声说：“我心里想的是你，做梦也梦见了你，这是写给朋友的话吗？”我说：“我不想骗她，也不想骗你，我就是这样的心情。我原来没有这样的心情，有这样的心情我就不会出国了。但到了这里我心情变化了，你自己知道是为什么。”她说：“我昨天还在想，这样下去我们的关系很危险，今天还叫你去游泳，看起来我是自作多情白费心思了。”我说：“既然话挑明了，我就说几句。游泳什么的，不能解决我心里的问题，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能接受一个压倒我的女性。这一点我想骗自己也骗不过去。你说这是封建思想也可以，批判了也不能解决我心里的问题。没有了感觉你有什么办法，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思文激动得有些结巴起来。“好，好，高力伟，好。你倒还嫌我太能干了，我难道我懒得讲。”我说：“那我可就睡了。”说着躺了下去。她说：“你坐起来。”我故意想转移话题，说：“我这么歪着听也是一样的。”她就让我那么躺了，说：“难道我愿意这样？我是被逼出来的，逼出来的！我还想做个贤妻良母呢，什么事你都包圆做了，我正好难得劳神，在家里坐享其成，别操心把自己操心老了。”我说：“那好，你真的就不劳神了，倒是你我的福气了，只怕你舍不得放权。第一件事我就说思华不要来了，来了没有意义，你愿意不？”她说：“你又逼我！”我说：“说了你做不到，还要说自己不想操心，想做贤妻良母。”她说：“形势逼得人没有办法！想来想去我就是想不通自己哪里错了！”她伏在桌上哭起来“我好不甘心啊，心里好委屈好委屈啊！妈妈，妈妈！你女儿心里好苦命好苦啊！”她哭着肩一起一伏，象有一只无形的手压下去，放松，再压下去。我坐起来，观察她究竟是撕心裂肺的痛哭呢，还是感情的夸张放纵。过一会我叹口气，心中那柔软的部分又占了上风。我躲避着这种柔情，在心里对自己说：“人啊，有时候得狠心一点，没有办法！被那同情的感情支配了，到头来害了自己也害了她！她都设计好了，去游泳制造浪漫气氛，然后，把头无力地靠在你胸前，然后但是，有了那样许多以后，这可能吗？我应该有勇气告诉她，我已经不爱她了，自从那次挨了打以后，那样的感情在我心中就再也没有办法恢复了，那是一个临界点。人不应该回避心灵的真实，尽管这种真实那样残酷。”这样想着我几乎有了勇气把这种想法说了出来。我意识到了这也是一个机会，既然揭开了伤口，就不能再回避，要痛就做一次痛了。
我站了起来，在那一瞬间似乎更有了勇气。我深深吸一口气给自己一种鼓励，说：“思文，你听我说。”她抬起头，一声不吭望着我，目光透出一丝哀怜。我害怕这样的目光，面对这样的目光我没有勇气说出那种残酷的真实。在那种狂暴的对抗面前我有力量坚持到底，但在这样的神情面前，我坚持的勇气在迅速的瓦解。站在那里我感到了内心力量的消逝。思文见我不说话，平静地催促我：“你说，你想说什么你就都说出来，我听着呢。”我在心中告诫自己：“不要回避现实，今天回避了明天还是回避不了，说出残酷的真象不是卑鄙，不诚实那才是卑鄙呢。”我感到生命那沉重的帷幕又一次在拉动，展示真象的时机到了。我又深吸一口气，象是要吸入一种勇气，说：“思文，你听我说。”她显然注意到了我神态中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睁大了眼紧张地望着我的脸，象准备接受某种的宣判。我的勇气一下子又消失了，说：“思文，你听我说。”
我延宕着想重新鼓起勇气，深吸一口气，却看见她眼睫毛一眨一眨地，就机械地说下去：“你听我说，这件事是我的不对。”鬼使神差，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我心中感到一种隐痛，但还是继续说下去：“这件事是我不对，我前一阵子心里太苦恼，没有人说，就写了一封信，心里有苦恼总想找个人说。”她紧张的神情松驰了，平静地说：“按你说你倒是对的，不对的是我。心里有苦恼，想找个人说说，谁又能说这不对呢？说起来倒不是你错了，是我错了。”我说：“我又没有说是你不对。除了动手打我，别的我都可以理解你。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自己不能干又怎么办，有谁会来可怜你帮助你？只有自己救自己。但是理解是一回事，接受又是一回事，你说是不？我理解你，谁又来理解我？让我把自己闷在心里闷死？”她说：“高力伟你别把话说偏了去，你跟那个范娟娟有不正常关系在前，我动手打你在后，是不是事实？”我急了说：“什么不正常关系，你没有根据不要乱猜。”她说：“我到什么地方去找根据，隔了千山万水还有一个太平洋，谁知你们两个一年都干了什么！信上写的就够了，等你一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你再看我一年会回去不？会回去就是真的，反正一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她说：“那还可以又写信说等两年呢。”我见她步步紧逼，心中的反抗情绪又开始涌动，就想着是不是干脆倔一下转个弯，把对话拉回到感情已经破裂的话题上去。正想着思文说：“以前的事我也不计较了，哪怕你跟这个范娟娟有过什么”我连忙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她不听我的解释，说下去：“哪怕你跟这个范娟娟有过──什么事，我也算了。你自己说，现在怎么办？”我说：“我写封信给她，说清楚我们远隔万里，前途未卜，有太多的想法也不现实，就此不要再来往，这可以吗？”她说：“可以，但是”我打断她说：“好，好。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写封信你去发，这总可以。还要怎么样你也说出来，总不至于逼我写信骂她。说起来都是我不好，她小孩子不懂事，也挺可怜的。”思文说：“小孩子不懂事？别让我笑了。别的也许真的不懂，挖墙脚她可懂。”我说：“不说了，不说。”她说：“那你写。”我说：“今天来不及了，下个星期写。”她说：“随你，你不写也随你。”
一直到晚上思文再不提这件事，我也没料到这么轻易风暴就平息了下去。我猜想她是算计好了放我一马，这样就平衡了自己对我动手的事。吃过晚饭我说：“外面天气好，我出去走走。”她说：“我也去，在家里都憋一天了。”我说：“监视我吧，我在这里找谁去！”她说：“在这里我倒放心，你找不了谁。”我说：“那你也别小瞧了我，下次放颗卫星给你看看，还不惊得你蹦跳。”她笑着直摇头。
我们信步走到一片草坪，在长凳上坐了。春风带着潮湿的暖意在人的周身温和地抚慰，天穹发着淡白的微光。在夜色朦胧中，有人在低语，却看不见人影。花儿在某个隐秘的角落散发出淡淡的芳香，树梢上泛着银光。沉寂中有一种隐约的浠浠之声，象微雨飘洒在草地上，又象无数小虫在草丛中跳跃穿行。沉默中我感到了一种压力，于是说：“到了春天纽芬兰还是很舒服的，冬天真的太漫长太可怕了。”她说：“到明年买一辆车，冬天就没有那么怕人了。”我掐下一根多汁而肥大的草茎，用手揉碎了，把那汁挤下去，又把手凑到鼻子前去闻那草茎的清香。思文大概也感到了沉默的压力，说：“我有点冷了，回去吧。”我说：“走。”在路上我信口提到葛老板说：“要我象葛老板那样过一辈子，我也不愿意，有钱也没意思。”她说：“不知道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好象有什么大事等着你去做。一个人能那样也就可以了，还要怎么样呢。”我说：“没有意思。”她说：“没有能耐做到那一步倒是真的，自己做不到也不要说别人没有意思。”我说：“又嫌我无能了。”她说：“你这么多心叫我怎么说话？到处是地雷，走一步就踩着了，轰的一声爆了。也许我和你只能说与你和我都无关的话。”我心想，怎么回事，随便说句话就对上了，这怎么得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思文说：“想起那年刚结婚，胡大鹏的妻子对我说，高力伟长那么嫩相不好呢。要我有机会了寻事跟你吵，把你磨老了才能够放心。我当时还奇怪她怎么会这样想，谁愿自己的丈夫老呢？结果真的出问题了。想起来她倒是对的。”我说：“这半年多我起码老了三年。”她说：“可惜还是不见怎么老。”我伸了胳膊去搂她，她一甩让开了。我说：“你不喜欢老子老子自己喜欢自己。”她说：“你讲错了，我不喜欢你还会有别的人喜欢你。”又说：“有件事我实在忍不住要问你。”我说：“又要问那件事了，终于忍不住了。”她笑一笑说：“就让我好奇一下可以不？你老实告诉我，那个范娟娟到底是什么人呢，长得特别漂亮还是怎么的？我就不相信她能够比我强到哪里去了，还能强到哪里去呢？”我几乎想说：“就是比你弱到哪里去了才有了味道呢，还敢比你强？”怕又会引起不高兴，忍了没说。她催促我：“你说真的！我不会怎么样！”我想，你不会怎么样？你真的是不吃醋的人！我可没那么傻！我说：“那些多余的话就不必说了吧！”她说：“哼，我不知道？那些故事还不都在你心里。”
三十三
思文说得不错，那些故事都在我心里。
跟舒明明认识，是我自己也没料到的。那时思文刚刚出国，我们欠下了一些钱，我心里很不安。朋友介绍了一个晚上教自考学生的机会，我就答应了。授课的时候，我发现坐在靠窗位置的一个姑娘总注视着我，我敏感地觉得这种注视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意味。那姑娘一停止笔记，目光就停在我身上。有一次我把目光转向别处，然后突然朝那边望过去，她就很羞涩地低了头去记笔记。这种羞涩使我觉得很有意思，讲着课不时将目光扫过去并停留一下，她竟不敢再抬起头来。她的长相并没有激起我心里的某种特殊体验，我只是觉得这样有点好玩。下课的时候她站起来，我甚至有点失望，她身材矮小。另外两个漂亮的姑娘带着含蓄的媚人微笑对我点头，从讲台边经过，她们神态沉着，举止从容大方而有分寸，显然相当老练，对自己的风采有着深刻的理解。
我收拾了教案准备走，一个男学生拦了我问一些问题，那姑娘也站在几个人中间听着，闪避的目光中含着几分稚气的崇拜。不久好象是突然发现讲台边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而我正用询问的目光望了她，便羞红了脸悄然离去。讲了几次课以后，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叫舒明明的女孩写来的。她将自己描绘了一番，我就知道是她了。她的信中流露着自卑，希望得到我的特别帮助，并请求我借几本书给她。我猜想着这中间也许有着别的意味，一种好奇心顿然产生。把信收了起来也没有再去多想。
谁知有一天中午，我刚准备睡午觉，有人敲门。开了门一看是舒明明，吃了一惊，她见我有些惊讶，马上申明说自己是来借书的，又问我肯不肯。我总觉得借书是一个借口，但还是借给了她，心里笑着：“小姑娘你还是太嫩了一点。”她拿了书停了一停，见我不说什么，就说要走。等她站起来准备走，我忍不住好奇心，问她现在做什么，家住在哪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好奇心中也潜藏着不自觉的动机。她告诉我，她前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痛哭一场之后决心用三年时间通过自学考试。已经考过了几门，我教的这门课她感到最没有把握。她现在在一个公司当出纳。她说着这些的时候，语调平静又略带着点羞怯和哀愁。我想着她的胆子真是很大，居然敢找上门来。但她的神态又是这样淳朴，毫无矫饰，也不掺揉半点媚惑。我说话时望着她，她又微微红了脸，低了头不敢迎了我的目光。这种神态大大地激发了我心中的某种情绪，深心不由地一动。我问她对我讲课的意见，她用了尽可能好却不太精当的评语，其中包含着掩饰不住的热情。我笑了笑，出乎自己意料地大胆说了一句：“我哪讲得这么好，你的评价带了点感情色彩吧。”这种大胆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她马上绯红了脸，低了头瞧着地上，鞋尖在地上前后摩擦。我沉默着，使气氛变得沉闷而让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这种温和的窘境中，我感到了一种快乐。她终于抬起头来说：“高老师，我走了。”我觉得有必要消除了那种压力，又把话题转向她的生活种种。原来她是工程师的女儿，两个姐姐都考上了大学，她自从高考失败以后，就生活在一种无形的阴影之中。她的话激起了我的爱怜，却没意识到这种爱怜已经悄然地和不自觉的情欲纠缠到了一起。她出门的时候突然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我说：“是的，现在是一个人。”一种诚实的愿望促使我想告诉她，我妻子出国去了。但一种专横的内心力量阻挡了自己说出这句话来。
下一次去讲课的时候，我一进教室就看见舒明明坐在中间第一排，我猜想她是早早到来占了那个位置。讲课中我偶然望她一眼，她就会意地微笑。她不再低了头回避我的目光，显然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下了课我擦干净黑板，转身看时学生都走光了，舒明明也不见了。我若有所失地停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失望的感觉在心中弥漫开来。这样的姑娘我不知接触过多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她们都不能和思文相比。但今天是怎么了？我明显地感到了今天的情绪有些异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过是寂寞中的幻觉罢了，过几个月就要去加拿大了。这样想了，那若有所失的感觉仍没有消除。我推着单车出了那所中学的校门，正准备骑上去，黑暗中一个拘谨的声音在叫：“高老师。”随着声音，舒明明从黑暗中闪了出来。我说：“你躲在这里！”她说：“高老师，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又怕别人笑我，这等在这里了。”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边走。我说：“舒明明，你的胆子很大。”她吃惊说：“大家都说我胆子小。”我说：“这么晚了你不怕我？”她说：“你是老师，我怎么会怕你？”我说：“你别以为你老师前老师后，我们就只是学生和老师了。”她说：“反正你我是不怕的。你我就是不怕。”她问我几个问题，也没怎么问到点子上，我回答了她。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她说：“我要从这边去了。”却站着不动。我说：“你走回去，不搭车？”她说：“都走有一半了，走回去算了。”我说：“送送你吧。”我上了车要她跳到后座上去，她说不敢跳。我又停下来让她扶了我的肩在后面坐稳，骑了起来。我提醒她坐稳，她两只手怯生生地抓住我的衣服。到了她家楼下，她说：“高老师，到我家去吗？”我说：“那怎么行？”她说：“怎么不行，我爸爸妈妈都很好的。”我想告诉她思文的事，又觉得太突兀，说：“今天晚了，下次去吧。”她指了楼上的阳台给我看，告诉我她家在四楼，又说：“没事来玩吧。”我说：“星期六请你跳舞去，去不去？”她不做声。我说：“不想去就算了。想去就说去。”她说：“去。”我说：“我怎么叫你？”她说：“我在家等你。”我说：“我怕你爸爸妈妈。”她吃惊说：“那怕什么，他们真的很和气的。”我说：“你爸爸知道你跟别人去跳舞，会打你的。”她说：“那你在楼下叫我。”我说：“叫你你妈妈还不跑到阳台上来看。我叫范娟娟，你就下来，好不？”她答应了。化名所具有的神秘色彩显然使她感到兴奋，她默默地念了几遍“范娟娟”说：“那就这样，你自己别忘记了。”她口中轻轻念叨着那个名字上楼去了。
这种带有秘密性的约会使我有着特殊的感受，我想舒明明更会有这样的感觉。星期六傍晚，我在楼下叫一声“范娟娟”她马上从阳台上探出头来向下面挥一挥手，两分钟后就下来了。我注意到她今天化了妆，比平时漂亮一些，走过来时也显得特别轻捷。她走过来要搭我的车，我用手势阻止了她，要她跟在我后面走。到了没人的地方，我扶着她坐上去。她问：“怎么要到这里才搭我？”我说：“那边有你的熟人，看见了不好，天还亮着。”她说：“那怕什么，又没做坏事。”我说：“别人要说闲话的，明天又会告诉你妈妈。”她说：“想告诉我让他告诉去，又没做坏事。”
她不太会跳舞，但身子轻盈，很容易带起来。跳了几曲，在闪闪烁烁的灯光的刺激下，那些歪七歪八的念头在我心中闪闪烁烁。跳完一曲，我拉着她的手回到座位上去，她顺从地跟着我。她坐下来，我说：“舒明明，给你说一件事，听不听？”她说：“是不是好事，好事我就听。”我说：“不是好事呢？”她说：“那我也听。”她把脸转向我，神色紧张又充满期待。我说：“我们算不算朋友？”她说：“你是老师。”我说：“这里谁跟你说老师学生那一套，问你算不算朋友？”她说：“当然。”我说：“算什么朋友呢？”她说：“好朋友。”我被她逗笑了，想说的话说不出来。又跳了一曲回来，我把心一狠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走远了才让你搭车，这中间有个原因。”她疑惑着望了我。我说：“你是小孩子，很多事不明白。对不明白的小孩子说不明白的话呢，那就太心狠了点。”我把思文的事简单地跟她说了。还没说完，她就“哇”地一声哭了。这时一曲完了，对面几个人回到座位上来，我捏捏她的手说：“别哭，他们过来了。”她止了哭，脸转过去对了墙壁抽泣。我想，怎么回事，至于吗？想分散她的注意力，又拉她去跳舞，她转过脸来，可怜地望着我说：“等会再跳好吗？”我说：“别跳了，我们走吧。”她轻轻抓住我的衣袖跟我出去。把她送到她家楼下，我说：“明明，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对不对？”她不做声点点头。我说：“你上去吧。”她说：“你先走。”我说：“我看了你上去。”她说：“我看你先去。”我说：“那我走了。”骑了车头也不回走了。骑了很远看见她站到了路中间，在幽微的路灯下看着这边。我在心里叹一口气，又往前骑，心里觉得失去了什么，又觉得一种轻松。
我再去上课，舒明明坐到后面去了，下了课也就走了。每次出门我在校门口停几秒钟，似乎等待什么，又希望那个声音出现，又怕那个声音出现。过了几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想这件事也就这么完了。谁知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了，一进门就说：“高老师，还书给你。”我想，怪了，还书怎么不带到上课那里去呢？我接了书说：“还有一本。”她说还要看看，下次再还。她还了书并不走，坐在那里不做声。我说：“最近还好？”她点点头。我说：“上班忙不？”她摇摇头。我说：“不说话，舌子被猫叼走了。”她一笑说：“没有叼走。”她说着站起来，悄悄向我靠近一点，委委屈屈地低了头，一只手下意识地摆弄着我的衣角。我心里冲动着，手抖了几抖想把她拉拢过来。我终于忍不住抓了她的手说：“我看看你几个斗几个箕。”看完我说：“再看看那只手。”她又把另一只手伸给我。我说：“你是两个斗八个箕。”她说：“那又怎么样？”我说：“算命的人有个说法，我也不清楚。”说着在她手背上抚摸了一下。她双手紧紧抓住我一只胳膊，我搂了她的肩，又在她额头上抚摸了一下。她突然一把抱住我的腰说：“高老师，我来晚了是不是，我是迟到的第三者是不是？你为什么结婚结那么早？”说着哭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偷偷摸摸的交往。她来得太频繁，简直一点也克制不住。我怕邻居说闲话，要她在窗外喊“宋志”开了门她一闪就进来了。我进一步，她就退一步，从来不反抗。这种信任反而使我觉得不能做得太过分，那太对不起她了。她什么都不懂，把我当作能够解答一切完成一切的人物。渐渐的我对这种柔顺着了迷，几天不见她，心里就悬悬着怪想的。我告诫自己不要越陷越深，不久以后就要去加拿大了。我也告诉了她，自己不久之后就会出国，暗示她对这件事的前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她说：“高力伟，能不能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愿意等。我还不老，是不是？”我不敢给她任何肯定的回答，一个含糊其辞的应允也会被她当作郑重其事的承诺，那样就把她害了。而且，我在心中暗暗将她与思文比较时，感情更多地还是倾向于思文那一方面。我说：“明明，我可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好，你还以为我真是个什么人物呢！我也没那么大的勇气去离婚，那伤害她太多了点是不是？出国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她说：“那你不爱我？你从来没说过你爱我。”我对她从不敢说爱，我觉得这个字份量太重了，那不只是一种感情的趋向，而且是一种承诺一份责任。我说：“我喜欢你，我心里喜欢你我又怕，这对你不公平。”她没察觉我的回避，说：“真的不公平，但我也没有办法，是我自己来晚了。”又说：“我还有点希望没有？那我就没一点希望了是不是？”我含糊地说：“慢慢看吧。”
那天她走的时候有点不高兴，以后好几个星期没有来。这时课上完了，我也没去找她，心想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理智毕竟在她心中占了上风。几次想去找她，我内心也有一个声音警告自己：“慎勿造因！这样完了也好，再往下就真会有一场伤心了。”可我心里又总是期待她来，每次出去都觉得她在窗外叫我，匆匆赶回去，怕错过了。到了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又惘然若失。有天晚上，她在门外叫“宋志”我开了门，看她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怪可怜的。我见上下没人，示意她进来，她一闪就进来了，说：“我还是想来看看你，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这天晚上她在我屋子里呆了很久，我们和平时一样用很低的声音说话，笑了两个人就都捂了嘴。我床头有一张画，是个执网球拍的少女，她指了那张画羞羞怯怯地说：“拿下来好不？”我说：“怎么呢？”她不好意思地笑，又指指那张画说：“换一张。”我明白了，笑得喘气说：“画片上的人又不是人，怎么就碍着你！”她说：“就是！”外面有人敲门叫：“高力伟，高力伟！”我和她坐着不动，不做声。外面的人说：“有灯怎么没人。”又敲几下去了。我和她相视一笑。快十一点钟我说：“你该回去了，再晚妈妈会骂你。”她说：“好，你送我。”我打开门又关上说：“今晚不回去了好不？”她点点头。我说：“开你的玩笑呢！那你爸爸妈妈还不会骂死你！”（以下略去130字）我站在门边犹豫一会，说：“还是走吧。”探头看看上下无人，示意她出去，骑了车送她回家。
以后舒明明几乎每次见了我都说：“给我一点希望。”我理解她心中那种没归宿的漂泊感，不安全感，但又哪敢承诺什么？躲躲闪闪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再提这个问题。在一次分手之后，她没有任何暗示就突然不来了。我开始还想着，再有半年就出国了，不来也就算了。渐渐的心中变得焦躁不安，不能静下心来做一点事。终于我忍不住，骑了车到她家楼下去叫“范娟娟”也没人应，去了十几次也是这样。我作了种种猜测，又都推翻了。有几次我在楼下徘徊很久，希望能够偶然遇见她，但总是失望。我变得越来越焦躁，想见她一见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我这时知道自己是动了真感情了。忽然有一天，我在屋子里枯坐，一个声音在门外叫“宋志”我激动着去开门，却不见人影，脚下放着几本书，是我借给她的。我用脚把书往屋子里一扫，关了门就追下楼去。只见舒明明在前面走得飞快。她没回头就察觉我在后面，就小跑起来，跑到汽车站那里站住了。很多人在那里等车，我不敢走上去，跑回去骑了车赶来，人已经不见了。我一直追下去，快到她家了，看见她在前面走。我骑上去把龙头一拐，拦住了她，喘气说：“怎么就不理我？”她不吭声，绕过我一直往前走。我又拦了她问：“天天在楼下喊你，听见没有？”她说：“都听见了。”我说：“好狠心啊，你！”她说：“是谁狠心？”我怔了说：“你这样对我！”她说：“你已经够了吧！”说着瞪我一眼。我惊呆了，发怔之间，她已经走了。
我也只好算了。春节那几天我心里很压抑，骑了车到江边去迎着北风吼几声。初四晚上，我鬼使神差又骑车去了。黑暗中我在楼下徘徊，也没有叫她，叫她也没有用，我只觉得这样离她近一点。我在冷风中瑟缩着，看见她家阳台上几个人出来放焰火。看不见人影，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范娟娟”有人伸了头出来看一下，等一会仍不见人下来。一会放焰火的人都进去了，我失望着昂了头呆望着上面，用口哨哆嗦地吹出费翔的“风啊风啊，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我看见又有人在阳台上探了一下头，我把那首歌反复地吹下去。最后我失望了，推了单车想走，浓黑中一条人影闪过来叫道：“高力伟。”我说：“明明，你到底还是下来了。”她说：“看你挺可怜的。”我说：“你倒是来可怜我了。”她不做声。我说：“我也不怪你，只想看看你就够了。你知道跟我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是不？”她说：“嗯。”我说：“你是对的，谁再痴心也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是不是？”她说：“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你上去吧，我看看你就够了，我走了。”冷不防她一把抱了我的腰说：“你别走。”哭了起来。我摸她脸上湿湿的一片。我扶她站好说：“明明，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不理我，我又想你，你理我，我又好怕，我怕自己会害了你。我不想骗你，要跟林思文分手，我也没有勇气。”她说：“我知道，这我早就知道了。”我说：“那我们还是做个朋友吧，真正的朋友。”她笑了说：“不可能！”我说：“以后叫我高老师，别叫高力伟。”她说：“让我试一试吧。”
以后她就叫我“高老师”我心里觉得可笑，太可笑了。但我又不敢笑出来，一笑就失去了必要的距离感。她眼中总是游动着一丝幽怨，使我不敢正视。这样过了几个月，我从北京签证回来，她晚上来看我，进了门问：“签到了没有？”我点点头。她说：“要到西方去了？”我说：“是。”她说：“好幸福啊，你，就要看到你的那个了，祝贺你啊，高力伟。”说话声音也变了，一手捂了眼睛，开了门就往外面跑。我在一条小路的树丛下追上她，抓住她的肩膀，她就蹲下来呜呜的哭。我蹲在她前面，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反复说：“明明，别哭好吗，咱们别哭好吗？”她呜咽着：“我还想着你会签不到呢。”我说：“别哭，怎么就哭了呢，我们不是说好是朋友吗？”她说；“那是骗自己的。”（以下略去50字）我们在树影下蹲下好久，最后她站起来一擦眼晴说：“高老师，我去了。”我说：“今天别叫我高老师。”她说：“就是，你就是。高老师，我这就说最后一声再见了。”我说：“我送你。”她说：“不要，我还是认得路的。”突然用力把我一推，朝大路上跑去。我看着她的身影在黑暗中晃动，渐渐消失，一拍脑袋想，这一次可真的完了。谁知在我离家的前夜，她又来了，进门说：“作为一个朋友，我想我还是该来送送你。”可说着就哭了。
三十四
思文要我写信给舒明明，我并不着急。当然我不能伤害了舒明明，我有我的办法。星期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思文说：“刚才威尔逊教授打了电话来，说历史系有你两封信。肯定是那个范娟娟写来的。”我说：“肯定是我家里写来的。范娟娟刚写了，怎么会又写？”她说：“你家里写信怎么不寄到这里？”我说：“那也可能我家里对我进行个别教育，你最好别看。”她说：“就算是你家里写的，明天我反正要到学校去，顺便去历史系帮你拿了好吧？”我说：“可以呀。”她说：“如果是那个范娟娟写来的，我可以拆开看吗？”我说：“那你要拆我有什么办法，你要做什么，什么时候我说不就不啦？”她说：“那你答应了，别说我私拆你的信。”我想那两封信可能有一封是舒明明写来的，也不会有什么新的秘密，她实在要看也只好让她看。我说：“最好你别拆我的信。”她说：“是你家里来的我就不拆。”我说：“都不应该拆。”她说：“你刚才答应了我，怎么又打反口。”我说：“你要拆我也没办法，我说最好是别拆。”她说：“反正你已经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她去学校，出门时说：“给那个人的信你写了没有？”我说：“我这就写，我上午就写，你中午回来检查。”她骑车去了。我想，那两封信还是别叫她看了为好。也骑了车往学校去。到历史系门口，我看见她的单车停在那里，心想，动作好快，我还以为她做了别的事才来拿呢。我把单车藏过一边，进了门从另一条过道包过去，看见她在往回走，一边在看信。我只好摇摇头，等她走了，骑车回家。
中午她从学校回来，问我：“给那个人的信写完了没有？”我说：“刚写了几句，下午再写。”她说：“好难写呀！”我说：“也容易呢。你上午去历史系拿信没有？忘记了就害得我下午又要去跑一趟。”她掏出两封信一扔说：“都是那个人写来的，热情很高啊。”我说：“那证明你丈夫还不是一堆狗屎。”我拿过那两封信说：“瞎想那么多，有什么秘密？”我把信抽出来，匆匆看一遍，内容和上次一样，口气却更急切，还说有别人在追求她了。我在电炉上把信连信封点火烧了说：“说了没什么就没什么。”她说：“她还在等你呢，等到十月份。”我说：“过几个月就回去，不可能吧，想那么多！”思文说：“打算怎么办？”我说：“写封信给她吧，要她等不是害了她？”她说：“这倒是句人话。你对那个人也要讲点良心。”吃了饭我从书本中翻了没写完的信给她看，她说：“把名字改了吧，范娟娟，哄谁呢。”我说：“改，改。其实我写信给她是用这个名字。”说着我把“范娟娟”几个字划掉，写上舒明明。又觉得不好，扯了一张纸重写。思文说：“来来去去用的都是化名，跟地下工作一样，搞的什么花样，捏白捣鬼！无赖！”我说：“总共三封信你都看到了，还有什么呢？别瞎猜猜，猜过来猜过去把没有的事无中生有都猜出来了，还以为我们怎么的呢。讨嫌！”她说：“别人讨你的爱，我讨你的嫌。其实你们怎么的，我也懒得猜，值得吗？你们爱怎么的就怎么的。你们的事不关我的事。”我说：“人嘴它妈的要那么厉害干什么？”她说：“你少骂人。”我说：“你天天骂我无赖骂了多少。”她说：“那是骂你吗？那你的意思是自己还不是无赖。”我点头说：“是无赖，是无赖。”我很快写一封信给她说：“你看可以不？”她看了说：“可以。”我说：“我没骂她你没意见吧？”她说：“好象我叫你骂人了？”我说：“你去发了吧。”她说：“你写信封。”我把信封写好了给她。她说：“就是这样？”我说：“是这样。”她说：“再检查一下看写错了没有？”我说：“不会错的。”她说：“检查一下地址什么的。”我心虚起来，硬了头皮说：“不会错的，我记得。”她把信往地毯上一丢说：“五号楼，哄谁去呢，你？”舒明明家是住三号楼，我故意写成了五号楼。我说：“记不清了，记得大概就是五号楼吧。”她说：“这么好记心的人，刻骨铭心的事都不记得？高力伟你太会装了！”她说着从书包里拿出几张复印纸说：“不骗你，今天连信带信封我都复印在这里，就是看你诚实不诚实！”
我站在那里呆了，她这一手我万没料到。我恼羞成怒说：“林思文，你好厉害！你以为厉害了对自己有好处！实话跟你说了，这样的信我不会写，你说怎么办呢，就怎么办！”她说：“倒是你不写呢，我也就算了，可你写了，你来这一套，我更怀疑你们了。”我说：“我写信给她本来只想说说自己的不愉快，也没想到她说等我一年。你看我这样一事无成，到十月份回去可能吗？到时候不就自然了结了，还要逼我写信，你知道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逼我做什么事。还把信复印了，好聪明个人！你越聪明就是越糊涂，越是被聪明给误了。”她说：“那我就该装个傻瓜，让你哄过来哄过去的！天下也有你这样的人，让我开了眼界！”我说：“那你是嫁给坏人了！”她说：“不能骗自己嫁了个好人。以前是听故事，现在是现实。”我说：“没有事的事都被你挑大了，屎不臭挑起臭！到时候就这样过去了不好些！”她说：“我倒是相信你十月份不会回去，那你更是害了那个人。过去的事也就算了，到现在你还不承认错误，到头来道理都还是你揽着！”我倒在床上不做声，她又说：“我自己在这里呆一年，心里好寂寞，这里男的多女的少，多少机会，我做过这样的事没有？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还是个女人呢。我总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两个人，我妈妈和你，把我放到心上。靠了这一点自我安慰，再寂寞再痛苦也熬过来了，好容易盼了你来，带给我的都是痛苦。早知道，你留在国内和那个人去扯我还好些。”她说着又带着哭声了。我心里内疚着，赌气不做声。她说：“我相信西方的原罪说，一个人不犯罪是没有犯罪的机会。街上的叫花子总不会犯这个错误。男人成功了就有了机会，怎么压也是压不住的，可怕。你还谈不上多么成功呢，也这样了。”我说：“原罪说只是针对男人的吗？”她说：“你嫌我能干，也亏了我还不那么傻。女人不能干点，自己挺不起来，只会被男人欺负。世界上的男人，有几个好的！”我说：“谢谢你还没把我排到倒数第一，除了那几个好的都是我的同志，我也不孤独了。”她说：“别跟我逗，你以为逗逗又含含糊糊拖过去了？”我说：“含糊什么！十月份我回不去，这肯定吧？回不去跟她就不可能有什么，这也肯定吧，这不就完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呢，你！”她说：“随你，你要跟那个人去结婚也随你去，对你，我也没那么多想法了。”又说：“碰了你这个鬼我只有两条路走。第一，──”我马上接口说：“第一，自杀；第二，──”她忍不住一笑，马上又沉了脸说：“谁跟你打哈哈！第一，无所谓；第二，自己也这样。”我说：“你绝对不会，林思文绝对不会的。”她“嘿”地笑一声。
对舒明明我真的没有承诺什么。到了加拿大我特别想念她，她的来信也使我感到惭愧感到不安。但我也并没有决心就收拾了东西回去。至少，我得到多伦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来一趟北美不容易，这我明白。回到龙－88，我给舒明明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很快就回去的可能性不大。发信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这样拖泥带水的，也不是个办法。把信放进邮筒，又抽了出来，反复三次，把信搁在邮筒口，站在那里把牙齿磨得霍霍的响，最后抱着试一试她的决心的想法，一跺脚把信扔了进去。